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凌晨一点敲我的门，穿着睡衣和拖鞋，嘴唇都青了，牙齿咯嗒嗒响。他跟我说，小初，坏坏了，资料丢丢了。我问什么资料如此重大，让咱们的心理学博士后都结巴了，他可是专做别人恐惧心理疏导的。从北大里头的博士后宿舍到我现在的住处，穿拖鞋就算小跑，也得二十分钟，他都没套上双袜子。门外的风呼呼的。
——开开电脑。他说。
我把电脑打开，给他倒杯热水。老康抱着滚烫的杯子直往胸口里摁，脸上慢慢有了点人样。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网页。在一个我从没上过的论坛，他用鼠标点着一个帖子让我看，就这个，问题就就在这里。我凑上去溜了一眼，就是几张纸的扫描件，用照片的形式贴在论坛上。没标题，上来就是人名，后头有个括弧，括弧里注明此人的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常住地、职业，跟在冒号后面的是此人害怕啥，恐惧所从何来，言简意赅。一大串人名，依次排列，冒号后头的恐惧有长有短。
——就这玩意儿？我说，我还以为政治局的最新决议被你弄丢了。
——这是大大事，小初。老康又结巴上了，涉及别人的隐隐私。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隐私是得保密。
——这里有的是朋友，你也认认识的。老康说，各样的恐惧隐私都都有。
猎奇的心理不太好，但我还是没忍住又凑上去。果然，在那几页纸里我数出了三个熟人，他们的恐惧匪夷所思。我是说，在平常的交往中，我在他们脸上看不见一丝惊慌神色，转瞬即逝的都没有。
——这是啥玩意儿？我问他。
——恐惧调查。我在做一个关于恐惧的研究课题。
我又伸头看了看，还是没怎么看进去。
——早知道我前天就不去国图了，真是要了命。老康说。他把问题弄得很严重。
这个调查他做了有一阵子了，全国各地跑，逮着人就问，愿意接受一个恐惧调查吗？保密的。为了诱惑别人受访，他给每人送一个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小福娃。他想看看人的恐惧的深层心理结构。前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出来，觉得手头的资料不够充分，临时决定去国图。从北大东门上公交车，坐下来就睡着了。这个学术狂人，每天都在压榨自己的睡眠时间。我提醒他，下手别太狠，小心榨过头，想睡都睡不着了。他在320路公交车上睡得很香，喇叭里报站“国家图书馆”到了时，他迷糊了一会儿才回过神，在车门关闭前的一瞬间冲了出去。小睡之后神清气爽，康博后登上国图高远的台阶，一路都得意：一觉醒来到国图，啥也没耽误。进门时他习惯性地摸书包，这一次他拿的不是包，而是一个印有北大标志的牛皮纸大信封，里面有一沓资料和一个新买的笔记本。啥也没摸着，冷汗刷的就出来了。下车太急，他把大信封落公交车上了。作为一个正在做博士后的心理医生，老康心里出现了剧烈波动。那几张纸和笔记本不值钱，摘抄的资料也可以重新再来，问卷来的隐私值钱。何止是值钱，他一笔一画整理出来，向所有受访者承诺过，这是职业道德。
他跳下台阶冲到马路上，招了辆出租车让师傅沿320路车这条线追。他在“军事博物馆”那站追上了320，去北京西站的车从来都塞得满满的，他坐过的位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没看见什么大信封，她从甘家口站上车，周围除了人和行李，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没看见。老康去问售票员，售票员耸耸肩，双手一摊，你看，上下车客人多得像赶集，丢个人都有可能。老康只好暗自祈祷，那个捡了大信封的人捡了就捡了，回家就当垃圾扔了，然后永远都是垃圾，直到那些纸张从地球上消失。
——等会儿，老康，你先喝点热水冷静一下。我看看都是些啥毛病。
下面摘录的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因为专栏需要，我选的全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受访者。为了保护别人的隐私，姓名用代称：
