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 ‘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的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
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结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
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祆，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像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囚，已经和人类诀别，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
“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像。”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问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字之间，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像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
“×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 “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 “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
“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 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远去的白帆》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