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纽曼抵达苍南后的第四天，一位化装成藏民的英国士兵从江孜悄悄来到了这里。他在何文钦的住宅里见到纽曼之后，将一封荣赫鹏上校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荣赫鹏在这封信里命令传教士立即赶往江孜，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缘由。
何文钦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女仆看见他扛着一杆双筒猎枪朝月亮森林的方向走去，看上去好像是去打猎。
约翰·纽曼为了向何文钦先生道别，在住宅外的一条溪流边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依然没有看见何文钦的踪迹。傍晚时分，在那名英国士兵的不断催促下，他惘然若失地踏上了前往江孜的路途。
传教士是在第二天早晨抵达江孜的。在营帐外迎接他的是军需官布雷瑟顿少校。这位年轻的军官看上去比在甘宗坝时更黑更疲了，水土不服和失眠症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阴郁的痕迹。
布雷瑟顿告诉他，随着英国军队在西藏腹地越陷越深，战争也将越来越惨烈，士兵的伤亡必将随之增加，在未来的二十个月，荣赫鹏上校希望他留在军营中担任随军牧师。
约翰·纽曼对于这一决定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布雷瑟顿少校，自己是一名神职人员，一名自由的传教士，除了来自国内教会方面的指令之外，他没有任何理由和兴趣承担别的义务。“更何况——”约翰·纽曼解释说，“我也闻不了血腥味。”
布雷瑟顿少校很有耐心地朝他笑了笑：“纽曼先生，你现在是在荣赫鹏上校的战地指挥所里，而不是在苏格兰乡间的修道院，你闻不了血腥味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荣赫鹏上校现在命令你将一盆羊血喝下去，我想你恐怕也不会拒绝吧？”
布雷瑟顿少校这样一说，苏格兰传教士似乎已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早在一七八五年，由于某种原因，天主教耶稣会在西藏自行解散了。它所设立的教区后由法国的辣匝禄会接管。无论是耶稣会，还是巴黎辣匝禄会，他们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传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传教士们在西藏的种种遭遇是意味深长的。他们对于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往往感到悲观失望，进而得出了“西藏的原始宗教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结论。
约翰·纽曼在中国长江流域传教十余年之后，曾一度返回苏格兰。教会方面在西藏地区的失败激起了他对这一神秘区域强烈的好奇心。在约翰·纽曼看来，他在中国内地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传教经验也一定适用于西藏，要想使西藏人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基督教徒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他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
一八九四年的夏天，他跟随着一批边贸商人，穿过克什米尔盆地、印度西北部的山区，只身来到了西藏。他随身带来了一些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并希望以此来打动那些蛰居山野的西藏人。这些物品包括一架摄影机、一架望远镜、几只显微镜和打火机，以及十余册版画。经过几年的传教，约翰·纽曼差一点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一场天花夺去了三名藏民的生命，他深信这些藏民最终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当约翰·纽曼在苍南温泉与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邂逅之后，这位幽默的中国人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倘若你能够将西方的天花疫苗带入西藏，你在这一带的教徒将会像拉萨的放生羊一样多。”
和内地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何文钦先生对基督教并不反感。这位年轻的驻藏官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梳着一条油黑发亮的长辫，优雅的举止和华丽的锦缎绸袍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女人。约翰·纽曼在苍南见到他的那一刻，便深深地为他的仪表所吸引。在他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一同喝茶，谈论中国的古代诗词；一同骑马远足，去月亮森林打猎；前往藏北那曲参加赛马大会……久而久之，从约翰·纽曼内心隐晦的意图来看，劝说何文钦皈依基督教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宗教职责的范围。
在江孜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江孜一带的多雨天气，蒙蒙细雨从每天中午开始，一直下到日暮时分。约翰·纽曼的住处被安排在白居寺附近的一块山坡上，几顶土耳其式的帐篷在青稞地里围成了一圈。四周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树林和植物。
英国远征军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古鲁河谷的袭击事件使国内议会的争执变得空前的激烈。约翰·纽曼注意到，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一直忧虑重重，愁眉不展，在潮湿、阴冷的雨季，仿佛军营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耐心。
荣赫鹏上校在一次散步时不无颓丧地向纽曼谈到，即使国会立即批准他向拉萨进军的计划，从战略上考虑，进攻时间也至少要等到雨季结束之后；如果在雨天进攻，英军漫长而脆弱的后勤供给线将面临被藏军切断的危险。
和荣赫鹏上校相比，布雷瑟顿显得比较容易接近。他常常在饭后来到约翰·纽曼的帐篷里聊天。布雷瑟顿早年曾在神学院读过几年的宗教史，但他对宗教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知识和考证的领域，从不涉及信仰。和国内教会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教士的猜测一样，布雷瑟顿以为耶稣确有其人。他告诉约翰·纽曼，他几年前在加德满都任职时，曾在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做过一段实地考察，他感觉到，在那些佛教盛行地区，“甚至空气中都飘浮着耶稣的幽灵”。在印度南部，有人曾带他参观过一间阴晦的密室。据当地的佛教徒暗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并未马上死去。他依靠自己深湛的瑜伽功侥幸活了下来，晚年一直在印度的这间密室里潜心修行，并且活到了八十一岁高龄。
“克什米尔的情形也颇为蹊跷，”布雷瑟顿脸色肃穆地对纽曼说道，“圣经《旧约》中描述过的秀丽、安宁的山川和河谷在这一带随处可见，我觉得，克什米尔就是《圣经》传说中那样一个‘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
约翰·纽曼对于布雷瑟顿的那些言谈的反应是极为矛盾的，这就好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妓女的态度——既鄙视、厌恶，又充满着渴望。
布雷瑟顿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位在泰晤士河畔长大的年轻人进藏以后，显然被这里诡秘的神宠吓坏了，整天被一些荒唐的臆想和预感所缠绕。在江孜的这段时间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纽曼提及：“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悄悄地临近了。”
五月二日的上午，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出现了转晴的迹象，湿漉漉的草地上雨水未干，一些英军官兵便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踢起了足球。另一些士兵则来到江孜河边，与那些正在洗衣服的藏族妇女搭上了话头。这些女人好像并不在意士兵们温和的玩笑，但一旦谈话超越了某种范围，她们就赶紧抽身从河边离开了。
这天午后，几名游走四方的托钵僧在途经江孜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国士兵严密的盘查。这些托钵僧给约翰·纽曼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来时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进藏以来最大的一次佛事活动。近千名喇嘛和活佛围坐在一条河道的两岸，他们的诵经之声在几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约翰·纽曼在这天夜里悄悄溜出江孜，赶往集会地点。当时，他并不知道，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已经在那条河边默坐了七天，饥饿和寒冷已使他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