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秋末的一天。张末从午睡中醒来，已经是三点钟了。她一连三次梦到同样的场景：曾山在吃早餐的时候，用一把水果刀在她的手背上狠狠地扎了一下……这个梦境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曾山的父亲，那个垂死的篮球教练：少年的曾山举起刀子刺向他那青筋暴突的手掌，却落到了她的手背上。
透过白色的窗幔，她可以看到远处的一抹苍翠的山峦。山脊上的一道旧城墙蜿蜒远去。也许是因为秋雨不断，城墙上的游客纷纷打开了红色、黑色或黄色的雨伞，令人想起庞德的著名诗句：黑色的枝条上湿漉漉的花瓣。
张末在恍惚中记起来，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此刻正在三百公里外的上海举行。几天来，她一直为自己是否前去参加这次会议举棋不定。她知道，犹豫不决对她来说，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波动，它是某种痼疾，最终可以导致她的彻底瘫痪。
她从卧室里出来，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沙发上。她的母亲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借着门外的光线，在一张茶几上玩着一个古老的扑克牌戏。她将那些纸牌砌成一个宝塔，然后按照一种奇怪的方式依次翻开一张张纸牌。
那架聂耳牌钢琴依旧摆放在窗前。她已经有很久没有弹过它了。但每次看到它，心里还是悠然一震，浮想联翩。那个手指粗短、身上沾满油漆的音乐教师在她的记忆中也已日渐稀薄。她想起那个艺术家模样的人第一次在琴键上弹出美妙旋律时，她正在厨房里洗碗。她怔怔地站在水池边，希望音乐不要停下来，直到母亲打着哈欠推门进来……还有他从伦敦寄来的那张贺年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很难说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她拽着那只沉重的皮箱从上海回到南京，母亲再次来车站接她，就像是欢迎一位载誉归来的英雄。她们都流了眼泪。母亲告诉她，她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你肯定会离开那个幽灵，回到我们的身边……”她说。考虑到张末所学的荒唐专业，母亲已事先替她找好一门教书的职业。“假如你当初听从我们的意见报考医大，你现在已经是护理部主任了……”
就这样，她轻而易举地将张末近五年来苦苦的挣扎一笔勾销了。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场悲壮的失败。
张末觉得母亲处处在显示她的优越感，她的料事如神，她非凡的洞察力，而她自己仅仅是一头迷途知返的羔羊而已。
回到南京以后，母亲曾替她介绍过一位仪表非凡的年轻人。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并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他的踌躇满志使张末感到自惭形秽。“你打算在哪儿举行婚礼？是在旧金山，还是夏威夷？”他们一见面，海外赤子就急不可待地向张末这样问道。
张末对他的回答是一记响亮的喷嚏，并将唾沫溅了他一脸。
从那以后，潜在的求婚者被一劳永逸地挡在了门外。母亲似乎也没再提起过她的婚姻。
她在退休之后老得很快。在张末看来，她的急剧衰老与那位药剂师过早的离世有关。一株水仙因为失去滋养而枯萎。她迷上了单调乏味的牌戏，还有股票。除此之外，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一个邻居来家中串门，言谈中偶尔问到张末的婚事，母亲只是极为冷淡地说了句：“这可怨不得我……”母亲这样说，张末又感到她也许在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重新结婚。
父亲下班回来了。
他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将手里的一份《扬子晚报》扔给母亲。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扑克牌，摊开报纸，察看当天的股市行情。“又跌了。怎么回事？”她朝父亲看了一眼。
父亲笑了一声，转身走进了卫生间。在张末的记忆中，父亲与母亲很少交谈。双方都似乎在竭力维持着一种夸张的亲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早在二十年前，父亲为了在单位给计划生育工作做出表率，主动做了绝育手术。他的胡子掉光了，喉结随之消失，嗓音变得纤细而柔和。其他方面的生理变化，张末却不得而知。母亲逢人就夸赞父亲的勇敢和自我牺牲（他的这一举措使母亲的生殖系统得以完好保留），却在暗中将他称之为司马迁。
这段家庭内部的隐秘长期以来被张末忽略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庭十分美满，并为此感到骄傲。
母亲让张末过去。
“你来读读这篇文章。”她对张末说。
她懒洋洋地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亲热地搂着她。这是一篇介绍台湾地区婚姻状况的专栏文章：女人独身在台湾渐成时尚……“独身其实也挺好。”母亲对她说。
张末读着这篇文章，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她注意到，报纸的右下角有一则简短的新闻。在全国性哲学会议举行前夕，著名教授贾兰坡坠楼身亡。原因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她从母亲手中拿过报纸，将这则新闻一连读了两遍。伴随着贾兰坡教授那张虚幻的脸，她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画面：贾兰坡坐在阴暗的书房里，在桌子底下踩着她的脚。另一个画面是，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音乐声中，贾兰坡在电影院里泪流满面……
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张末这样想着，将报纸扔在了一边。
这天晚上，在父母熟睡之后，张末伏在卧室的桌上，给曾山写了一封长信。在这一刻，她又回到了与曾山离别前的那个晚上。在睡梦中，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一块块地被砸碎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到处都是碎裂之声。随后，她听见了一声低沉的呼号，接着又是一声，整个晚上一直萦绕在她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