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温厚
“性格”一词是典型的英语词汇。在理想的教育和人格培养中，除英国人外，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重视性格的培养。中国人似乎对性格过于关注，以致于认识不到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还有任何别的东西。这种陶铸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对世俗的欲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侈谈的理想模式，通过文学、戏剧、谚语，一直渗透到最下层的农民之中，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英文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
宋代的哲学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自认理智由于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于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调整自己、压倒对方，从而取得胜利。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通常儿童入学第一课的教材《大学》，为“大学之道”下的定义为获取“明德”，这个意思在英语几乎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是指通过知识的习得发展培养一种领悟的本领，而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由此而生发其他各种性格特点，比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突出性格。根据儒家的观点，性格的力量也就是理性的力量。如果一个人通过思想的锤炼，培养出这些优秀品质，我们就说他的性格得到发展了。
儒家的宿命论常常也有助于获得这些品质。与人们通常所相信的相反，宿命论是和平与自足的重要来源。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可能会起来反对一桩不合适的婚事，但如果她和未婚夫相会时的环境能使她确信他们的结合是神的意旨，那么她立刻会理解和领悟，并高兴满意地去做一个妻子。因为丈夫在她的眼中是“冤家”，而“冤家路窄”（如一个中国谚语所说），迟早会相遇的。如此说来，他们此后即可热烈地相爱，激烈地争吵，同时也总是知道神正在旁观，是神给他们带来这些麻烦。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⑴稳健，⑵单纯，⑶酷爱自然，⑷忍耐，⑸消极避世，⑹超脱老猾，⑺多生多育，⑻勤劳，⑼节俭，⑽热爱家庭生活，⑾和平主义，⑿知足常乐，⒀幽默滑稽，⒁因循守旧，⒂耽于声色。总的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我没有将“诚实”包括在内，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诚实的。中国商人的所谓诚实只不过是用土办法做生意的副产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产物，如果把他放到一个沿海城市，他就会大大失去那种纯朴的诚实，变得与华尔街的股票买卖经纪人那样不诚实。）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这是一种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文明。如果一个人安贫乐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种富于青春活力的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热情。这是一种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这个民族知道生活的意义，不奢求不可企及的东西。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理性使他们意识到幸福是无法获得的青鸟，于是便放弃了这种追逐——正如中国俗语所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他们便发现幸福之鸟原来已在他们自己手中，在方才对想象中的鸟影进行激烈追逐的过程中，它几乎被扼致死了。如此，便应了一位明代学者所言，“丢一卒而胜全局”。
这个所谓“老成温厚”，是某种环境的产物。事实上，各国的民族性都是有机的统一体，都可在其赖以生长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释。老成温厚以某种方式自然生长于中国的环境中，有如一种特殊的梨产于其自然的土壤一样。有些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在另一个环境中长大，绝无一般中国人的特质。他们可以用粗鲁的重鼻音和直率有力、不事雕琢的演讲搅乱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炎黄子孙那种压倒一切、独一无二的老成温厚。另外，中国大学中的青年们也被认为是比同龄的美国学生成熟得多，就是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一年级的中国学生也无法对足球、汽车之类产生兴趣。他们有另外更具成年人特点的兴趣，他们很可能已经结婚。他们要考虑妻子、家庭，挂念自己的父母，或许还要资助堂表兄妹上学。责任感使人冷静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有助于他们明智地思考生活，这是早于他们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进程的。
但他们老成温厚产生的根源不在于书本，而在于一个对青年的热情往往一笑置之的社会，中国人对青年的热情，对重整乾坤的新官有一种特殊的藐视。中国社会讥笑这种热情，讥笑这种认为天下无难事的信仰中，于是他们教育年轻人在长辈交谈时不要插嘴，很快，中国青年就学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是愚蠢地去支持某项规划或社会冒险，而是学着说风凉话，指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难，这样他就步入了成熟的社会。从欧美回国的中国青年开始办工厂生产牙膏，称之为“实业救国”，或者翻译几首美国自由诗，称之为“介绍西洋文化”。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他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在设法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终生难忘的人生与人性的学问。如果一个人不去作这些尝试，人到三十，仍是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于进步与改革，那么他不是一个富有灵感的白痴，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天才。
遇事忍耐
让我们列举三个最糟糕最昭著的特点，并看看来龙去脉，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猾。我认为这些都是文化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心理构造的必然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是由于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与社会中井时时受其影响。自然可以认为，如果消除这些影响，那么这些品质也会随之削弱以至灭亡。忍耐的品质是整个民族设法适应周围条件的结果，即过分稠密的人口和经济上的压力等等，使人们只有狭小的生存空间；这种品质又特别是家庭制度的产物，家庭制度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人们力图消极避世，多半是由于个人自由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宪法的维护。超脱老猾是由于道家人生哲学的影响。当然这些品质都是同一环境的产物，我们为每种品质找出特定原因只不过是为叙述的清楚起见。
