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扭亮了灯，昏黄的灯光让人打不起精神。老板娘走近录音机，但偷看一眼她的儿子，踌躇片刻，又战战兢兢地走开。
天黑起来的时候，往山里去的路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人站起来，依次出门，打算进山去。男孩从望远镜中看他们怎样走出去，看店门在他们身后怎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看风怎样把碎雪从门隙间吹进来并且在门前化成水。男孩看见东南角上的那个女人还在，望远镜从那儿走一条对角线，男孩看见西北角里的那个男人也没走。
老板娘思虑良久，对男孩说：“我出去看看，不知你爸爸到底哪儿去了。”她看看角落里的两个人，把话甩给他们听，“我不会走远，我就到门前的大路上，绝不走远。”
“一、二、三。”男孩子把他自己也数进去，店堂里连他总共剩下三个人。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到：东南角的女人终于向西北角走去。
男孩看到：她走到西北角那个男人近旁停下脚步，站着，一言不发。
男孩看到。男人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转过脸来，望着女人。
窗外一团漆黑，风声压倒一切。
男孩听见女人说：“这么久，你还没有认出我吗？”
男孩听见男人并不回答。男孩看见，男人的眼睛里和女人的眼睛里，都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涌起，涌得厚厚的。
男孩悄悄溜进柜台，按响了录音机，躲在柜台后面。窗外，漆黑的雪地上走过漆黑的风声。然后是一把吉他，一把要命的吉他，响起来，颤抖着响起来……仿佛在那颤抖的琴声前面和后面，都有着悠久的时间。男孩像那琴声一样，颤抖着，蹲下，把双膝紧紧抱在怀里。
很久很久，男孩听见那女人对那男人说：“我等你，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
局部
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也没放弃找我。
我知道早晚他们会找到我。他们找到我就是把我杀了，说实在的，我嘛，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换了我是他们我又能怎么办呢？杀一个叛徒不像杀一个别的什么，无论怎么讲，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我是个叛徒。叛徒，我看不用再怎么解释了，叛徒这两个字家喻户晓。
不不，不是冤案。可能有些“叛徒”是冤案，我不是，真的我不是。没人冤我，没有，真没有。我真是叛徒，不骗你。唉——，但愿还能有人信我的话，我希望不要因为我曾经是个叛徒，就再也没人肯相信我。相信我，至少我不是无赖。我认帐。我罪恶深重我死有余辜，我都承认。我干过的事我一件都不抵赖。不翻案，我不翻案。
当然，也翻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该平反的平反，该翻案的翻案，我不浑水摸鱼；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世上确实有冤狱，也确实有真正的叛徒，实事求是。从小，母亲，还有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了至少作一个诚实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实事求是。那时候，每逢过年，父亲给我买一些烟花爆竹，母亲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伸手去接，他们先不给我，他们先问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说是。他们说：再想一想，要实事求是。我再想一下，说是，或者说不是但明年我会是的，然后父母才把那些过年的礼物送到我手里。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宽恕。
自打我成了叛徒，多少年来——多少年了？有一万年了吧？——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剩下实事求是能让我保存住一点点良心了，也是我唯一的赎罪方式。只有这样，我偶尔才能睡一宿好觉；才能在夜深人静却无法入睡的时候喝杯酒，指望随后可以梦见那些唾弃了我却总让我想念的人；才能在每年的清明，为我的父母和被我所害的人烧几张纸；才能稍稍地舒一口气，才能活下去。
够多滑稽是不是？总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的一切罪恶就出在这儿：贪生怕死。
照理说，我还活的什么呢？
有很多年，我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隐姓埋名怕有人认出我，怕他们找到我。想象他们找到我的情景，比想象他们怎样处决我，还可怕。与其让自己人把我处死，真不如当初死在敌人手里。当然，他们早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了。我不敢想象怎么面对他们，我不敢想象在哪一年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们忽然找到我。但是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我都强迫着作这样的想象。一种强迫症。理智上并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不想，或者，应该去死。清醒起来，我知道我不如尽快去死，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早晚还不是一样？那么麻烦别人倒不如自己干还要光彩些。让自己人——我是说让那么多好人——恨着骂着、蔑视、唾弃然后把你找到，就像找一只史前动物那样惊异于你怎么还能活着，与其这样，真不如自己知趣早早地去死了吧。