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乐趣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主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于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辛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是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于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弈棋、沐浴、闲聊、蓄鸟、午睡、大吃二喝、行酒令、看手相、谈狐狸精、听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腕、腌萝卜、转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观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尽管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们总是脾气很坏，悲观厌世，失去了一切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亲切、和蔼、活泼、愉快的性格，少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昔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籍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杰出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绪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部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32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物，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草，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这种温和的精神在《水浒传》的序言里表述得最为明显，这篇序文伪托给该书作者，实乃17世纪一位批评家金圣叹所作。这篇序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中国小品文的最佳典范，读起来像是一篇专论“悠闲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说的序言。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她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女人和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洒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末，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17世纪）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生活艺术的透彻见解，这也是中国精神的本质。
李笠翁在对花草树木及其欣赏艺术作了认真细致而充满人情味的研究之后，对柳树作了如下论述：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乌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直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以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婢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见解：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今试取鲜衣一袭，今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编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儿与面色为仇乎？……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追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
李笠翁接下去讨论了黑色的伟大价值。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它是多么适合于各种年龄、各种肤色，在穷人可以久穿而不显其脏，在宫人则可在里面穿着美丽的色彩，一旦有风干吹，里面的色彩便可显露出来，留给人们很大的想象余地。
此外，在“睡”这一节里，有一段漂亮的文字论述午睡的艺术。
然而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啿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倦抛书午梦长”一句。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只有当人类了解并实行了李笠翁所描写的那种睡眠的艺术，人类才可以说自己是真正开化的、文明的人类。
住宅与庭园
中国建筑的某些原则，已经在前面“建筑”一节中大致探讨过了。不过，中国的住宅与庭园有其更为错综复杂的一面，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原则在这里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住宅与庭园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可以从“园宅”一词找到根据。一座住宅和一个庭园，如果还是一幢方方正正的建筑，四周有一块平整的网球场，那末，这所住宅和庭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庭园”的“园”字在这儿并非指一块草地或一些几何形花床，而是指一块能供种菜，种果树，能坐在树荫下乘凉的地方。在中国人“家”的概念中，要有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块放养家禽的场地，还有几棵柿树枣树，都要安置在一个宽敞的空间里。