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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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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著。但后来,我感到无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鱼和长途电话费问题,海伦总以为她是对的。我怎么能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争论呢?我自己都要疯了。

 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他是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说,"她已经会说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数跟她同龄的孩子还只会说两个词组,她真聪明。"

 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她问。

 "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但是我发现,马尾巴那个地方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却发黑了,本来只装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现在却变得那么重,里面装满了东西。

 啊,我兴奋起来了!设法打开我女儿小时候心灵的宝库,探知对我隐藏了那么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几只抽屉看看,想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双每只大脚趾头上都有个洞的中式旧拖鞋。

 我决定到楼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开来。但我还没迈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开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伤害和失望?如果我撬开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么样?如果盒子里的这个女儿和我想象中我生养的那个一点都不像,那又怎么样?

 我努力想作出决定,到底怎么办?撬,还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还是以后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这些问题,一面用手抚平我的头发,我的手碰到了发夹,我一下子有办法了。我取下发夹,把它伸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支唇膏,一支红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饰,一条带十字架的银项链,一只一面嵌着假红宝石、另一面有泡泡树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还有些吓人的东西——假发,我曾警告过她不要用,化妆用的蓝眼影,我也警告过她不要用的。在这些傻东西下面,有一张"萨迪·汉肯斯舞会"的通知,还有几封她的朋友简妮芬给她的信。我记得这位姑娘,她母亲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经和我吵过,"干吗我就不能带一个男孩子去参加萨迪·汉肯斯?简妮芬要去,她母亲就让她去。"

 "你想学那个神经兮兮的姑娘的样?你想听她母亲的?那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牢!"

 所有这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简妮芬给她的信,都说些什么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疯了,骗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说得没错,这姑娘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我的气喘不过来了。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稣像,另一面写着:"美好的记忆,詹姆斯·Y·路易斯。"还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盖着黑纱,很多愤怒的黑纱。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听到一首几乎已经忘记的老歌,每个音符刚听到就飘走了,你连说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来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但他没有死。

 漂亮贝蒂还在信中告诉海伦,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边守候着:他的另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们,他以前的飞行员朋友们。

 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场面:眼泪滴在文福的脸上,双手抚平他的头发,热砖包起来放在他的脚底下,让他安静下来,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详地死了,信中说,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八岁。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两下,这么说倒是他的心脏病使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我成了有心脏病的人了。我坐在沙发上,又哭又喊,但愿我在他的病床边,但愿他现在还活着,因为要是他还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边,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开他的眼皮,告诉他,文福,我回来了,当他透过我的眼睛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就要撮圆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脸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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