活得没有一点让人看得起的地方，就不能死得勇敢一点至少爽快一点么？想是想得挺好，可一着手去做我就又害怕了，下不去手，自己下不了自己的手。刀子、绳子、河边、楼顶、毒药……办法是不少，决心也不小，关键是得真干哪。真要去干了这才看出我是个天铸地造的叛徒胚——贪生怕死，禀性难移。一个人像我这么怕死真是无可救药了，活到我这个份上还怕死，真让人失望。你有多怕死你就有多愚蠢，这是说我。人的怕死和人的愚蠢，你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是指我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废物。好人们看我活得就像条狗。我自己最明白，我活得未必比得上一条狗。我的那条狗活得比我有道理。我到这大山里来之后养了一条狗，我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然后在这片大山里住下了，养了条狗，它活得比我有用比我自信。它无条件地跟着我，除了春天它不知跑到哪儿去风一阵子它从不离开我，它除了离不开我就只醉心于那片大山，它每天望着四周的大山玩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活得坦然自在。唉，但愿来生吧。但愿那时我能做到宁死不屈，但愿来生我能有这样的品质，能够那么勇敢和那么明智。宁死不屈，确确实实是明智的：死了，是无比的光荣，没死呢，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自己也更信任自己，自己也更看得起自己。关键是你得经得住打，经得住各种刑法的折磨，不怕死。
那座城市，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去过了。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又在那儿成了叛徒。自从我成了叛徒逃出那座城市，很多很多年里我没有回去过一次。起初我是觉得没脸见人，没有比叛徒更卑鄙更丑恶的东西了；我从小就知道，谁都是从小就知道。尔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不会饶过我，他们必定在全力寻找我，在没有证据说明我已经死了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这样的努力。这是对的，这完全应该理解：当然不能让一个出卖了别人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人，就这么逍遥法外。我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的原因还在于，我不想触景生情又回忆起我被敌人抓住、以及此后种种可怕的情形。我一心想到大山里去，到深山野林里去，越是荒凉偏僻越是人迹罕至越是交通闭塞风气不开，越好，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了此一生。我以为这样就能把一切都忘掉，把善与恶都忘掉，把所有的人都忘掉包括把自己也忘掉，统统忘掉。
事实上这办不到。除非去死，你什么也忘不了。良心的规则跟下棋的规则类似，即便是棋错一步满盘皆输。那你也不能悔棋。然而生命的规则却又不同于下棋，生命已经被开垦过了，除非去死你不可能重来一盘。可我正是因为怕死才成了叛徒的呀。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你要是看重良心你就别怕死，你要是怕死你就别在乎良心。可是，你又牵挂着良心又舍不得性命，我是说我，像我这样的人可还有什么出路么？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敌人把我抓住，先是劝导我，说我年轻无知受了人家的骗。实事求是地说，那阵子我表现得很像回事。我驳斥敌人，历数他们的罪行，揭穿他们的谎言，以严谨而且精彩的逻辑证明他们的虚伪，我那时生气勃勃才思敏捷滔滔不绝——可不像现在这么没用，质问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好歹我这一辈子也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过那么一回。那感觉真不错，觉得自己是那么崇高，真是一种幸福。我想，我那时看上去一定是非常勇敢。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想我有幸能够勇敢了那么一阵子，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坚信我的信仰是对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或许有必要把叛徒的概念界定一下：一种情况是，经过劝导，你真的相信是你错了，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骗，于是你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你不应该算叛徒，你只是改变信仰罢了，信仰和改变信仰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吗？另一种情况是，敌人，譬如说用高官用金钱或用美色来引诱你，于是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依我看你也不是叛徒。因为这说明你原来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你只不过是找错了升官发财和享乐的途径，你本来就是个利禄熏心贪图享乐的人，现在你只是调整了你的经营方式你并没有背叛你的初衷。再一种情况也就是我的情况，我一点不怀疑我的信仰，我懂得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可是，在死的威胁下我放弃了它，背叛了它，为了活命我出卖了它，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铁案如山。
劝导无效，他们就打我。我是说敌人。敌人开始打我，给我用刑。