遇事忍耐为中国人的崇高品德，凡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经被提前征收了今后30年的赋税，但是他们除了私下在家里发出几声别人似能听见又听不见的咒骂外，再无任何有力一些的反抗。与中国人的忍耐相比，基督教的所谓忍耐似乎是易怒，而中国人的忍耐有如中国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世界各国的旅行家们蛮可以带一些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回去，像景泰蓝一般赏玩，因为真正的个性是无法模仿的，我们屈服于暴政和敲诈勒索犹如小鱼投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然而这种对污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不是中国人的伟大品质，耶稣说，“为温顺者祝福吧，因为他将继承整个世界”。能否继承整个世界我没把握，但中国人的忍耐使我们得以继承并管理着半个亚洲大陆却是真的。中国人把忍耐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并有意识地反复向后代灌输。谚语“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然而培养这种美德的学校却是中国人的大家庭，这里有一大群的妯娌媳妇，姐夫妹夫，内兄内弟，大伯小叔，父亲儿子等等，他们每天在相互忍让之中学得了这种美德。在这个大家庭里，如果有人关起门来做什么事就会引起别人反感，这里个人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他们从孩提时起，就从实际的需要和父母的教诲之中，学到处理人际关系必须互相忍让，相互调整。这种深刻、缓慢、持久的熏陶对人们性格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会过份。
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家庭制度的一种不幸，相反，他们一直对它表示钦佩。“百忍”这个词现已进入道德谚语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写上红纸，贴上大门，比如“和气生财”，“忍为家训”等等。如果这种家族制度继续存在，如果社会仍不充分重视个人的价值，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必须被看作一个最崇高的道德，并一定要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中，在这里，它确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Taine）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并乐此不疲，即⑴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⑵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⑶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极避世之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这一点可由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并因此受到人们赞赏，结果国势衰微，北部中国继而被北方骠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清谈”，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之丹。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释？历史明确无疑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贤。刘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他坐车旅行，通常携一壶酒，一把铁锹，一个仆人。出发前，刘即嘱咐仆人：“死，便埋我。”人们对他很崇拜，并称之为“贤”。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位侍女，追上后将她扶上马，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
超脱老猾
也许中国最突出的品质可以说是“超脱老猾”，这一品质最难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却是最具有深刻含义，因为它直接指向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哲学。与这种人生哲学相比，西方文明的整个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假设在一个九月的早晨，有位年轻人试图拖他的爷爷一道去洗海水浴，他往往会遭到老人的拒绝，于是他感到又惊又气。但老人却仅仅是置之一笑，这是超脱者猾者的一笑。很难讲他们二人谁对谁错。青年人的这种吵吵闹闹，坐立不安会有什么结果？青年人的这种热情、自作主张、奋斗、打仗、激烈的民族主义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这样？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徒劳的，也无法强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观点，这是年龄问题。
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持这种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使许多女孩子倾倒，从而被选作丈夫。因为假如生活能教给人们什么的话，那就该是和蔼温良。中国人总结出这条经验，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之找到了宗教的认可，而是因为他们深切地观察了生活，体会到了人生的沉浮。以下两位唐代诗僧的对话，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精明的哲学思想。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老子精神在我们的诗文谚语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失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对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态度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本质之中，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反复思考，总有“三十六计”；于是棱角被磨光了，一个人即获得了象征中国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温厚。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已故黎元洪总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黎大总统还不知自己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当今中国的历史，他的机智连他自己都未觉察到。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左拉学派从生物角度解释人生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释是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的解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一个人无须学习如何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生来就如此。黎元洪总统从未能以自己的思维能力著称于世，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本能地意识到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过是饭碗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其他问题。因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政治提出了这样一个我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见解。
