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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序章

周梅森Ctrl+D 收藏本站

以郜老的革命生涯为线索写点东西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刚调到北京给郜老当秘书时,就很认真地考虑过。不过当时郜老还在职,工作很忙,几乎没有可能坐下来和我一起回顾历史往事。直到去年秋天,郜老彻底退了下来,要老人家操劳的事不是那么多了,我才觉着时机到了,才拐弯抹角地把写书的事提了出来。

郜老听后呵呵笑了,说:“好!好!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突出写我,不要宣传个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嘛,要多宣传人民!”我说:“在年轻一代理想观念淡漠的今天,重温你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啊!”

郜老倚靠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做声。我能猜出他在想啥。他十有八九在想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振华。振华让老人家操够了心,在我看来,正属于理想观念淡漠的那代人中的一员。这年轻人为了发财,啥荒唐事都能干出来,打着老头子的旗号招摇撞骗,一忽儿开公司,一忽儿搞走私,不明不白的买卖做到了香港地区、美国。振华捅娄子我都知道,去年在广州被抓,还是我带着郜老的信把他领回来的。

郜老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凝目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只怕晚了,只怕我们的历史已经很难感动他们喽!在他们看来,我们打下的江山理所当然属于他们,我们的精神却不属于他们!他们若有我们当年的革命精神,亦不至于荒唐如斯!”郜老那阵子心境很不好,甚或有些凄凉,夫人凌凤刚刚去世,唯一的儿子郜振华又纰漏不断,我常见他一人对灯独坐,默默发呆。

大约一个星期后,郜老说是要出去走走,要我和他一起去,边走边谈。

第一站到了清浦市。清浦党政军一把手亲自出面接待,很是热闹了几天。几天后,郜老不准清浦的同志前呼后拥地跟着陪同了。老人家对清浦市委书记和舰队司令员说,他要清静清静,要把自己当年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

郜老要看的第一个地方是忠烈陵。据郜老说,忠烈陵是个很有名气的所在,可清浦市的首脑们却无人知晓它在何处。郜老说在华荧山腰上,说他1955年以前在清浦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忠烈陵一直保护得很好。说罢,很自信地带着我和一帮随行人员奔华荧山去了。结果,几辆车围着华荧山转了两圈,也没发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郜老很生气,认定石碑和陵墓都被他的后继者们搞掉了,车子一掉头,直开市委,找到市委书记就是一顿训,骂他不懂历史。

第二天,市委书记诚惶诚恐地跑来了,声称忠烈陵的石碑和陵墓都还在,并没被谁搞掉,只是被圈到山脚下的汽油库里去了。郜老和我们这才在市委书记的带领下,穿过汽油库,爬到了华荧山腰上,找到了那块石碑和那座陵墓。

石碑和陵墓已经被破坏得很不像个样子了。石碑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故意破坏的,碑上的文字全被刻意凿掉了,碑的顶端也被砸裂了。陵墓因为长期缺乏修葺,龟裂成了几大块,像颗被敲开的老核桃,野草在陵区四处疯长。

郜老拄着手杖站在陵墓前,用手指着石碑对那位市委书记说:“这里埋葬着什么人你知道么?我们清浦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你听说过么?一个不了解自己城市历史的人,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城市呢?!”市委书记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他是知道的,市党史办正在编辑出版有关史料,他还写了序。郜老一顿手杖:“既然知道,为啥不好好把这座陵墓修一修?为什么允许汽油库把它圈到大墙里面去啊?”没容市委书记答话,郜老转过身子,用手杖往山脚下的汽油库一划拉,“油库不准往忠烈陵上方扩展,上面的围墙给我推倒了,砌到下面去,还有,山那边要重辟一条通往陵前的水泥路,否则,就给我把油库挪走!”

郜老一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在职的时候,又大气磅礴地对市委书记发号施令了,还一厢情愿地要以忠烈陵为中心,修建一座山涧公园。市委书记极是虔诚地连连应着,还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老兄十有八九不会真去办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他们在位的土地老爷欺哄老头子们的本事大着呢!

晚上,照例吃大宴,郜老情绪激动,多喝了两杯茅台酒,失眠睡不着了,就和我扯个没完。话题自然而然地从那座忠烈陵和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扯开去。

郜老带着深沉的思索说:

“……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是终生难忘的喽!那年我二十二岁,入党只一年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把我从北京派到了清浦。和我一起被派到清浦的还有一个叫季伯舜的同学,当时也是党员,后来成了反革命托派。那时候,国共正合作,孙中山先生刚逝世,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接到组织指示,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每次开会都对总理遗像鞠躬——总理是孙总理,不是咱周总理!还要背遗嘱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个时候,国共是真合作,不是假合作。上海‘五卅惨案’一发生,清浦就在我们国共两党的共同发动下,闹起来了!闹到帝国主义干涉,反动军阀镇压的时候,人家国民党人也没退却!撤退的那个早晨,要不是忠烈陵里葬着的贺恭诚和另一个叫安忠良的国民党人的掩护,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1925年10月17日,我记得很清楚,是个阴雨天,水蒙蒙,雾蒙蒙的。该走的同志都走了,我们开会的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安忠良、贺恭诚三个人。按说,我该和季伯舜以及另一个工人党员郑少白一起撤到旅顺去的,可我不愿意去!一个共产党人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离开正在流血的基本群众呢?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嘛!我不能走!所以,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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