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昨天是难以忘却的。华荧山脚下的枪声并没有最后消除郜明对昨天的记忆——不是不想消除，而是消除不了。安忠良死了，他的妻子唐娟还活着。有一次他无意中在被拘押的反革命分子名单上发现了她的名字，当即叫人核查汇报，后来还在汇报材料上作过批示。事过多年了，如今再回忆具体批了些啥，已记不清了，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做过的批示太多了，再好的脑子也难得记下来。好在那内容还大致记得，大抵是说明唐娟其人虽系安忠良之妻，有知情不报，窝藏反革命之罪，但当年曾掩护我党同志，在历史上做过好事，应予释放之类的话吧。
批示做过之后，唐娟好像是放了，至少后来放了，仿佛全家迁离了清浦，回安徽农村老家去了。如果唐娟熬过了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改革开放后至少会有一个不愁温饱的晚年吧？却也说不准，一场场政治运动不说，三年“自然灾害”就够她受的，安徽可是重灾区啊！
昨天的记忆并不仅仅滞留在唐娟一人身上。后来的几年，郜明一直置身于清浦，每天都和旧有的景状谋面，威廉大街还在，125号还在，大教堂还在，昨天的痕迹也就无时无刻不触起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更何况，除了唐娟之外，经历过1925年那个早晨的季伯舜和郑少白都还活着，他怎么可能真正忘却呢？
郜明到狱中看过季伯舜，也在被欺骗之中和郑少白共过几年事。这两个人和安忠良一样，都在脱离那个早晨以后堕落了。季伯舜这个政治疯子面对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依然死抱着托洛茨基的超革命理论教条不放。郑少白则早在30年代就出卖同志，当了无耻的叛徒。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早晨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就失落了，记忆中的昨天充满了哀伤。这哀伤的感情无疑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风雨洗礼的他实在不该再保持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脉脉温情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他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沉湎在那些逝去的时光中期期艾艾——党不允许他这样做，党需要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
那时候，郜明的老搭档鲁文轩已做了军长，有一段时间军部就驻在清浦市内。鲁文轩常带着几只猪蹄子，一包猪耳朵找郜明喝酒，常不无自豪地对他说：“老郜，你老伙计放开手干好了，我老鲁既当你的保镖，又做你的后盾，谁敢给你老兄、给咱人民政府捣乱，我老鲁用枪杆子收拾他……”
每逢听到鲁文轩这样说，郜明总要适时地提醒说：“老鲁哇，事情怕不会这么简单哟！我们靠枪杆子打天下，却不能靠枪杆子治天下哟！再说，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明火执仗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轻易跳出来杀人放火了，公开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转换成了隐秘复杂的思想路线斗争，这种根本趋势不认识清楚，只怕你这后盾当不好哟！”
鲁文轩不以为然，认为郜明多虑了。这位老战友根本没想到1957年右派分子会借大鸣大放之机向党进攻，更没想到还有什么反右倾斗争。结果，鲁文轩非但没做好他的后盾和保镖，自己在反右倾时，也陷了进去，不但受了处分，还被降了几级。陷进右倾泥坑时，鲁文轩已离开部队，做了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这都是后话了。
反右的时候，鲁文轩表现还是很好的，那时他刚刚转业，对地方工作不熟，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在下面跑。有一回在林学院碰上几个右派学生在鸣放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共产党不讲民主，太专制。鲁文轩当场把他们顶了回去，发火要把他们抓起来。右派学生因此大闹起来，状纸递到省委，递到北京，告鲁文轩用军阀作风压制鸣放。后来的结局是不用说的，鲁文轩没被告倒，那些学生们自己倒是倒了，“工人阶级”一说话，这些人全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郜明认为这并不错。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坚持认为，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右派是真实存在的，他和党共同犯下的错误只是扩大化了，也仅仅是扩大化了。
如果说鲁文轩是在偶然的时间和场合，凭朴素的阶级感情无意中成了反右英雄，那么，郜明就是在天天和右派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了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后，自觉和党保持了一致。那时，郜明已调离清浦，到省委书记处做主管宣传文教的省委书记了，先是负责全省的鸣放工作，后来又负责反右派。
鸣放期间，省城的几个大学闹得很凶，民主自由的口号满天飞，好像中国已成为第二个匈牙利了。一个叫章飞飞的右派女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政治意见书》的文章，在校园里四处散发，还给郜明和省委书记处的领导各寄了一份。意见书洋洋万言。今天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许多观点不无可取之处，可在当时却没一条能够站得住脚。他一看就火了，当即在意见书上批道：“……这些言论可以说是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纲领性文件，请宣传部门和其他有关的红色秀才们好好看一看，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反击。另外，要查清楚这个章飞飞是何许人！”
没出三天，章飞飞的背景就查清楚了，负责此事的同志们拿来了章飞飞的档案。郜明看了档案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章飞飞是章小寒之女。章飞飞自己在履历表上并不讳言，明明白白写着：“……其父章小寒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过1925年清浦总同盟罢工，抗日期间当了汉奸，清浦光复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狱中。”
世界真小，郜明可没想到，事过多年之后，他会和这么一个老熟人的女儿在这么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交上手。郜明觉着，他有必要和这个老熟人的女儿谈谈，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以执政者的身份告诉她：和共产党交手不会有好下场！
章飞飞应约来了，很腼腆地和他打招呼，他没答理，打个手势让她坐下，而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的政治意见书我看了，坦率地告诉你，我这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敢苟同！你们还是娃娃，懂什么政治？谈什么意见？章飞飞，如果你承认这是胡闹，我和我们党可以原谅你。如果你不承认，坚持意见书的观点，我就只能认为，你是受了乃父的影响，在向中国共产党，也向我们的人民挑战！”
章飞飞毫无惧色：“郜书记，你错了！我有个汉奸父亲不错，可也是党的女儿！十二岁我就替地下党的会议放哨，就在母亲和叔叔、阿姨的带领下参加过反蒋大游行。我受的影响是母亲和那些共产党员叔叔、阿姨的影响，今天，当我写这份意见书的时候，想到的也是他们。然而，就是如此，我也依然认为，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把一党利益置于全民族的利益之上！”
章飞飞显然不是因无知而胡闹，她的思想可以说是有体系的，当天郜明没能说服她，后来的一次次批判会也没能批服她，最终，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去接受劳动教养了。她的母亲，一个市级报纸的副总编也在1958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据报社的同志揭发说，这个做母亲的为右派女儿鸣冤叫屈，私下和朋友议论说：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共产党不能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来镇压不同的声音。
郜明在十万人大会上公开说：“……错了，反右很有必要！资产阶级右派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言有罪之言，我们闻者也就必须予以反击，对右派分子就是要坚决镇压！事情很清楚，我们不反击不镇压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党给全国绝大部分右派平反以后，再回头看那场反右斗争，郜明又感到当时自己把问题想象得过于严重了，许多话也说过分了。右派是有的，但并没有那么多，也并没有形成足以亡党亡国的势力，有些人被划右派是完全没道理的。搞到后来，当年的几十万右派只留下区区几个没改正，可党的文件上没有全盘否定反右斗争，郜明便不能全盘否定。和党保持一致，是他终生不渝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