在古代的中国，正如在所有的农业文明国家一样，由于有了一个宽敞的空间，住宅本身在园宅的总体设计中，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人类文明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使得空间这样的东西变得非普通人所能拥有，所能享受了。我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以至于一个人只要拥有一亩像样的草地，在其中挖一个五英尺见方的池塘，喂养几条金鱼，再堆上一座连蚂蚁也只需五分钟就能爬到顶的假山，只要有这些东西，他就沾沾自喜了。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家”的概念，再也没有一块空地供孩子们捉蟋蟀，以使他们即便全身弄脏也满心欢喜。相反，我们的住宅实际上变成了鸽子窝，还美其名曰：“单元公寓”，我们所说的家也只是由一些电钮、开关、衣橱、橡皮垫子、锁孔、电线以及防盗铃所组成的东西。没有阁楼，没有灰尘，也没有蜘蛛。我们大大地曲解了住宅这个概念，以至于一些西方人士会自傲于他们的睡床原来就是白天的沙发这一事实，并在亲友面前夸耀，使大家对现代技术的文明程度感到惊异。现代精神上的家已被瓦解，因为物质上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爱德华。萨丕尔业已指出的那样，人们搬进了三间一套的单元，奇怪为什么老也不能把孩子们圈在家里。
中国乡村里的普通穷人所拥有的空间也要比纽约的大学教授大得多。但中国人也有住在城市里的，却并非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巨大的庭园。所谓艺术，就是如何利用于中有限的东西而又能让人类的想象力有发挥的余地，以打破空白的墙壁和狭小的后花园的单调无味。《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18世纪末），在这本反映了中国文化最佳精神的小巧玲戏的书本里为我们构画出一个穷书生是如何想方设法要布置一个漂亮的家的故事。从中国建筑的不规则原理出发，我们以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发展了一种或藏而不露，或异军突起的原则。它既可以使宫人家的别墅有无穷的变化，又可以使穷书生的住宅有变化的无穷。在《浮生六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这个原理的重要论述。据作者说，我们只要遵照这个公式行事，就可以把一个即使是较为贫寒的书生的住宅布置得美观大方，令人满意。这个原理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沈复写道：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问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欲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培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乔寓扬州时，曾仿比法，屋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日：“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欤？
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两个天真的人物，一个是穷秀才，一个是他那富有艺术气质的妻子，看他们是怎样在贫困愁苦的生活中吮吸最后一滴幸福生活的甘露，却又总是提心吊胆，唯恐为造物主所妒恨，唯恐自己的幸福生活不会长久：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搂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懿岩凹凸，若临江石矶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莺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莺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臼相间，神游其中，如登篷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私人住宅与公共建筑的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什么风格与特点，在它身上花去了多少时间与心血。住宅的布置与室内装饰，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从建筑师或第一流的公司那里购到的，只有当闲情逸致和柔情蜜意存在之时，家居生活才能成为一种艺术和享受。无论沈复还是李笠翁，两人对生活中的繁琐小事，桩桩件件，都充满怜爱之情，教给我们许多巧妙的技艺，如何栽花养草，如何布置盆景，如何利用庭园，如何美饰姿容，以及如何安排窗户的朝向，使你一推开窗户就能看到一幅可以人画的图景。他们还教我们有关画轴的悬挂和桌椅的陈设等知识。李笠翁还发明了一种暖椅，可供冬天用炭火烘烤暖足。我们在这儿显然不可能详细叙述这些内部陈设的所有细节，但可以总括一句，一切庭园和书斋的安置，瓶花的陈设，都以简洁优雅为基本标准。许多文人书斋的位置都可以使人一推开窗就看到一个小巧清静的庭园，洋溢着幽静的气氛。在小庭园的中央，矗立着两三块峭骨嶙峋、错落有致的假山石，满布着海浪冲击过的痕迹，或者看去就像珍奇的树根化石。此外还有一小丛线条纤细的竹子，十分惹人喜爱。也许墙上还有一个扇形的窗户，用竹子状的琉璃瓦做框子，约略地暗示出窗外有麦田和农舍，有另一个世界存在。
沈复为穷书生的狭小住宅设计所提出的，我们称之为“异军突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大户人家的花园设计，英语的“garden”（花园）与汉语的“园”字，含义大相径庭。“Garden”中要有一个草坪，有各种花卉，而这一切都过于整洁，过于拘谨，过于规范，不适合中国人的趣味。中国的“园”字给人的第一印象，首先是一个视野开阔的风景，安排巧妙，匠心独运，也许要胜过天工，但仍保留着天然的韵味：有树，有假山，有小桥，有流水，有轻舟，有一畦草地，还有几株果树和几丛花卉。点缀在这自然风景中的一些人工建筑、桥梁、亭台、弯弯曲曲的长廊、高低错落的假山和流线形的飞檐，都完美地溶进了风景之中，与之浑然一体。没有整齐的篱栅，没有修剪成圆锥形或圆形的树木，没有对称的大树列队街道两旁，好似两军对峙一般，也没有笔直的人行道——没有这一切模式，没有这一切把凡尔赛弄得让中国人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非常拙劣的因素。在中国的花园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弯曲、参差、掩映和暗示。