赵甲（男，1973年生，江西修水人，常住九江，建筑工程师）：开始我做了一个噩梦，你能想到的杀人放火毒蛇猛兽我都能做出来；因为可怕，我就害怕做这个梦。总是害怕，反倒继续做噩梦，做的是害怕自己做噩梦的梦。然后又因为恐惧做害怕噩梦的梦，继而又做害怕做噩梦的梦的梦。就这么以此类推做下去，我的梦无限延伸，如同两面镜子对照，怕做噩梦的梦的梦的梦（这里必须用省略号）不断地延展和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长，让我的睡眠沉重无比，苦不堪言。我都快被这个惧怕噩梦的梦弄疯了。你看我的黑眼圈，我能不睡就不睡，睁着眼熬到天亮。
钱乙（男，1975年生，浙江海宁人，常住杭州，旅游公司副总）：我对偶然性有种神经质的惧怕。人家说这是强迫症，不知道是不是。我忍不住就会想象某个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偶然性，给它无数的假设，越假设我越恐惧，越恐惧我越忍不住地假设。我总在想，事情要是往那个坏极了的方向走，那会是什么样子。你知道的，当然会越来越坏，太可怕了。假设耗掉了我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命的是我不能自拔。
孙丙（女，1978年生，江苏连云港人，常住上海，自由撰稿人）：我总觉得这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在。不论到哪里，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注意看见的人名、经过身边的每一张脸，去听她们的声音。我希望遇到另一个我，但我又害怕遇到另一个我。我很纠结。
李丁（男，1970年生，山西原平人，常住北京，艺术家）：我没有大恐惧，只有小恐惧，不过，谁又能说小恐惧就一定不是大恐惧呢，是不是？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一束白菊花从天安门东地铁站出来，被警察揪住了。他问我拿花干什么，我说送给我女朋友，她最喜欢的花就是白菊花。警察不相信，非说我有问题，没收了我的花，还把我拎到局子里关了一夜。那夜空调开得太大，把我冻坏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放了我，没给任何理由。从那以后，我见着警察就跑。
周戊（女，1979年生，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还有人想在人群里找到另一个自己？天哪，不可思议。你知道我怕什么？撞衫！我最怕的就是看见某个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不管长得像不像，我都会浑身发痒，想挠，想把自己皮肤撕开；好像不是撞衫，而是俩人长了相同的皮肤。我想躲，觉得自己突然被当众扒光了，突然成了一个身份可疑的人，正在冒充别人活在这世上。所以你看，我这衣服，每一件都是找裁缝做的，我得让他们尽量确保从此不再做这一款式的衣服。
吴己（男，1974年生，陕西安康人，常住深圳，企业高管）：没什么不能说的。我就是想做爱，每天都想。你说性交也行，这个词更带劲儿。过了三十二岁之后突然这样，我单身，很忙，没时间谈恋爱，结婚更免谈，就算累得倒头就睡，醒来第一件事也是想性交。虽然在深圳这种地方，我也没瞎搞过，你不信也无所谓。我去医院查了，不是性亢进。心理医生问我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好像没有。就是想。有时候突然来了那感觉，都想把老二一刀去了。也有人说是工作太忙导致的，不明白。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女孩和我的感觉有点像。她可能比我还忙，但就是整天觉得那地方空荡荡的，总想找一根东西把它塞满，恶狠狠地塞满。跟性亢进没关系。所以担心，现在我一天到晚想搞，一天到晚担心自己想搞，更累了。
