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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盗御马 (一)

叶广芩Ctrl+D 收藏本站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丢失了“北京人”的身份。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 “打不散”、“压不夸”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去。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荡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饭食虽粗犷,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儿没咸一个跟头,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链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很快化作鼻涕繁衍在鼻腔,自责自己小资情调太重,真是应该下去好好改造的。看周围,许多知青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肉松和煮鸡蛋,这些我都没有,我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副铺盖和给知青发的一套藏蓝的棉袄棉裤。

席棚上贴着纸,写着“北京知青接待站”,当然是临时的,只要我们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来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事实也证明,自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我们从身份到归属,已经属于了黄土地,属于了陕西省。吃完饭换汽车,在敞篷解放车顶上,迎着西北的硬凤又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许多人围在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看我们,表情漠然,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三五个人在敲锣打鼓,一看便是受命于组织,没有激情,作为一种任务在完成,咚咚呛,咚咚呛,机械而单调。一条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到刘家河安家落户”的横幅,因为大风,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没了,意思只能猜测。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却说还要继续前行,于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驴车上,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要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插队的点儿–后顺沟。

天快黑了,我跟在车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脚踩在泥泞不堪的黄土路上,心里一片迷茫,往前看是黄土,回头看还是黄土,左边右边依旧是黄土,太阳已经沉到西边黄土里头,离家越来越远了,我知道了中国还有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些无边无尽的黄土都是从哪儿来的?小时候用模子扣泥饽饽,那黄土还要老七到北京黄土岗去买,北京的黄土岗不光出黄土,还出鲜花,崇文门同仁医院对面有黄土岗专门的花店……

前面驴车上有我的行李卷,塑料单子包裹的一个小花被和一 床薄薄的褥子,行李卷捆得很结实,透过淡黄的塑料布能看见被子上细碎的花朵,那花朵如同眼前的黄土一样,越看越觉得陌生。随着车的颠簸,行李卷左右晃动,有几次要滚下车来,被赶车的推了上去。赶车的是个年轻人,是后顺沟的队长,自我介绍说叫发财。发财这个名字很坦率,很直接,我一下就记住了。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拿发财的名字开玩笑,发财也不恼,拍着驴屁股跟着大伙一块儿傻乐。

在众多的行李中,我的行李卷是最小、最简单的,跟其他人巨大的行李,笨重的木箱、纸箱相比,有些寒碜。在接到上山下乡通知第三天,家被封了,是因为我们家去了台湾的中统老大,我的大哥在那边发表了一个什么声明,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连累了我以上的所有哥哥姐姐,突然的,房门被贴了封条,别说被褥,我连自己的内衣内裤也没能拿出来。我坐在院里发呆,房门虽然只是被一张纸条阻拦着,我却没有勇气揭起它,走进去。前边的敬老院,夕阳下,几个老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大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他们每日的功课,唱过之后就可以吃晚饭了。苍老的,不齐整的歌声传到后院,让我更加想念父亲和母亲,不能哭,怕谁进院里撞见,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抬头望着老榆树干枯的枝,让眼泪在冬日的风里干去。

天黑的时候大秀来了,她听说了我要走的事情,什么也没说,牵着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手里攥着北京的户口迁出证明)把我接到六条她的家里。大秀的生活不富裕,因为“文革”,北京的补花属于“四旧”,已经停产,大秀靠什么生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昏黄的15度灯泡下,她给我包了一顿羊肉白菜馅饺子。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一顿饺子不亚于今日的一顿盛宴,让我感念至今。大秀遵循北京上马饺子下马面的老礼儿,为明天就要出发的我发脚!

张安达的女儿张玉秀下班过来,送了我一块漂亮的塑料单子,说在农村可以隔潮……那是张安达死后我第一次见到她,个头不高,跟她的母亲一样,长得不怎么样。当售货员的她,有条件给她的父亲买一双时髦的塑料底毛窝,自然也有条件给我买一块别人搞不到的塑料布。张玉秀搁下东西就走了,临走留下她的地址,说缺什么就写信,别委屈了自个儿。

看到我眼泪汪汪的模样,大秀说,一切都过去了,四爷跟四太太走得那么平静,这也是他们的福分。别再想了,出门在外,得学会自个照顾自个,无论遇到什么,都得兜得住,别动不动就翻腾心思,从今往后你就是个新丫丫,莫姜能当卖花生仁的,你就能当个简单的高中毕业生。到了乡下,除非你自己不说,没人能知道这边的事。

依着大秀的交代,我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将和戏楼胡同的一切划一道深深的沟。

我泪如泉涌。

大秀说,走之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把淹在心里的眼泪都倒出来,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笑模样对人,别动辄就变脸。

大秀在此刻代替了母亲的角色。

我告诉大秀,我在屋门封条之外加了两把锁,钥匙交给她保存,我坚信,叶家的老七总有出牛棚的一天,西偏院被赶回天津乡下的老姐夫总有回来的时候……

离开北京,等于我是从七舅爷家里走的。

跟着驴车走呀走呀,走得筋疲力尽,远远地看见土崖顶上站着一排人,穿着肥大的棉袄棉裤,抄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那些人的脚下是一排窟窿–窑洞。

年轻的队长说,后顺沟到了。

后顺沟,一个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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