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说，那时候O在哪儿？
Z9岁的时候，O大约4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人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
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
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30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30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
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4岁的O
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作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
以计
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凭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
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
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
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
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9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
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去了？”Z
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嘛，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
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9
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9
岁的Z
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
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9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
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桔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嘛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澹？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9
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9
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衍。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了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
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
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杏杏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
设想中。
1998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40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1978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40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40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40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
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亲。我借助Z和Z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她们了，“下一次再带上她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40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40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48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40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3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3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3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叭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
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的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
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
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入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渺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Ｚ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
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
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
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
、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
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7
天，看见而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
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
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
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
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