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钾肥去上坟，我选了星期四的早晨。之所以要挑日子，纯粹是想显得庄重一点，但星期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不具备任何纪念意义。被齐娜提醒了之后，我确实想去看看它，我没能找到齐娜，决定自己去，一个人未免太闷了，我对咖啡女孩说：“我去上坟，你陪我一起去吧。”
她眨眨眼睛，说：“清明节早过了。”
“五月才是上坟的好时光，天气不错，心情也好，”我说，“真奇怪，清明节为什么不安排在五月呢？”
“五月的节日太多了呗。”
我掰着手指头数：“劳动节，青年节，端午节……”她立刻纠正道：“端午是农历。”我继续数：“母亲节，还有世界无烟日。”好像还有很多，我记不得了。她说：“五月二十日是求婚节，520，‘我爱你’嘛。”我心想，老星听了这个不知道作何感想。
“去吧去吧，离这儿不远，而且是一只死去的猫。”我说。
她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道：“刚死的？”
“死了快两年了。”
她拿了钥匙，随同我出去。空无一人的小街，在晴朗的天气里像一块碎碎的蛋卷，带着香甜，以及一丝小小的遗憾。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车子的踪迹，有纯黑的野猫横穿过马路，走过它身边时，她的鞋带开了，弯下腰系鞋带那当口，黑猫静静地看着她，看傻了似的。
我们绕开了仓库区，走了一条两侧都是平房的街。转过一个弯，前面就是铁道高高的路基，路旁种着很大很密的水杉树，看不清铁轨。两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老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走过那家曾经收养钾肥的旅馆，她说：“咦？这里还有旅社？真想不到。给谁住呢？”我说：“卡夫卡说过，旅社总在等待着旅客。具体原话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舞厅总在等待着跳舞的人。”她说。
“鞋子在等待着脚。”
“手套在等待着手。”
这么说下去便索然无味了。我很不正经地想，避孕套在等待着阴茎。不不不，避孕套光等待着阴茎是不够的，孤独的阴茎不需要避孕套，所以避孕套还在等待着阴道。这么说的话，避孕套的人生比旅馆复杂得多。
我带着她向树林那儿走去。钾肥就葬在树林里。五月的草已经长高了，树荫在头顶上，晴空消失，有点压抑，细小的石蛾在明暗不匀的空间里飞行，像烧焦的纸屑。感觉上这片树林比当初更大了，本身就是人工林，可能拓展过，树也长得更高更密。
我失去了方位，站在原地点了根烟。
她问：“找不到了？”
“有点迷糊了。”我说，“毕竟快有两年过去了。”
“养了多少年的猫？”
“啊，忘记告诉你了，那不是我的猫，是一个同学养的。”
“看来你很喜欢它。”
“他？指猫还是指我同学？”
“当然是猫。”
“也不算很喜欢，这猫活着的时候死样怪气的，既不会抓老鼠也不会讨好主人，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贡献。就算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而且还是个阉猫。阉猫和阉人不一样，历史上的阉人都特别有干劲，能量超出正常人许多倍，司马迁，郑和，魏忠贤，都是这样，但是一只阉猫就完全相反了，能量被彻底封锁，又不可能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转移出来，于是就蔫了。”
“有意思。”
“胡诌的。”
“还是没说清楚嘛，为什么给猫来上坟？又不是你的猫，又不喜欢它。”
我想了想，事情太复杂了，而且没有什么逻辑。我把猫的故事大致地说了一下，它神奇的力量使女主人总能在牌局上赢钱，它痛痛快快地吃掉了金花鼠，被送到屠猫人那儿差点送命，之后又很蹊跷地死在了小旅馆的孤独时光中，被我们埋在了树林里。
可是猫的坟又在哪里呢？我在树林里走了一小圈，便明白我是不可能找到猫坟了，当初就只有鞋盒大小的一个土丘，雨水和铁道边的风早已消磨了它，很多圆叶子的小草覆盖着泥土。我微感惘然。圆叶子的小草开了很多蓝色的小花，米粒般大小，细细地铺洒在地面上。但愿钾肥能喜欢这些花。
我们一直走到铁丝网边，离铁道已经很近了。铁丝网锈得不成样子，类似爬山虎或者牵牛花的植物紧紧地附在上面。靠近铁道的树林完全是另一种气质，荒草丛生，白色泡沫塑料的快餐盒随处可见，风中有股异味。沿着铁丝网再往前走，看到大片的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的根本走不进去。这种草叫做“加拿大一枝黄花”，名字很长，但很好记。关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故事我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咖啡女孩。
“猫的女主人呢？”她忽然问我。
“呃，说出来你不信，和那个屠猫人在谈恋爱呢。”
“胡诌的吧？”
“真事。”
“你是来祭奠猫呢，还是来祭奠你和女主人的感情昵？”
“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与其说是祭奠，毋宁说是告别。向虚无说再见。”