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态度。这种态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道家圣经《道德经》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这也许不无道理（这个老小孩在公元前6世纪曾骑水牛去向世界告别，路过函谷关时人们请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经》以启蒙国人）。有人说人过40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的年轻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她们或许称之为“平安稳妥”。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也许不无寓意。故事让年轻的伊卡罗斯飞得很高直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他也坠海而死；老父亲代达洛斯则飞得很低，安全抵家。一个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展一种低飞的才能。理想主义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改造，被金钱观念改造。于是，现实主义就变成了老年人的特点，理想主义则成一青年人的特点。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便是天才，后者是“大孩子”，如托尔斯泰，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以及詹姆斯·巴莱爵士，他们都有这么许多的孩子气，加上对事实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永葆青春，我们又称为“留芳百世”。
然而，这就是纯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5千字的《道德经》包含了对超脱老猾哲学思想的凝炼叙述，这样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意味着某种超脱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该受诅咒的充满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对人类干预的嘲笑态度，对所有人类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败采取的嘲笑态度。这主要倒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信仰。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不过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诗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义使得中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样的陈词滥调。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我们伟大到可以制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大玩笑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举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感到大惊小怪。我们伟大到可以发起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善于和解，并回头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度。我们伟大到可以精心制作一套完整的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图书阅览制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这些制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在做什么就可以了。不实际的理想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头换面得令人难以认出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中确能为中国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子一样无害于人”，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因为这两项品德——鸽子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超脱老猾者的特征。
一句话，我们既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义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人三种最恶劣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他们失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显，这种人生观不无优点，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们既无野心又无欲望地立于世上，他们阅历丰富，时刻准备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同时又坚决主张在命中注定的环境下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他们知道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他们不会对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极感兴趣的是这个世俗的尘世，他们为此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并且很富有责任感和冷静头脑。他们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平凡的生活。这些品质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
