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给搬家公司打了电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我把家搬到了盘龙谷。
当天傍晚，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把房门钥匙亲手交到了姐姐的手中，她没问我去了哪里，却哭着要来与我拥抱。
我躲开了。
第二年十月，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没有办理结婚证书。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说，我随便叫她什么都行。我试着叫她玉芬，她居然也乐于答应。
我曾问过她，丁采臣到底是不是黑社会？她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死了。忘了他吧。我又问她，黑社会的人居然也会被逼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说，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中还有比黑社会更强大、更恐怖的力量。丁采臣根本就不是对手。至于她说的这个“更恐怖的力量”到底指的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死皮赖脸地缠着她，让她说说她的故事，她是哪里人？怎么会住到盘龙谷这个地方来的？因为听她的口音，似乎是个南方人啊。她支支吾吾，目光躲躲闪闪，最后，她长叹了一声，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丁采臣的一个人质而已。”
“这么说，你被绑架了？”我暗暗吃了一惊。
“你不也一样？”她冷冷地讥讽道。
我实在搞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听她那么说，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名遭到绑架的人质似的，可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我活得好好的，想干吗就干吗，完全是自由的啊！
现在，在跟她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大概更愿意将它称之为做爱吧），我已经用不着在她的脸上蒙上枕巾了。关于她的一切，我所知甚少。所有与她身世相关的信息，都遭到了严格的禁锢，就像她的天生丽质被那张毁损的脸禁锢住了一样。
我偷偷地四处翻找她的照片，目的很明确，我很想看看，她毁容以前长什么样子。当然，我一无所获。
她安慰我说：“你别急啊，等女儿长成大姑娘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女儿什么样子，我原先就是什么样子。”
我也时常跟她谈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有两次，我提到母亲多年前的那个预言时，她都不接话，情绪低落，默不作声。我以为她对这个话题很反感，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当我的女儿快要满月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能不能带她去看看母亲的墓地。她想去母亲的坟头拜一拜，给她老人家磕个头。
说实在的，我心里有点犯难。我倒不是不愿意带她去。你知道，我母亲去世的那会儿，丧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姐姐崔梨花张罗的。母亲的骨灰葬在什么地方，我还真的不知道。可这话无论如何有点说不出口。事到如今，除了向我姐姐偷偷地打听墓地的位置，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没能合眼。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地下了楼，躲进厨房边的储藏间里，拨通了我姐姐的电话。
姐姐听到我的声音，稍稍一愣神，随后就哇哇大哭起来。也不说话，光在那儿哭。等到她哭够了，就囔着鼻子让我马上回家。我问她母亲的墓地在哪儿，她理都不理。还是那句话，让我什么都别说，马上回家。她要给我包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仿佛她这辈子，就欠我一顿茴香馅儿的饺子。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眼泪也有点憋不住了。最后，姐姐逼我发了个毒誓，答应一周内就回石景山去看他们，这才告诉我，母亲的墓地在玉泉山脚下的“金山陵园”，跟父亲葬在一块儿，离卧佛寺不远。坐375路公交车，在红旗村下。她让我进了陵园大门后，沿左侧的山路一直爬到山顶，然后再往下走，倒数第七排的第六个墓碑就是。墓前有一棵杏子树，是她当年亲手栽的。
两天后是一个晴朗而无风的日子。我们带着孩子前往母亲的墓地，她仍用头巾将脸围得严严实实。她告诉我，自打她来到北京之后，还是第一次离开盘龙谷。我们在西苑附近一家花店门口停了车，她去店里给母亲买了一大把洁白的马蹄莲。她把鲜花放在后座上，正打算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她推了推我的胳膊，对我轻声道：“是不是，也应该给爸爸买点什么呀？”我喜欢她在说“爸爸”这个词时特有的自然和亲昵。她再次下了车，跑进路边的一家小超市，给父亲买了两瓶牛栏山二锅头。
小家伙对墓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她在母亲怀中的襁褓里一刻不停地蹬踢着小腿，嘴里“噢噢”地叫着。深秋的墓园里，有一种夸张的岑寂，树梢上方的天空蓝得有点让人发晕。因为墓地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我们拜祭完毕，倒也用不着将马蹄莲的花茎一一折断。看着父母墓碑前的那棵深黑色的小杏树，我心里不免有点后悔，也许应该大大方方地答应姐姐，让她一起来。
看得出，妻子的心情也很好。下山时，她忽然提出来，不妨随便找个地方吃午饭，然后顺道去游览一下卧佛寺附近的植物园。我立刻热烈地表示了赞同。可当我从陵园门口的公共厕所里出来之后，立刻就改变了注意。我推脱肚子有点不舒服，执意马上回家。
我知道我的脸色很吓人。
我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慌乱，让自己平静下来，结果反而弄巧成拙。就像是被鬼魂缠住了似的，下山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车竟然一直在沿着公路的左侧行驶，令人疑惑的喇叭声响成了一片。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等着她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要她问，我就会把刚刚在厕所里收到的那条手机短信，毫无保留告诉她。可她一直在逗弄孩子，对我的惊恐和情绪异常没有任何反应。在这一点上，她也很像玉芬。
两个小时之后，我把车停在了盘龙谷小区会所的边上。在建设银行的ATM自动取款机上，我看到丁采臣答应支付的二十六万余款已悉数到账。
对于丁采臣的死，我以前也有点疑神疑鬼。我也曾多次变着法儿从妻子的嘴里套话，可当我接到这条让我魂飞魄散的手机短信之后，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反而有点不太敢问了。
“要我说，这是好事。”当天晚上，妻子坐在床边，轻轻地拍着孩子，哄她睡觉，一边劝我道，“这二十六万是你应得的。你没偷没抢，我们问心无愧。至于说这人到底死没死，你用不着替他操这份心。”
话虽这么说，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中，我的眼前时常会浮现出丁采臣手里端着一只咖啡杯，从东直门的写字楼顶端一跃而下的一幕。怎么想都觉得很不真实。银行卡上突然多出来的那笔钱，我一分都没敢花。
有时，我也会向她抱怨说，我们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不明不白地过日子吧？虽说现在这样也挺好，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到不太踏实，心里有点儿乱，好像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样下去，行吗？
每当我提起这样的话头，她总是一笑置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想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事若求全何所乐？”
我仍在做我的胆机生意。
住在褐石小区的那个客户，似乎对KT88的管子感到了厌烦，他问我能不能替他做一台300B胆机，并帮他设法搞一套经过严格配对的美国西电公司的三极管。我试图说服他，300B其实并不适合他的阿卡佩拉，可教授忽然就生气起来，让我“只管做，少啰嗦”！
我自然乐于从命。
我把机器给他送过去的时候，这位教授又在向他的妻子，那个体育大学的排球老师，抱怨世道的混乱和肮脏无序了。什么道德沦丧啦，什么礼崩乐坏啦，什么道术将为天下裂啦，全是扯淡。他进而断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在目前这个社会上过上好日子。很明显，他的妻子不爱搭理他，表情冷漠，在餐桌边低着头，飞快地发着手机短信。他似乎有点恼羞成怒，并再次使用了那个让我十分厌恶的反问句式：“不是吗？”
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放下手里的改锥，随后站起身来，把裤腰带往上提了提，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对教授道：“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可以容我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