猫的祭奠就到此结束了，有生之年，我大概不会再向人说起钾肥的故事。猫就让它安息吧，每说起它一次都像是打搅了它的灵魂。我们沿着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林线，斜向地绕过树林，向小路上走去。
走了十来步远，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们同时停下脚步。沿着草丛的边缘看到一只花猫钻了出来，翘着尾巴，露出肛门和生殖器，大模大样地走了。
“不会是猫又重返人间了吧……”我说。
她拽住我，指向猫走出来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感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只女式的坡跟皮鞋。极静的空气中微微传来凌乱的血腥感，与野草和树林格格不入的东西。在她指着的点上，也就是花猫离开的地方，是一只安静到惨白的脚，压着几根倒伏的草茎，身体的剩余部位在草丛深处，隔着草的缝隙，看到被杀的人呈现匪夷所思的姿势，既不像是在睡觉，也不像是在运动。那是一个人被抛向空中，随后由死神的照相机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个可怕的定格。
好日子也像一口井，有时候运气不好，掉进去，再好的天气都会成为一个噩梦。这是咖啡女孩说的。
她脸色煞白地退到树林里，抓住自己的头发蹲在地上。我用她的手机打110报警，声音很钝。在等待警车到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默然无语，一起抽烟，抽完了把烟蒂掐灭，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免得误导了警察，也给自己省点麻烦。
五月末我忽然变成了学校的红人，先是保卫科干部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接着，消息走漏出来，有很多人来找我，问我关于凶杀案的事。寝室成了信访办，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走进来，问一通之后便又消失掉，有些沉痛，有些狗仔，有些非常专业地指出连环杀人案再度出现，因为死者同样是被钝器击中后脑，其作案模式与五月初发生在女生宿舍的那起案子非常相似。
死者是一家合资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在警察做笔录的时候，咖啡女孩就指出了这一点。死者的上衣正是那家工厂的厂服，非常好认，是紫色的，用紫色衣服来做厂服的大概很少很少吧。咖啡女孩又告诉我，这厂里的管理层穿紫的，工人按部门分别穿蓝的、黑的，粉红的。我问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她说：“以前在那家厂里做过几个月，非常糟糕的地方。”
来问讯的人多了，我陷入了一种迷惘状态。有人问：“你怎么会想到去铁道边的？”我愈加回答不上来。老星就打圆场说：“别问了，老夏吓呆了，毕竟是第一次看见死人。”我说：“不是第一次。”老星纠正道：“第一次看见被杀的人。”我阴沉地说：“也不是。”
拉面头也来看了我一次，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和她上床，既不是中了彩票也不是倒了霉，而是偷错了东西的感觉，我需要一双球鞋结果却偷到了一双拖鞋，并且尺码还不合适。我想，和女孩上床总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只能意思意思，在告别之前就相互怀念吧。
她说：“嗯，是很可怕，女宿舍出事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批冲进去的人，场面血腥，到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惨状。”
我双手握着装满开水的杯子不说话。
“还没找到小白？”她问。
“没有。你有消息吗？”
“也没有。”
“害怕吗？”
“什么意思？”
“敲头的杀手又出现了。”我说，“就像恐怖电影里的经典场面，明明已经结束了，胜利了，逃脱了，却在影片的最后让尸体又重新坐了起来。”
她笑笑说：“你反正是要毕业了，对我来说，恐怖电影才刚拉开序幕呢。看来我得去找个固定的男朋友了，哪怕仅仅为了壮胆也行。”
“是个好主意。”
她站起来说：“那行，我先走了。”我说等一等，我从床头拿出T市的地图问她：“知道第五街在哪里吗？T市居然有一条街叫第五街。”
“地图上找不到？”
“没找。中国哪个城市有用数字命名的街道？”
拉面头说：“你这就无知了，这得要我本乡本土的人才知道。第五并不是fifth的意思，而是一个姓，就像张家巷王家弄杨家桥一样，‘第五’是一个复姓。好像是明朝有个当官的姓第五，街就叫第五街了。”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街第二街什么的，只有第五街。”
“T市是这样，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也许有人姓第一第二呢。”她用食指关节敲敲地图，略带嘲讽，“自己找吧，就在市区，很好找的。以你的智商，这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