事实上，我们纵观当代欧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烦恼的并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干”或脑力活动的能力，倒是缺少一点老成圆熟的智慧。我们有时思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或许会多少戒除点儿自己烈性的青年气质，减少自己脑力活动的能力并缩小思考的范围，以便在科学再进步一个世纪、世界变得更小的时候，能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色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点圆熟。我相信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一种善谋自存的本能。那时西方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多宽容的好处，因为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进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依照中国人的观点，和平主义并非什么“高贵”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识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么我们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气和。根据这个观点，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标志。对东方哲学深有造诣的中国人可以看到欧洲的这种幼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臻成熟。
也许很奇怪，在异常精明的道家哲学中，“宽容”一词总是出现。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要学习宽容，人们就要学一点道家的那种感伤与愤世嫉俗。真正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肠最好的人，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虚无，又由此生发出一种普遍的怜悯和同情。
和平主义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学一点愤世嫉俗，他就会对战争多一点反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所有有知识的聪明人都是胆小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种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学与强调和谐为人生理想的儒学所培养所左右的民族。他们不去拼命搏斗，因为他们是最工于心计，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就知道一个头发斑白的欧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东西：无论国家个人，打仗总有死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最容易恢复理智，那种教人经常计算得失的哲学也教会他们要尽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尽快妥协和解。这个超脱老猾的哲学既教会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下要忍耐，采取消极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警告他们要防止成功时的骄傲与自以为是。中国有不少劝人凡事适可而止的格言，如：“钱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过分武断或尽职尽责的人被称作“锋芒过露”，被认为是粗鄙行为和倒台的先兆。英国人认为“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中国人的类似说法“不要欺人太甚”则纯属一种文化素养，我们称之为“涵养”。
对中国人来讲，凡尔赛和约岂止是不公平，简直是粗鄙和缺乏“涵养”。如果法国人在他们胜利之际有一点道家修养的话，他们就不会用凡尔赛和约骗人，因而他们现在的睡眠也就不会这样不安稳。然而法国还很牛轻，德国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法德两国总是试图将对方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这种极端的愚蠢竟没有意识到。说也难怪，克雷孟梭何尝读过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没有。所以让他们去斗吧，道家则只是旁观，只是莞尔一笑。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多半也是出于禀性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国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远没有西方多。作为一个民族，尽管我们不停地打内战，可我们该打的比实际订的要少。如果把美国人放在我们这样的腐败政治之下，那么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会有30次而不是3次革命。爱尔兰现在太平了，因为他们过去打得很凶；我们今天还在打，因为我们打得还不够凶。
中国的国内战争也井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迄今为止所有的内战皆无值得夸耀之处。没人知道征兵的事情，当兵的只是些没有别的办法糊口的穷人，他们并不想打仗。那些将军们之所以对打仗有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用不到去冲锋陷阵。每次大的战役总是银元得胜，尽管得胜的英雄还可能在声声礼炮中披红挂绿、凯旋回城。那些炮声很像战斗的炮声，很有典型意义：在人与人的争吵中、在内战中，都是这种喧闹声代表争斗的实质。人们在中国不可能目睹战争，只能耳闻，我就听说过两次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听来都很使人满意。通常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吓退了劣势的一方，一场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里一个月就宣告结束。被打败的将军，根据中国人公平竞赛的原则，将被给予10万美元的旅资，派去“调查欧洲的工业情况”。因为胜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内战中，自己可能会有用得着这位失败者的地方。下次时局一转，十有八九你会看到上次的征服音与被征服音像结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辆汽车里，这就是中国的“涵养”之美。与此同时，人民却与这些事情毫不相干，他们永远厌恶战争。在中国，好人从来不去打仗，因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知足常乐
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特别是那些固执地到过为访问者所罕至的中国内地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即使像陕西那样闹着饥荒的省份，这种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有例外。即使现在这样，陕西的一些农民仍然可能笑得出来。