郑庚（女，1975年生，湖北洪湖人，常住天津，中学教师）：这个年龄，当然是安全感。朋友和同事们的婚姻排着队亮红灯。她们说，我撑不了十年。现在我们结婚九年，孩子五岁，一年前我就开始担心。离婚的队伍每天都在提醒我。老公工作忙，应酬也多，经常出差不在家。我越来越敏感，担心出问题。每次他回到家我都得提醒自己，别瞎猜，免得心理暗示，觉得谁都是贼。也越来越不自信。他的事业越做越大，职务越来越高，人人都觉得他光鲜，看上去也比我年轻。其实我比他小两岁。二十五岁教书，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走，圈子和视野越来越小，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在拉大。如果他要出点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和女儿该怎么办。真担心，经常被噩梦吓醒，我都梦见他和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女孩在一起三次了。
王辛（男，1972年生，四川绵阳人，常住北京，公务员）：怕被人超过，尤其是年轻人。八〇后。现在的孩子真是有眼力见儿，他们比你更擅长揣摩领导的心思，很多事情都能抢在你前头。领导赏识了，你才有上升空间，在机关里待过的都明白。我担心自己到头了。后来的孩子头脑太好使了。上不去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后面的都上去了，你原地踏步，等于在倒退。我带了两个徒弟，都不错，有能力也有心眼，我一想到哪一天他们成了我的上司，跟我说，“王老师，给我倒杯茶”，我撞墙的心都有了。
冯壬（男，1979年生，甘肃兰州人，常住天津，保安）：跟你说了，你得保证不告诉别人。保证？嗯。我想杀人，真的。你要在这个小区当保安，你可能比我还想杀人。他们怎么会那么有钱？开那么好的车，小的很小，大的很大，我知道都很值钱。我花了半年时间才把那些名车的牌子认全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老婆，就是二奶、小三，有的已经有小四、小五了。我管的那片就有好几个二奶，不骗你，多好的姑娘，非要给人家做相好的。我想把那些大肚子的有钱人杀了。有时候也想杀那些二奶，她们怎么就那么没志气？你问的是害怕，恐惧。对，我就怕自己哪天管不住自己的手，把刀亮出来。真的害怕，经常梦见杀人，我就吓醒了。我其实连杀鸡的胆子都没有，可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杀人呢？太可怕了。
陈癸（女，1976年生，上海人，常住北京，记者）：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我会没来由地心悸，我怕这个。几乎每天都是，晴天尤其严重。夕阳半落，彩霞满天，我觉得半个天都在流血，心跳就会加速，不敢往身后看，觉得后面是个大黑洞，内心里怕得不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这个时候我正好经过天桥，我必须走在桥中央，否则一看见满街的汽车和行人，我的恐惧和心跳会立马加剧，我几乎要抑制不住从桥上跳下去的冲动。我总想，跳下去就没这么害怕了。究竟怕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
一圈看下来，要我说，也没啥新鲜的，基本上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力。那点小隐私就是拿到新闻联播上说给全国人民听，也不至于家破人亡、人生突转。谁还没有点挂不到嘴上的小秘密。
——很很严重。康博后抓住我的手。他的手靠着杯子的那部分是热的，别的地方还冰凉。小初，我我有点那个啥。
——哪个啥？
——恐惧。
这就好玩了，一个研究恐惧的人开始恐惧了。老康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比我大十岁，从中学教师做到知名的心理医生、学者，从广西的一个小镇一步步到了北京城，大大小小也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不至于如此之不淡定。我不明白。我从书架上摸出一瓶二锅头，撕开一袋泡椒凤爪和一袋麻辣鸡肫，倒上酒。只能这样，这大冷天，北风吹雪花飘，就算知道被谁捡了也没法去找。整两个，压压惊吧。其实我不知道惊在何处。
——我怕的是泄密这事本身。酒过三巡，一斤装的牛栏山见底了。其实是他老哥一个人闷头痛喝，我只象征性地抿两下。老康两眼水汪汪、红通通地看着我，说，我怕的是泄密这事本身。我有心理阴影。
我不搭茬儿。喝到位了，我不催他也会说。我说你等会儿，我再开一瓶。