没有一所中国的住宅容许外面的人从大铁门缝里看到屋前长长的车道，因为这与中国建筑掩映的原则相悻。从大门往里看，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一座假山，里面地域究竟多么开阔，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进门之后，我们被一步一步地带入了一个个更为新奇、更为宏大的景观中去，我们处在接连不断的好奇与惊喜之中。这是因为我们要以小见大，以大见小。我们很少有一览而得鸟瞰全景的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人们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中国花园的特点是有意识的错综纷乱，仅此一点便使人感到这个庭院是无穷地大，至少要比实际的大一些。
一个满腹经纶而又家道殷厚的文人在设计他的花园时，甚至可以达到近乎宗教狂热和神圣虔诚的意境。祁彪佳（1603～1645）的论述很有趣地表达了这种心境：
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极而止，客有指点之者，某可亭，某可柑。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以徘徊数回，不觉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树，果有不可无者。前役未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灯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得促之跬步，祁寒盛暑，体栗汗浃，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疤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矛亦病而愈，愈而复病，此开园之痴癖也。……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纤广不一，其彤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澜，大抵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
和谐一致、参差不齐、出人意料、影影绰绰以及含蓄回味——这些是中国亭园设计的部分原理，也是中国其他艺术所遵崇的一贯原理。
饮食
你们吃什么？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答之，凡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忠于爱好，我们吃螃蟹：由于必要。我们又常吃草根，经济上的需要是我们发明新食品之母，我们的人口大多，而饥荒又过于普遍，不得不吃可以到手的任何东西。于是，以下事实便非常合乎情理：在实实在在地品尝了一切可吃的东西之后，像科学或医学上的许多发现都是出于偶然一样，我们也可能有意外的发现。比如，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具有神奇的滋补健身效用的人参，我本人愿意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它是人类所知具有长效的最具滋养价值的补剂，它对身体的作用来得既缓慢又温和。撇开这种在医药或烹任上都有重要意义的偶然发现不论，毋庸置疑，我们也是地球上唯一无所不吃的动物。只要我们的牙齿还没掉光，我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科医生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具有最为坚固的优良牙齿。厥然我们有天赐的一口好牙，且又受着饥荒的逼迫，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可以在民族生活的某一夭发现炒甲虫和油炸蜂蛹是美味佳肴。我们唯一没有发现也不会去吃的食品是奶酪。蒙古人没法开导我们去吃，欧洲人的劝说也未必见得会奏效。
在食品问题上，运用逻辑推理是行不通的。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大西洋两岸，两种水生贝壳都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的蛤——海螂，另一种是可吃的贻贝类，紫壳菜。这两种软体动物生在大西洋两岸，但种类相同。据查尔斯。汤森德博士的权威著作（载《科学学刊》scientific Monthly1928.7）所述，欧洲兴吃贻贝，而不兴吃蛤子；在美洲，情形恰恰相反。汤森德博士还提到，比目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的，而纽芬兰的乡下人则认为这种东西“不宜食用”。我们像欧洲人一样吃贻贝，像美国人一样吃蛤子，但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生吃牡蛎。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信服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的故事传播起来要比吃鸡肉的故事快得多，但事实上我们吃过的鸡要比白人多且更有味。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一件稀罕事儿。
我们只能说，中国人的趣味十分广泛，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可以从中国人的饭桌上取走任何品种的食物去品尝而不必疑神疑鬼。饥荒是不会让我们去挑肥拣瘦的，人们在饥饿的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呢？没有尝过饥饿滋味的人是没有权利横加指责的。我们中还曾经有人在饥荒难熬之际烹食婴孩呢——尽管这种情形极为罕见——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像英国人吃牛肉那样，把婴孩生吞活嚼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那末，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这个态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我们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来。在欧洲，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饮食观。法国人是放开肚皮大吃，英国人则是心中略有几分愧意地吃。而中国的美食家在饱口福方面则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的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地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 Gut”（贪吃的肚子）。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除非胃部感到疼痛，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在谈话中提起的。结果，当法国人打着一种对英国人来说不太谦逊的手势谈起他们厨师的烹调时，英国人却不敢冒着损害他们优美语言之险去谈论他们的伙夫饶的饭菜。如果他被他的法国主人刨根究底地追问之后，他或许会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布丁是极好的”，就蒙混过关了。如果布丁好吃，那末必定有其好吃的理由，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不屑一顾。英国人所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