外国人眼里所谓中国人的苦难，其中不少无疑出于他们用扭曲了的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国所产生的误解，这种标准认为没有暖气烧得过热的房间、没有收音机，一个人就无法幸福地生活。如果这种标准正确，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国生活幸福的人也就应该比“舒适的”巴伐利亚为多。在巴伐利亚，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折叠、能够旋转的理发椅，更没有什么开关按钮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村的开关按钮就更少了。在先进的上海，还有可以称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发椅，这也仍可见于伦敦的国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马特区。就我而言，则更倾向于认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发）的人更为幸福。那种根据一个人每天揿多少机器按钮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肯定是虚伪的。因此，中国人许多所谓自满自足的神话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中国人比西方人也许更容易满足，不管哪个阶层。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洁果。这种精神可见于欢快饶舌的北京黄包车夫身上，他们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地逗乐，很想让同伴遇到什么难题，自己也好开开心；这种精神也可见于那些气喘吁吁、汗流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牯岭山顶的苦力身上；这种精神还可见于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纤夫身上，他们每天所能挣到的钱，除了吃两顿简单却还满意的饭菜之外便所剩无几。根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而满意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都能找到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那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部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干净的衬衫，因为尽管故事书中第氏精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裤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则歌伎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种“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需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者花几个铜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闲，这在中国不难得到，如果他——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供玩乐的花园，他便希望有一间坐落在山里的僻静小屋，门前有一条小溪自山上潺潺而下。这间小屋也可倚傍着一个河谷，下午他可以漫步河岸之上，欣赏鸬鹚为渔夫捉鱼的生动情景。但如果他没有这种运气，只能呆在城市里，他也不难过。因为无论如何他还可以在笼中养上一只鸟，栽种几盆花，还可以赏月——月亮总是会出来的。大诗人苏东坡就写过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来描写月亮，这就是《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存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幽默滑稽
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因为所谓幽默只是才能对自我进行的鞭挞而已。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类一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比如中国的庄子，波斯的奥玛·开阳，希腊的阿里斯托芬。没有阿里斯托芬，雅典人精神上当贫乏得多；没有庄子，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遗产也会逊色不少。
然而由于有了庄子及其著作，中国所有的政治家和土匪强盗都成了幽默大家，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着庄子的人生观。老子在庄子之前已经发出过尖细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则他就不会笑得那么调皮。反正有关他的婚姻状况、有无后裔等等，史籍中无从查考。老子最后的几声咳嗽和大笑被庄子接了过去。庄子较为年轻，音色也比老子丰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一旦有机会总是忍俊不禁。不过我时常感到我们的玩笑开过了头，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
外国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无知给人以根深的印象，尤为奇怪的是他们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有幽默感吗？”这个问题无异于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沙漠里有沙子吗？”真奇怪，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从理论上讲，中国人应该有幽默感，因为幽默产生于现实主义，而中国则是个异常现实的民族；幽默产生于庸见，而中国人对生活的庸见数不胜数。亚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与悠闲的产物，而中国人的知足悠闲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幽默家通常是个失败主义者，喜欢诉说自己的挫折与窘迫，中国人则常常是清醒冷静的失败主义者。幽默常常对罪恶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去谴责罪恶，而是看着罪恶发笑，人们总认为中国人具备宽容罪恶的度量。宽容有好坏两面，中国人兼而有之。如果说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具有庸见、宽容、知足常乐和超脱老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会没有幽默。
然而中国人的幽默多见于行为，少见于口头。中国人对各种幽默有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滑稽”，我想其意为“逗乐”，道学家们隐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对此津津乐道，这些著作仅仅是略微松弛一下过于严肃的古典文学传统。这样的幽默过去在文学中并无合适位置，至少人们从没公开承认过它在文学中的价值和作用。幽默在中国小说中确实俯拾皆是，但小说以往从未被经典作家们视为“文学”。
在《诗经》、《论语》、《韩非子》里，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培养起来的孔学家们却看不到孔夫子的生动有趣之处，他们也理解不了《诗经》中美妙温柔的爱情诗，却去作一些异想天开的解释，像西方神学家们解释《万歌之歌》一样。陶渊明的著作中也颇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种平静悠闲的满足和精美舒适的自我克制。下面这首描写他那些不肖子孙的诗歌便是极好的一例：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二，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幽默也可见于杜甫和李白的诗篇。杜甫常使读者苦笑，李白则用一种浪漫主义者的满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们绝不把这些称为“幽默”。对国教般的儒家学说的敬畏也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抒发已见，并且视独到见解为禁忌，然而幽默却恰恰建立在对事物新颖独到的见解之上。显然在这样一种传统的束缚中，很难有幽默的文学产生。如果我们想编一个中国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说中搜寻例子，还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别是宋明两代）的笔记和书信中去寻找，这些都是正统“文学”圈外的东西，其时他们会稍许放松一点警惕。