我不想说这些事，不想说那些细节。残酷残酷，无非是说那些刑法有多么残酷，说这些干嘛？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管多么残酷，不是有人挺住了吗？那就是说人是可以挺得住的。人折磨人的方法，和人经受折磨的能力，都是能让人自己为之震惊的。我不想说那细节还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场面太让人觉得屈辱。他们就像揍一条畜牲那么揍你，就像打一只苍蝇那样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你，就像摔一堆破盆子烂罐子没头没脑地把你摔来摔去，就像猫摆弄一只耗子，他们一踹就把你踹得跪在地上，你好不容易又站起来那好他们再踹再把你踹得趴下。你别指望还能保持什么尊严，他们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东一鞭子西一棍子，接得你满地乱滚，浑身是土是汗，满脸是血是泥，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别相信电影里那些有分有寸的拍摄，你的衣裳不可能只是在肩膀上或后背上撕破那么一小块，你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儿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他们就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你想想看那原本可是为了做爱的呀。这时候，你要是还能相信，你是人，说实在的，那也就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时候，你要是还清醒，你会觉得以往的人间很可能全是幻觉，什么上学啦你要衣着整洁尊师爱友那些小时候的事，后来长大了又是什么要注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要尊重别人也要自尊，什么文明礼貌什么文雅潇洒风度翩翩什么讲究卫生注意营养还有什么什么——碰破块皮还要小心翼翼地上一点药？那全是假的，全是幻觉，是梦要么就是谣言。人哪，真是神秘真是不可思议，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你是在梦里还是从梦里醒来了，你在梦里是不是也可以再做梦呢？你醒来了是不是还可以再醒来呢？别再说这些事了，我怕我又糊涂了，又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了。我一度精神不大正常。我老是得不时地这么掐一掐自己的大腿，感觉一下疼不疼，等一等看，会不会又醒过来。习惯了，其实没用。
我说我精神一度不大正常没别的意思。我不要求宽恕。请相信我。
其实在梦里你也能想起来掐一掐自己的大腿，你也能有疼的感觉，于是你欣喜若狂以为这一回不是梦了，可这么一欣喜若狂那才妙呢，忽悠一下你就醒了。有一回，我梦见我爱过的那个女人在大山脚下的那个小湖边把我找到了。我的那条狗把她领来，把我找到了。湖水清洌，波光潋滟，小时候读过的那篇古文中怎么说的？“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山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数百头，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尔远逝，往来翕忽……”正是那样。绿草茵茵，山青水碧，轻风徐徐，树影婆娑，正是这样。湖岸上，她向我走来。我那条狗走在她前面，想必是它领她来的。她走到我跟前沉默着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她含着泪对我说：“你不是叛徒，真的你不是，你弄错了。”可我干过的那些事呢？“那是假的，”她说，“那是梦，是你做过的一个梦。”可我怎么才能知道现在这不是梦呢？她叹一口气：“你看。”她让我看她身上那件碎花的旗袍。细细碎碎的小花真真切切，一团团一片片都带着她的体温和汗香，连贴边上密密的针脚我都一一看过。这是真的？这真是真的？她擦去泪水，微笑着：“你真是梦怕了。”我仍然不敢相信，就掐着自己的大腿，围着那片湖水满腹狐疑地走。她跟在我身后，说：“跟我回家吧，回太平桥去。”她这么一说，我想我倒得先验证一下她是否真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我猛地转回身问她：“你还是在太平桥经营着那个小酒吧？”她点点头说：“这么久你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低头想了一会儿，心里盘盘绕绕的有点糊涂。她又说：“不信你看呀。”我寻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见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他们毫无恶意毫无轻蔑毫无仇恨地望着我，他们有说有笑互相随随便便地交谈着向我走来。真的这回真是真的啦我想，我再把他们—一从头到脚看个仔细，抓住他们的手抓住他们的胳膊抓住他们的衣襟这回错不了啦我想，这回到底是真的了我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他们也都说。“回家吧，”他们说，“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就在那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痛痛快快地哭。我那条狗蹲在我身旁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嗓子里哼哼卿卿的，眼神也是那么又悲又喜似的，我想这还会错吗？我哭了又哭心里那个舒坦、那个轻松、那个庆幸、那个高兴哪……然后忽悠一下，醒了。还是醒了。就这么忽悠一下，睁开了眼，非常简单。
忽悠一下。一秒钟都没用。
甭提有多简单了。
