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再想想，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尽管那年冬天没找到党组织，而找到了托派的汪明泉，从根本上说，也还是有意义的。郜明认为，和汪明泉的接触，向他提供了一种经验，使得他后来在上海国民党监狱里见到老熟人季伯舜，听季伯舜大谈托洛茨基时，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陌生了。
郜明没想到会在狱中见到季伯舜，也没想到季伯舜会堕落成托派分子。能在那黑暗而狭小的天地里遇上一个老朋友、老同志，他是十分激动的。他和季伯舜谈往昔，谈清浦，谈1925年那个逃亡的早晨，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了十年，他恍惚又回到了清浦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世界在那一瞬间显得那么美好——尽管身陷囹圄，郜明依然觉着世界十分美好。
被捕那年，郜明已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凌凤也入党了。他们夫妇参加领导了北平和郊县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身份暴露，奉命撤往上海。他是到了上海三个月后被捕的，罪名是组织赤色读书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因为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一开始只判了他三年徒刑。三年徒刑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若是在1925年那个早晨或1931年的那个夜间被捕，他是极有可能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事他都不怕，三年徒刑就更不可怕了。判决后一走进监狱，他就把未来的三年视作人生旅途上的一次意外休假了。他没料到休假的兴致会被季伯舜破坏掉。
在头一天见面的谈话中，狡诈的季伯舜并没暴露自己的反动托派身份，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一味和他套近乎，大谈革命，好像他比任何人都革命似的。这个反革命托派分子还似乎无意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因为什么被捕？他幸好没说，如果说了，只怕改判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枪毙了。
季伯舜的托派身份是同狱的一个政治犯揭露的。那个政治犯叫钱奋启，被捕前当过上海一个区委的交通书记，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是个很厚道，很坚强的同志。第二天放风时，钱奋启就告诉他，要他对季伯舜说话时留点神。郜明问他为啥？钱奋启就说，季伯舜是死心塌地的托派分子。郜明听罢，不由大吃一惊，立刻警醒了：季伯舜去过苏联，成为一个托派不是没可能。他和季伯舜有十年没见面了，漫长的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十年前安忠良也是革命者，现在成了反动分子。十年前，工人党员郑少白也很革命，现在又猫到哪去了？！人在残酷政治环境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不正视这种变化也就未免太幼稚了。
郜明决定好好和季伯舜谈谈。
谈话前，他让钱奋启守在门口望风，并要求他不要参与谈话——直到那一刻儿，他还把这场实质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看作为两个朋友之间的坦诚交流。
然而，谈话一开始，季伯舜的神色就不对头。季伯舜显然注意到了他和钱奋启达成的默契。钱奋启拎着脚镣往门口挪时，季伯舜就本能地感觉到了什么，嘴角向钱奋启置身的地方努了努，说：“老郜，你咋和他搅到一起去了？”
郜明努力笑了笑：“怎么？这人靠不住吗？”
季伯舜低声咕噜了一句：“我说不准！只……只是觉着这人太阴。”
郜明拍了拍季伯舜的肩头：“不说他了，老季，还是谈谈你吧！”
季伯舜一怔：“谈我？我有啥可谈的？”
“有人告诉我，说你是托陈取消派！”
季伯舜的脸一下子白了：“谁！谁说的？”
郜明淡淡地道：“这你甭问，我只要你回答，是不是真的？”
季伯舜哼了一声：“是真的又怎么样？”
郜明没想到季伯舜会这么轻易地承认，一下子怔住了。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样。这不是在北平自由的日子里，他不能用在北平对付汪明泉的办法，分手了之。他和季伯舜得在同一间牢房服刑，朝夕相处。况且，他们过去又是那么一种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志的关系。于是，便摇了摇头说：“这不好！很不好！老季，你是老同志了，又留过苏，怎么就不知道托洛茨基是何许人呢？怎么会去参加托派呢？我想，你是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一度和他们有过联系？是不是？！”