老康海量，他们家那地方过去出土匪。第二瓶没喝多少，他只顾说了，还隔三岔五提醒我认真听讲。我稍事走神就跟我急。
——小学二年级，因为打小报告我被同学押着游街。对，那会儿“文革”已经结束了。小报告不是我打的，但他们都认为是我打的，因为我成绩最好。镇上有两所小学，隔三里地，经常打群架。“文革”结束了，遗风还在，学校的喇叭里天天在说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打架照常，三天两头。“育红班”的小屁孩就开始打。那个秋天事大，不知道结了什么仇，打算动刀子了，好几个年级学生联合起来跟外校打，几个骨干整天把菜刀别在腰后。不知道谁告的密，两百多号人揣着家伙，聚到镇外的乱坟岗子里，两校的领导和老师从坟地里冒出来，没打成。他们怀疑上了我，因为老师喜欢我，我出入办公室也最多；还有，我拒绝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动员过我好多次，我都扯谎躲了。打打杀杀的我从小就怕，白长了这大身板。你知道的，非友即敌，我们不流行第三条道路。我就成了叛徒。除了我，所有男生都去了。班长比我们大两岁，个头也比我们大，后来成了二流子。那时候我们多小啊，他就痛惜“文革”结束早了，要是再来十年，他就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把几个班委召来，说，学习委员康某某打小报告，是叛徒、内奸、告密者，是不是该表示一下？我看看其他班委，他们不敢看我，但还是一个接一个地点头。当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被插上木牌、挂上土坯，双手背在后面游街了。木牌和土坯上裹一层白纸，写着“叛徒、内奸、告密者、人民的敌人”。他们不敢在街巷里游，把我拖到乱坟岗子，围着上千个坟堆一圈圈地转。他们动员了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学生来围观，浩浩荡荡的队伍能绕坟场一圈半。还有人从家里拿来锣鼓和脸盆，一路敲敲打打，班长领头喊口号，打倒叛徒内奸，告密可耻，坚决把人民的敌人消灭干净。小初，你不信？你对“文革”没概念。别不承认。我们小时候见多了，行怎么游大家都懂。记不清被游了多少圈。我身上沾满草根和泥巴，他们想起来就往我身上扔，浓痰鼻涕都有。一半人喊口号，一半人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乱坎岗”。
——想着我都觉得瘆得慌，一群小屁孩。你就那时候开始怕的？
——不是。游了三次我都没怕。放学后我就被拉过去，不是游街，是游坟。也没哭。我怕和哭是在游坟之后。我爸打我，往死里打，我屁股都快被打烂了。我没告密，但他一边打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让你告密！让你告密！”我被打得莫名其妙，委屈都要委屈死了。小初，我真的没告密。
——就算小报告是你打的，你爸也不应该下这个狠手啊。
——是啊。当时我就蒙了，这男人都不像我爸了，没见过他气急败坏成那样子。他说，告密者就不配活着，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才二年级，根本就听不懂。我哭，我爸也哭，下手越狠他眼泪就越多，最后一屁股坐到地上，用扇我屁股扇得紫红的右手扇他自己的耳光。你见过一个大男人鼻涕一把泪一把，报仇一样自己打自己吗？现在我明白了，真正让我害怕的，还不是我爸打我，而是我爸打他自己。他一口气扇了自己至少五十个耳光。开始还只用右手，后来左手也上了，左右开弓。一边打自己一边说：“让你告密！让你告密！”你不知道，我爸那些年一直垂首低眉，都有些窝囊了，外号叫“面团”，话少。我从没见他那么激烈过。我被我爸吓着了。
我有点晕。我给老康倒酒。哥，慢慢说。
——游了三次就不游了。花样不多，游起来也没意思，主要是观众流失严重。他们也不敢对我动手，伤了破了说不清楚。只是威胁我不许对学校和家里说。我爸还是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在巷口看人下象棋，同学的父亲随口说了一句：“说你们家儿子告密，被同学拉去游街了。这帮小崽子，倒会玩。”我爸当时脸都青了，回家就开始收拾我。他知道我没告密，还是打。连打了我四次。后来就当着我妈面打，完全是打给我妈看。我妈越拉他越打，我好像成了他们较劲儿的工具了。