然而，如果人们不愿意就饮食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换看法，他们就不可能去发展一个民族的技艺。学习怎样吃的第一个要求是先就这个问题聊聊天。只有一个社会中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们开始询问他们的厨师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寒暄天气，这个社会里的烹调艺术才会发展起来。未吃之前，先急切地盼望，热烈地讨论，然后再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之后，便争相评论烹调的手艺如何，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快乐。牧师可以在讲坛上无所顾忌地斥责牛排味道难闻，而学者则可以像中国的文人那样著书专论烹调艺术。在我们得到某种特殊的食品之前，便早就在想念它，在心里盘算个不停，盼望着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一起享受这种神秘的食品。我们这样写请柬：“我侄子从镇江带来了一些香醋和一只老尤家的正宗南京板鸭。”或者这样写：“已是六月底了，如果你不来，那就要等到明年五月才能吃到另一条鲱鱼了。”秋月远未升起之前，像李笠翁这样的风雅之士，就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节省支出，准备选择一个名胜古迹，邀请几个友人在中秋朗月之下，或菊花丛中持蟹对饮。他将与知友商讨如何弄到端方大守窖藏之酒。他将细细琢磨这些事情，好像英国人琢磨中彩的号码一样。只有采取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的饮食问题达到艺术的水准。
我们毫无愧色于我们的吃。我们有“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国，“华兹华斯牛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则是不可恩议的。华兹华斯高唱什么“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但他竟然忽视了精美的食品，特别是像新鲜的竹笋和蘑菇，是简朴的乡村生活的真正欢乐之一。中国的诗人们具有较多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他们曾经坦率地歌咏本乡的“鲈脍莼羹”。这种思想被视为富有诗情画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还乡之时常说他们“恩吴中药羹”。这是最为优雅的辞令。确实，我们对故乡的眷恋大半是因为留恋儿提时代尽情尽兴的玩乐。美国人对山姆大叔的忠诚，实际是对美国炸面饼圈的忠诚；德国人对祖国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德国油炸发面饼和果子蛋糕的忠诚。但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承认这一点。许多身居异国他乡的美国人时常渴望故乡的熏腿和香甜的红薯，但他们不承认是这些东西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更不愿意把它们写进诗里。
我们中国人对待饮食的郑重态度，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任何人翻开《红楼梦》或者中国的其他小说，将会震惊于书中反复出现、详细描述的那些美味佳肴，比如黛玉的早餐和宝玉的夜点。郑板桥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如此颂扬大米稀饭：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吸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总的来说，中国人领受食物像领受性、女人和生活一样。没有一个英国诗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写一本有关烹调的书，他们认为这种书不属于文学之列，只配让苏珊姨妈去尝试一下。然而；伟大的戏曲家和诗人李笠翁却并不以为写一本有关蘑菇或者其他荤素食物烹调方法的书，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另外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论述烹任方法，并写有一篇最为精采的短文描写他的厨师。他描述他的厨师，就像亨利·詹姆斯描述他的英国大管家一样，这也是一位颇有尊严，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又很有造诣的人。在所有的英国人中，H. G. 威尔斯最有可能侯写一篇同样的文章，但是很明显，他写不出来。至于那些不如威尔斯博学多识的人，就更没什么指望了。法郎士则是袁枚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也许会在致密友的信中给我们留下炸牛排或炒蘑菇的菜谱，但我却怀疑他是否能把它当作自己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传给后人。
中国的烹任有两点有别于西方：其一，我们吃东西是吃它的组织肌理，它给我们牙齿的松脆或富有弹性的感觉，以及它的色、香、味。李笠翁自称为“蟹奴”，因为蟹集色、香、味三者于一身。所谓“组织肌理”的意思，很少有人领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竹笋之所以深受人们青睐，是因为嫩竹能给我们牙齿以一种细微的抵抗。品鉴竹笋也许是辨别滋味的最好一例。它不油腻，有一种神出鬼没般难以捉摸的品质。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竹笋和肉煮在一起，会使肉味更加香浓，猪肉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本身也会吸收肉的香味。这是中国烹任有别于西方的第二点，即味道的调和。整个中国烹任法，就是仰仗有各种品味的调和艺术。虽然中国人承认许多食物（像鲜鱼）就得靠其本身的原汁烹煮，但总的来讲，他们在将各种品味调和起来这方面，远比西方人做得多，例如，如果你没有吃过白菜煮鸡，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中，你不会知道白菜的美味。根据这个味道混合的原则，可以烹调出许多精美可口的混合菜肴来。像芹菜，可以失吃，也可以单炒。然而，如果中国人在西方人的宴会上看到菠菜、胡萝卜之类也被分别烹煮，而且与猪肉或烧鹅放在同一个盘子里，他们未免会嘲笑这些野蛮人。