然而中国人仍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幽默，他们总喜欢开开玩笑，这种狰狞的幽默建立在对生活的滑稽认识之上。中国人在自己的政论文中总是极端严肃，很少有幽默使人放松一下。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对重要的变革和运动所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常常使外国人惊奇不已，比如国民党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和禁烟委员会等等。一位新近访问上海的美国教授在几所大学作了讲演，每当他正儿八经地谈到新生活运动，总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他颇感惊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郑重地提到禁烟委员会，学生们的笑声会更响。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种观点，一种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傻瓜，通常会受到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具有传染性，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幽默家了。
这种闹剧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滑稽颇具典型意义，中国中上层阶级铺张的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身着各色绣花袍子的流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铜管乐队在前面高奏“前进，基督的士兵们”，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实。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只有欧洲人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显得庄严肃穆。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的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义，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种对人生的滑稽认识以及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拥有公馆的部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部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如实陈述该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实际等等）。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出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爱国的表现。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处的门牌换成贸易管理局。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0美元，却没人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这种连小孩子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部长们感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发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们的部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们的强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举教会学校的例子来说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几年前，当局要求他们注册登记，并要求他们取消圣经课，并在会议大厅悬挂孙中山像，每周星期一还要举行一次纪念会，这使得教会学校顿时惊慌失措。中国当局不理解如此简单易行的规定竞不能遵守，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传教士甚至开始打算关闭学校。比如有一位校长，问题本不难解决，但他却坚持自己那愚蠢的诚实，拒绝将学校章程中那句声明传授宗教思想为办校目的之一的话去掉。这位洋校长要求开诚布公地声明传授宗教思想确为主要办学目的。于是时至今日，这个学校还没能注册登记上。如此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产生。其实这个教会学校应该做的不过是模仿南京部长们的所作所为，遵守官方的一切规定，挂一幅孙中山像，其余事情均照中国方式办理。不过我总不禁想到，以这种愚蠢的诚实为宗旨的学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学校。
这就是中国人滑稽的人生观。汉语中充满了把人生看作演戏的比喻：中国官员的就职离职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略有夸张的计划会被称为“唱高调”，我们确实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们喜欢的戏剧多为高级喜剧，不管是新宪法草案、民权草案、禁烟委员会，还是讨论人员遣散的会议。我总觉得这些喜剧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时也该严肃一些。幽默正在毁掉中国，它的破坏作用是无以复加的。人们那种响亮的笑声未免有点儿过分，因为那仍是超脱老猾者的笑，任何热情与理想之花，一旦碰到这种笑声，都会凋谢枯死。
因循守旧
刻画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则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词本不该含有贬意，它是一种自豪，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之上。由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做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真正标志，是值得大加羡慕的天赋。
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是个骄做的民族，这种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最近几百年除外。尽管有时在政治上中国人确实蒙受奇耻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们却是一个硕大的人类文明中心，他们具有自我意识，做事有条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种观点的、唯一有点力量与中国匹敌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对佛教持讥讽态度。儒家为育孔子而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又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为中国人能够理解生活的道德内涵而自豪，为自己对人性的认识而自豪，为自己已经从伦理、政治诸关系上解决了人生的问题而自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孔学不仅对生活的意义提出疑问作出回答，而且答案令人满意，因为他感到已经解决了人类生存意义这个问题。这个回答有根有据、清楚明智，使人不再去思索未来，也不再想改变现状。人们意识到自己业已获得某种有用并且货真价实的东西之后，自然会变得保守起来。儒家看不到并且认为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也有组织严密的社会生活，伦敦的警察不通晓孔夫子扶老携幼的教导也照样会帮助一位者妇人过马路，这些事实中国人听到后总是多少感到点惊讶。