季伯舜断然否定了，很坦荡地承认说：“实话实说，老郜，我不是一度和他们有联系，而是一直和他们有联系！你的身份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的身份可以告诉你：我参加过左派反对派的全国统一大会，我的反对派立场是坚定的。”
郜明不悦地责问道：“那么，昨天见面时，你为啥不向我讲明这一点？”
季伯舜苦笑说：“我不想一见面就伤害我们往昔的感情和友谊啊！”
郜明长长叹了口气：“只怕这种感情和友谊都不会存在下去了！”
季伯舜神色有些黯然：“是的，我知道，因为我们的派别立场不同！”
郜明说：“你知道就好，托派是党的敌人，我不可能有托派朋友！”
季伯舜沉默半天，仰望着牢房的天顶，喃喃道：“这……这值得么？”
郜明明白无误地答道：“当然值得，这可是原则问题啊！”
季伯舜冷笑了：“原则？你们有原则么？如果你们真有原则的话，那场大革命就不会失败了！我们今天就不会呆在人家的牢狱里空谈革命了！”
郜明辩驳道：“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季伯舜讥讽说：“陈独秀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老头子能做中国党的主吗？”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清楚：陈独秀是一只替罪羊啊，真正葬送了中国革命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陈独秀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选择了托洛茨基，才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托派阵营！当今的中国托派无疑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老季，你……你这是胡说！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党有决议的！”
“你这是不动脑子，上面决议啥你就信啥！老郜，有些情况你可能不清楚，在大革命的问题上，唯一正确的只有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多次指出……”
“你不要说了，老季，你和你们这些托派分子早就被党开除了！”
“对，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从把我们托派同志开除出党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党内的反动势力就形成了！这个党离列宁的党的原则就越来越远了……”
郜明听不下去了，以一个耳光结束了这场狱中的政治对话。
举起手掌时，郜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手掌落下，造出了一声清脆的颤响，他才悟到了自己的粗暴，呆呆地愣了好半天，眼圈不知怎么就红了。
郜明红着眼圈，痛苦地道：“老季，别……别再说了！我看，一……一切都结束了，都该结束了……”
对甩手打的这个耳光，郜明自责了好几天，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后来才明白，他恨之深，是因为当初的爱之深啊。如果没有当初的战斗情谊，如果季伯舜只是个像汪明泉一样的陌路人，他是决不会打这个耳光的。
季伯舜显然不知道他的心情，因此也就无法原谅他的粗暴，非但无法原谅，或许正是这个粗暴的耳光，促成了季伯舜的进一步堕落，使得季伯舜无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人格，把他的真实身份暴露给了狱中的敌人。郜明认为，季伯舜这样做十有八九不是为了向反动当局邀功请赏，而是为了借敌人的手消灭信仰上的异己。但他既然做了，就无可辩驳地成了叛徒，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
做出惩罚决定，郜明心境异常痛苦，其痛苦程度不亚于当年决定向威廉大街125号安忠良的寓所扔炸弹。严峻而残酷的革命，泾渭分明的信仰，使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一个个变成了可怕的敌人。他不除掉他们，便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而且日后说不定还有其他同志要遭殃。郜明思虑了几天，终于动了手。
一动手，郜明就发现了自己的软弱。当他和狱中的几个党员难友用脚镣绞住季伯舜的脖子，准备把季伯舜往粪池里扔时，他的手哆嗦了。把季伯舜扔下粪池的时候，他又过早地取下了季伯舜脖子上的脚镣，使得季伯舜在最后一瞬间叫了起来，从而导致了这次惩罚的失败。郜明为此痛悔了好长时间。
时隔多年后再回首往事，那痛悔却又一点点消失了。从今天的眼光看，给季伯舜留下一条性命，倒也是桩好事。那时如果处死了季伯舜，历史为中国革命做出的正确结论，季伯舜就看不到了，他郜明也就失去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奚落季伯舜，并从精神上摧毁季伯舜的机会。
后来，有人替季伯舜翻案，说季伯舜不是叛徒，在监狱里并没有出卖过他，郜明不信，令有关方面彻查。彻查的结果证明，出卖他的就是季伯舜。季伯舜正是因为出卖了他，才被提前释放，当年的看守主任实事求是写了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