中国人在绘画和建筑方面的分寸感是十分敏锐的，但在吃东西时，这种分寸感似乎都被抛在脑后了。他们一旦围坐在饭桌前，就只管尽情地吃个痛快。任何大菜，如全鸭，往往是在上了十二三道菜之后才送上来。按道理，这一只鸭子也就足够人们饱饱地美餐一顿了。但他们何以在十二三道菜之后还能够将它吃下去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虚伪的客套，另一方面，在用膳的过程中，一道菜一道菜地慢慢送上来，在此期间，客人们要行各种酒令，或作诗填词，这自然就拖长了时间，使胃中的食物有机会得到消化。中国政府官员的低效率，很有可能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官老爷每晚都要不近人情地例行应酬三四个宴会所直接引起的。在这些宴会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食物是用来滋养他们的身体，其余四分之三的食物只会戕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这就是富人反而多病的缘由。像肝病或肾病，当官员们感到有必要退出政治舞台，就在报上公布这些疾病，作为最现成的托辞。
尽管中国人有可能从西方人那里学到许多如何恰如其分地安排宴会的理论和方法，但中国人却在饮食方面也像在医药方面一样，有许多有名的极好的菜谱可以教给西方人。像普通菜肴（如白菜和鸡）的烹调，中国人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传到西方去，如果西方人准备谦恭地学习的话。然而，在中国建造了几艘精良的军舰，有能力猛击西方人的下巴之前，恐怕还做不到。但只有那时，西方人才会承认我们中国人是毋庸置疑的烹饪大家，比他们要强许多。不过，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就谈论这件事，却是白费口舌。在上海的租界里有千百万英国人，从未踏进中国的餐馆，而中国人又拙于招徕顾客。我们从来不强行拯救那些不开口请求我们帮助的人。况且我们又没有军舰，即使有了军舰，也不屑于驶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用枪将英国人或美国人射死，违背他们的意志，将他们送进天堂。
至于各种饮料，我们生来就很有节制，只有茶是例外。由于酒类饮料较为缺乏，我们很少能在街上看到酒鬼。饮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有些人竟达到迷信茶的地步，有不少有关饮茶的专门书籍，正如有不少有关焚香、酿酒饮酒和房屋装饰用石的书一样。饮茶为整个国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型的人类发明。饮茶还促使茶馆进入人们的生活，相当于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馆。人们或者在家里饮茶，或者去茶馆饮茶；有自斟自饮的，也有与人共饮的；开会的时候喝茶，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喝；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这是一个普遍的习惯，对身心没有任何害处。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在我的家乡，据传说曾经有些人因为饮茶而倾家荡产。这只可能是由于喝上好名贵的茶叶所致，但一般的茶叶是便宜的，而中国的一般茶叶也能好到可供一位王子去喝的地步。最好的茶叶是温和而有“回味”的，这种回味在茶水喝下去一二分钟之后，化学作用在唾液腺上发生之时就会产生。这样的好茶喝下去之后会使每个人的情绪都为之一振，精神也会好起来。我毫不怀疑它具有使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消化，使人心平气和。
茶叶和泉水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这里我想举17世纪初的一位学者张岱为例。他写了文章谈论他自己品尝茶和泉水的艺术，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当时一位伟大而不可多得的行家：
周墨农问余道闵汉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姿一老。方叙语，遽起日：“杖忘某所。”又去。余日：“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日：“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日：“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垆。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宜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日：“奇！奇！”余问水何水，日：“惠水。”余又日：“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籍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邪？”又吐舌日：“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倾，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余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这种艺术现在几乎失传了，只有少数几位古老艺术的爱好者和行家除外。过去，在中国火车上是很难尝到好茶的，即使一等车厢也一样，那儿只有或许是最不合我口味的李顿茶，而且还掺着牛奶和糖。李顿爵士来上海访问时，受到当地一位富人的款待，他想喝一杯中国茶，却不能如愿。人家给他喝了李普顿茶，加奶，加糖。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来说明中国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是基本上知道如何生活的。生活的艺术是他们的第二本能，是他们的一种宗教。如果有谁说过中国文明是一种精神上的文明，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谎言制造者。
人生的归宿