醒了，还是那条结结实实的炕，还是那间空空落落的屋子，还是我，一个人，后窗外是那片湖，一片白，远处是大山，白茫茫天地一色，下雪了，下了一宿大雪这会儿已经停了，太阳出来，雪地上和山谷里，飘浮起空蒙寂寥的光芒。有个孩子的声音，也许一个也许几个，在说歌谣：一一、一二三，打江山；二二、二三四，写大字；三三、三四五，烤白薯；四四、四五六，亲骨肉；五五、五六七，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捡个骡子当马骑！童谣，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阳光照进屋里，门前两棵老树，树干的影子倒进来，斜着，把屋子分开成三块；早晨是西边的一块最小，中午有那么一会儿三块一样大，然后树影继续移动、延长，傍晚时东边的一块最小，越来越小变红变暗，每天都是这样。我的那条狗卧在院前，卧在两棵老树之间，每天都这样。它不叫，它已经老了，很少有什么事还能让它大惊小怪。并没有院墙，一直可以望到大山，四周连绵不断的大山，没有公路通到这儿。太阳东山出，西山落，每天这样。月亮圆了，月亮缺了，月影走过湖面，月月如此。那片湖并不大，几十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那样。山绿了山又黄了，湖水封冻了，湖水融化了，年年如此。沿湖岸，错错落落十几户人家，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祖祖辈辈就这样。
说实在的，严刑拷打我还是经受住了不少，有个把月我什么都没说。实事求是，我不是想要求宽恕。可是慢慢我明白了，就这么打下去非把我打死不可。最后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我招供；要么我以后的日子就只剩了坐牢和挨打，不打死我就不算完。敌人明确地说：“你别以为我们不敢打死你，你不算个什么重要人物。”这下我害怕了，我相信他们会的，会打死我，我无足重轻。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死我就害怕了。只知道这一害怕，把我全毁了。
越害怕就越害怕，越想越怕。
我那时候21岁。我躺在牢房里越想越委屈，就这么就完啦？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梦想令人激动的种种梦想，长大吧快点长大吧一天天盼着长大去实现那些梦想，终于长大了接近那些期待了，按捺不住的期待眼看着就来了……然后忽悠一下就这么全完了？再也没有了再也不可能有了？黑暗，无穷无尽的黑暗、虚无、无着无落，噢天哪那是什么？也许连黑暗连虚无都没有，那会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谁都没有，自己也没有，没人知道你到哪儿去了，你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什么也没有死啦，什么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也干不了，死了……这时候我才懂了活着有多么好，我才发现我是多么想活。
小时候，我这么想象过一回死，想到最后我赶紧跑到母亲身边偎依在母亲怀里：“妈，我害怕。”父亲走过来问我：“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不回答，母亲搂住我我觉得安全了。我问母亲：“妈，死疼吗？”母亲愣一下，望望窗外，把我搂得更紧些，说：“想那个干嘛，那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我想是呀还早着呢，还有好多好多年呢，这样，很快我就不去想它了。
可现在，死这么快就来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才21岁。我躺在牢房里委委屈屈地哭起来，一边哭我一边想到我甚至还没结过婚呢。我爱着一个女人，就是我梦见在湖边把我找到的那个女人。事实上，我还没来得及对她说过什么。我有把握她对我印象不错。在漆黑的牢房里我肆无忌惮地哭着，想着，越想越相信她对我印象不错，要是我对她表白她不会拒绝我。我真后悔为什么我早点没对她说，有什么可不敢对她说的呢，要是我知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我一定敢对她说。至少她不会一下子就拒绝我。有一次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她一定要挨着我坐，那不像是偶然的。人多，坐得很挤，我们俩几乎是紧挨着了，我先还尽量躲开一点，后来我发现她并不躲，好吧我也不躲试试看，结果我不躲她也没躲，那不像是无意的。我永远都记得她的体温和汗香。那一天有点让我神魂颠倒，夜里想起来觉得很紧张。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很文雅，不不绝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现她很美，不是漂亮而是美，很美，而且很文雅。她年龄比我大，这并不重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长途汽车上，汽车在半路停下来，下着大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汽车都停下来。旅客们都到路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去。咖啡店很小，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上帝的安排只有我和她没有座位。有一扇后窗，很高，很窄，窗台却很宽。我把咖啡放在窗台上。她走过来也把咖啡放在窗台上。雨很大，窗外是茫茫雨雾和隆隆的雷声。我和她站在后窗前，上帝的安排，我们必然要互相说些话。雨一直没停，前面的交通故障一直到天快黑时才排除，上帝的安排，我们俩先是站在后窗前，后来就轮流着在窗台上坐一会儿。她很美，很有文化很有思想，很有修养，又很有激情性格很开朗。我呢，我那时才思敏捷自命不凡，不管什么事一点就通，不仅理解得快还能加以引申，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凭着机智总能跟上她的思路。她坐在窗台上。她身后的玻璃上，雨水一层层抖开、一浪一浪地铺落，闪电不时照亮那面玻璃，照亮她和我。我对她一见钟情。雷声雨声一刻都不减弱，为了听清我的话或是为了让我听清她的话，她一次又一次把头凑近我，我感到了她的呼吸，甚至听见唾液在她喉咙里纤柔地滚动。渐渐地，我头一次感到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才学疏浅却还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真是可怜可笑。不过看来她挺喜欢我。天黑前我们成了朋友，我胆怯地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她说，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正是她的引领和介绍，使我找到了我信奉的终生的理想……不不，是信而未奉，我是个叛徒。