——你妈说啥？
——后来我妈干脆不拉了，想打你就打吧，打死自己儿子多光彩啊。我爸就停下来，又是一屁股坐地上，开始扇自己耳光。扇得耳朵眼里和嘴里都往外流血。老康端起酒杯跟我碰一下，兄弟，耽误你休息了。我爸妈关系一直不好。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中心思想到了。继续，哥哥。
老康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他爸曾经是“告密者”。说来话长，此处长话短说。年轻时，他爸在城里，喜欢上同单位的他妈（为了保护隐私，此处不纠缠他爸他妈是否军人，也隐去单位名称）。喜欢他妈的还有一个小伙子，贵州人，两人势均力敌，他妈一时难以定夺。正在三人纠结之时，单位出了件事，肯定不是好事。在老康的表述里，类似行业机密之类，反正事关重大。明摆着有人给捅出去的，大家相互猜。猜归猜，不成定论。那一天老老康头脑一热就进了领导办公室，以他的观察和推断，是那贵州人。老康他爸有公报私仇之嫌，但他的确也怀抱着赤诚之心；他认为如此，他就这么汇报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第一要务，打这个小报告老老康不以为耻。贵州人出局了，直接打回贵州原籍。老康他爸独占花魁，爱情一帆风顺，两人结了婚。问题出在后来，某天有了确切消息，贵州人是无辜的，但这已经是两年半以后，老康都出生了。没有人会颠儿颠儿地跑到贵州把贵州人请来，给他平反。错了就错了，领导从来不会为这种冤案负责。受折磨的是老老康，虽然谁也不知道是他告的密，他还是坐立不安，无论如何那地方待不下去了。他背着老婆独自做了主，申请到远在小镇上的单位分部去。
据老康说，他妈死活不愿意去小镇，干得好好的，谁愿往小地方跑；他爸死活要走，必须的，调令已经下了。临行前一天半夜，老老康被迫低着脑袋跟老婆交了底，从此头就没有抬起来。这个告密的男人，靠打小报告赚了一个老婆，也毁了无辜者的一生；他老婆想，我是一个告密者的妻子，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她曾喜欢过那个贵州人，甚至胜过现在的丈夫，而自己的生活不得不被绑在一起的男人，他把密还告错了。现在，他们将要逃向偏僻的小镇去赎罪。多少年里，她一直在尝试从内心里理解自己的丈夫，他为了爱自己，他也为了举报的真诚；但她还是说服不了自己，小镇上的生活她喜欢不起来，她无法装出看得起自己丈夫，日常生活是多么磨人哪。
——在小镇生活里，我爸一直憋着。老康说，我妈也使劲儿憋着，憋不住就窜起一股邪火，屁大的事也能嚷嚷起来。我爸把头低下去，再低，一直低到了裤裆里。小初，其实我爸不是个坏人，坏人会把这个十字架一直背到现在吗？我在小镇上生活到十八岁，但我在这样的氛围里一直生活到现在，即使我一年到头在北京，那感觉还是如影随形。所以我当了心理医生。医生这个行当都是从自救开始。
——我认为你爸是个高尚的人。这世上到处都是干了坏事还理直气壮的人。
——你能理解我爸对“告密”的恐惧？
——明白。老康，你的“泄密”不一样。
——一样。只要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就一样。即使没有，也可能一样，恐惧和十字架在你心里。
那天夜里我们聊到凌晨四点半。两瓶二锅头光了，冰箱角落里忘掉的榨菜也拿出来吃了，还有两桶“康师傅”方便面。大冬天夜里说闹心事，饿得就是快。两代人的恐惧陈陈相因，心理医生都搞不定，我更没招儿。我只好宽慰他，碰一下酒杯说一句：老哥，悠着点，别对自己那么狠。你丢的那些“恐惧”就那么回事，大家都忙得团团转，谁在乎啊。老康喝暖了身子，鼻尖上都出了汗，筷子总算不抖了。楼下有辆车叫了一声，凌晨四点半了。每周两次这个点儿响，比瑞士手表都准。也许车主戴的正是瑞士手表。邻居说，这栋楼里住了个二奶，那男的每周来两次。我打个哈欠跟老康说，没事了，洗洗睡吧。
——嗯，轻松多了。他打了个饱嗝站起来，出门的时候突然又扭回头，说，小初，你不会把我爸的事说出去吧？
我晕晕乎乎地想，一晚上白劝了。我对他坚定地摆摆手，放心。
现在我把这个晚上写出来。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一定知道，有些并非绝对真实，比如老康，他可能不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