总结了中国的艺术与生活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确是生活艺术的大家。他们孜孜以求于物质生活，热忱决不下于西方，并且更为成熟，或许还更为深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非但从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助人们尽情地享受自己命里注定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具有一种快乐的心境和固执的幽默。一个不信教的人会对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抱有异教徒般野蛮的热忱，并且集物质与精神两种价值于一身，这在基督徒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够同时生活在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不认为两者一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人类的精神是被用来美化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或许还能帮助生活克服感官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和痛苦，而不是用来逃避生活，或去找寻来生来世生活的意义。孔子在回答一位弟子有关死亡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表达了一种对于生命问题的庸常、具体而实用的态度，正是这种认识造就了我们现在国民生活的特征和思考的特征。
这个立场为我们树立了许多价值尺度，这种生活标准占据了知识和人生的任何一个侧面，它说明了我们之所以喜爱或憎恶某一事物的原因。这个生活标准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说明、界定或阐释。我认为也正是这种主活标准促使我们在艺术、人生和文章中本能地怀疑都市文化，而崇尚田园理想；促使我们在理智的时刻厌恶宗教，玩玩佛学但从不完全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促使我们憎恶机械发明。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给予我们一种浓厚的庸常意识，不屑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烦恼。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承认生活、承认性的差别、承认悲哀。它使我们注重这样几种寻常的优点：忍耐、勤劳、节俭、敦厚与和平主义。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一种异想夭开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的奴隶。它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
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老人们看来，我们民族的过去以及变化万端的现代生活，不少是浅薄的，也有不少确实触及了生活的真谛。同任何一个老人一样，我们对进步冷嘲热讽，我们懒懒散散，我们不喜欢为一只球在球场上争逐，而喜欢馒步于柳堤之上，听听鸟儿的呜唱和孩子们的笑语。生活是如此动荡不安，因而当我们知道真的有什么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我们就会抓住不放，就像黑暗的暴风雨之夜里一位母亲紧紧搂住怀中的婴孩。我们对探险南极或者攀登喜马拉雅山实在毫无兴趣，一旦西方人这样做，我们会问：“你这样子的目的何在？你非穗到南极去寻找幸福吗？”我们经常光顾影院剧场，然而内心深处却认为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嬉笑也同样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幸福，决不亚于银幕舞台上想象的产物。如此相比，我们便情愿呆在家里。我们不相信亲吻自己的老婆必定索然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仅仅因为是别人的妻子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们在荡舟湖心之时并不渴望走到山脚下去，我们在山脚下时也并不企求翻越山顶。我们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
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人要强得多。同一个刚刚走出梦境的睡梦者一样，我们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日梦境中的浪漫色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敞开窗户欣赏金蝉的鸣声和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绿色错落着金色、悲哀搅和着欢乐、希望混杂着回忆。这时，春天的单纯已成记忆，夏日的繁茂已为微弱回荡着的歌吟。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谋划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以备冬天之不测。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被剥夺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
我喜欢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矜。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金黄的树叶、圆润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者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月光铺洒其上，秋天便浮现出沉思而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用绚丽的余晖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初秋时分，凉风瑟瑟，摇落枝叉间片片颤动着的树叶，树叶欢快地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种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还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赞许那种亢奋、敏锐而冷静的神情，这种秋的精神曾经在辛弃疾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