一旦中国人意识到西方人也实行所有的孔门礼节、秩序、荣誉、仁爱、勇气、廉政等道德教诲，一旦他们意识到倘若孔子在世也会赞成伦敦警察和地铁售票员的品行，他们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就大为动摇了。确实有些东西使中国人看了很不舒服，并斥之为鲁莽和粗野，比如夫妇挽臂而行，父女拥抱接吻，银幕上有吻，舞台上有吻，火车站月台上也有吻——到处都有吻。这使他确信中国文明真是无与伦比。然而外国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一般来说普通百姓也都识字，妇女也会写信，以及普遍的清洁卫生（中国人认为这是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十九世纪的创造），学生尊敬老师，男孩儿们总对他们的长辈说“是，先生”等等。所有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外加优良的公路、铁路、轮船、优质的皮靴、巴黎香水、可爱的白种孩子、X光照片、照相机、电唱机、电话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彻底击碎了中国人那种民族自豪感。
由于治外法权，尽管欧洲人的皮靴总是频频地踢在中国苦力身上，却没有法律予以制裁。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又转化为一种对外国人的本能恐惧，以往神圣的自豪感烟消云散。至于外商大吵大嚷，担心中国人会攻击他们的租界，事实上这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那点胆量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之肢浅认识。对于欧洲人滥用皮靴对付中国苦力的行为，中国人总感到义愤填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会用自己质量较次的皮靴去报复去泄愤，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如果这样做就不复为中国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实上，对欧洲人的羡慕与对他们侵略性的恐惧现在是普遍现象。
以上这些感情上的波澜显然促成了过激主义的形成，过激主义又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此巨大广泛的变化，以往从来没人想到，只有几个傻瓜和天才对它发生兴趣。那时想进行一场革命元异于在天上架设彩虹之桥并漫步其上。而1911年的中国革命党人正是这样的天才。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之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宣传就极为活跃。当时有左右两派：限制君权但维持君主统治的立宪派与主张共和的革命派。左翼以孙中山为领导，右翼以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为领导，梁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转向左翼。两派曾在日本进行过长期的笔战，然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论辩有了什么结果，而是由于满洲人统治的明显不可救药以及中国人本质上对民族自豪感的渴望。1911年政治激进主义之后，便紧接着1916年的文学激进主义。当时胡适发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产生了1926年的思想激进主义，结果使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教师的思想都有了共产主义的色彩。
于是，中国被分成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两大武装阵营。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这实在是件很遗憾的事情。勤于思考的年轻一代决意要使整个政治思想制度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然而统治阶层却正在掀起一股保守与反动的逆流。不幸的是，这股逆流并不那么吸引人，因为首要人物都是些军阀和政客，他们的私人生活里绝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事实上，这种保守性不过是伪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报复行为——发泄对青年人的不满，因为懦家学说教导人们要尊敬老人、尊重权威。熠熠生辉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这种光芒曾发动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诅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儒家学说的陈词滥调混杂着梵语的“阿弥陀佛”和藏语的祈祷论，造成一种极端怪诞离奇的效果，殊难引起中国青年人的兴趣。
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争斗。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和欧洲的政治动向，争论并不解决问题。如果保守派的首脑们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中国找到出路，中国也可能转向共产主义。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秉性中，在只认识汉字或者干脆目不识丁的广大民众之中，保守性会永远存在。
最主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并不希望变革。在所有的外部变化背后，即在风俗、女子服饰、旅行习惯这些变化的背后，中国人对一位身着西装、操一口流利英语、脾气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态度。这位青年人看上去总是那么幼稚，那么羞于积极地主张进步。奇怪的是，在中国一个看上去不再幼稚的人随即便转向保守主义，留学生回国后穿上中式长袍，照中国方式生活，那他就成熟了，他开始喜欢老成温厚，喜欢闲适，喜欢惯常的知足。穿上中国长袍，他的灵魂就得到了安息。中国的各种环境神奇地迷惑和吸引了许多“不寻常”的欧洲人，使之一辈子定居中国。回国的留学生快到中年之时，也会发现这种诱惑力。
同时，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墨守陈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势力是如此之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将会永远存在。即使发生共产主义掌权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宽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而共产主义那种社会的、不受制于个人感情影响的、严格的世界观则很难毁掉这个传统，情况一定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