有一回我到她的住处去。
晚上，她正在浴室里。她在浴室里喊：“请进！”
她在浴室里说：“你先在客厅里等一下。”水声，喷洒溅落的水声。她说：“你坐，我马上就好了。”
我坐下。水声不断。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使我想人非非。那浴室的六面想必都应该是墨绿色的，墨绿的和雪白的，都挂了晶莹的水滴，灯光在水雾中尤其飘幻宁和，深暗的影子摇动着那墨绿的，和勾画出雪白的……我觉得身体里和灵魂里都一阵阵颤抖，慌忙地抽烟、看报纸，然后不得不跑到阳台上去，努力驱除对那色彩和对那些水声的渴望。我躺在昏暗的牢房里，铁窗外有几盏星光，心里又翻动起那样的渴望。“喂，你干嘛呢一个人在阳台上？进来。”水声停了，她从浴室里出来，头发还是湿的，穿一件紫红色睡袍。她舒舒坦坦地坐下，散散漫漫地跟我谈话。我想，对啦，应该是紫红的，紫红的和雪白的，我眼前便出现那样的画面：紫红的、静的、浑然缥缈的，和雪白的。动的、真实的鲜活……。我害怕我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亵渎。“喂你怎么走哇？”我走了。我这辈子，什么都让这“害怕”二字给毁了。我成年累月地渴望那水声和那水声停下来的时刻，想象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躺在清冷的牢房里，晨鸟开始啼鸣，我知道如果不招供我也许都活不到夜鸟归巢的时候，我将死去，我将没有结过婚就死去，我将没有感受过女人就这么死去，我将没能对我所爱的女人表明我的心意就死去，永恒的黑暗和无边无际的虚无那是什么？天哪，那些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
第二天敌人再拷打我，那些刑具一摆出来我就哭了。这一下全完了，这是我毁灭的开始。这一下敌人知道他们很快就要赢了。他们更加自信了：就这么打下去，变本加厉地打，打下去，用不了很久他们就要赢了。果然，我没能让他们失望，就这样。
我只想到，我要是就那么死了我就再不可能得到她了。我竟然没想到，我叛变了我也一样不可能得到她了。事实上，当我疏忽大意地在那趟车上胡言乱语让敌人盯了梢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注定了。当我走进那家小饭馆，还是那么放松着警惕，自命不凡地跟一群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一切就都安排定了，我已经再不可能得到她了。
敌人把我放出来的那天我才明白这一点。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看样子就要有一场大雪。我听见路上的人说，就快要过年了。敌人把我人狱时的那个大背包还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点钱，我买了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心想快过年了，回家去应该给父母买些年货。买了，这才想起父母每年都要问我的话，“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虽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21年中这已成为父母向我祝贺新年的习惯。我这才想起我是不能回家了。
我出了城，无目的地沿着公路走。天快黑时下起雪来。
我独自在大雪中走了一夜，并不考虑方向。从我被敌人抓住二的那一刻始，一切就都晚了，我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家了。也许这件事决定得还要更早些。在我还没有看出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在我还没来得及改掉自命不凡的坏习惯就有了自己的信仰之时，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公路上有了汽车。我用尽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车票。售票的老头问：“去哪儿？”无所谓去哪儿，我想，越远越好。
我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呆过几年，在那儿伐木。我到过南方的海岛，打过几年鱼。我还到过西北，黄土高原，贩过几年盐和牛。我跟着一个江湖医生学了些医道，先只是为了自己的保健（我一度病得厉害差点死在滇西的一个小寨子里），后来也给别人治治病，要一口饭钱，不多要，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闲了闷了或是病倒在床上了，时间多得打发不完，我就读读医书，也读史书，什么书都读、找见了就读，并无计划，也无章法，不过是一种消磨光阴的方式。有《四郎探母》那么一出戏，我看了那么多书，只在那个戏本上发现有人给过叛徒一点儿同情。当然那不是一本好书。我这么说可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过了，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四郎虽也是贪生怕死，但他没出卖过别人。我山南海北地走了好多年，还是想念家乡，就又回来，在离那座城市几百里外的大山里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