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二十到花街。一路上杨杰和贾凡换着开，两小时倒一次班。有时候不到两小时，天送要尿尿，从服务区出来杨杰就直接坐到驾驶座上，频繁的换驾贾凡都烦了，哪像一个前专业司机干的事，我才二十出头，昨夜睡得也好，你对我的信任就不能一次性超过两个小时吗？杨杰当然相信贾凡的能力，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绝大多数车祸也都是精力过剩者整出来的；车上有福小和天送，他必须把“万一”也排除在外。忍忍吧，他对贾凡说，有你开不动的时候。车到淮海，下高速有两个口，一个通往厂房所在的镇子，一个通往花街，杨杰指指花街。福小建议先去厂房看看，免得杨泽着急，杨杰说，一年到头他没有不急的时候，别耽误天送睡觉。他们穿过南大街，麦当劳巨大的黄色“m”悬在夜空里，相当的嚣张。宽敞的南大街水泥马路停下来，花街的石板路一下子收紧了，灯光照在石头上，明亮间着幽暗，缓慢的起伏和颠簸，福小觉得车像行驶在一个陈旧的梦上。她看表，八点二十，天送又睡着了。
景侉子听见敲门声走出来，打开门半天没敢认福小，昨天她把头发剪短了。景侉子看着昏黄的灯光里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还抱着个孩子，为了看清楚，他把眼睛眯起来，身体下意识地往后仰。这个女人的短发包住了两腮，倾斜梳理的刘海遮挡住大半个额头，她半遮半掩地像一个人。吃多了红烧肉的景侉子觉得自己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对方认出来，他把目光转向她怀里的孩子，眼睛陡然睁大，受了惊似的双脚起跳，向后蹦了一步，他扭头对着门楼里喊：
“他妈，他妈，快！快来！”
福小听见秦素文夹在锅碗瓢盆里的声音：“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天送被景侉子的喊声惊醒了，睁眼看见头发花白的老头，有点蒙，咧开嘴就哭，抱住福小脖子直往她脑袋后面躲。景侉子继续退，退到刚从门楼里出来的老婆身边，指着天送的指头直哆嗦，说：
“天，天，天——”
秦素文说：“福小？你回来了？”
福小说：“天送。爸，我儿子天送。”
景侉子还在指。秦素文用胳膊肘捣捣他，“老东西，咱们外孙回来了！”
福小说：“妈，不是外孙，是孙子。姓景，景天送。”
景侉子总算把脑子里的红烧肉扒拉到一边，搓着手呵呵地笑，说：“孙子，对，孙子。天送，来，让爷，爷，爷爷抱。”景侉子只在做梦和幻想的时候念叨过“爷爷”这个词，现在说出来，舌头的动作很生疏。
贾凡帮景侉子往下拎箱子。杨杰在接电话。崔晓萱电话追得紧，他都抽不出空来跟叔叔阿姨打招呼，只能向他们摆摆手。崔晓萱简直是掐着点打来的。
“到哪儿了？”她问。
“快到家了。”
“快到家是到哪儿了？”
“还能到哪儿？路上呗。”
“不到花街看看？”
“明天吧。这一路坐得，屁股都成木头了。”
“来了也不看看姑妈，小心老歪姑父不高兴。”
“不是说明天就过来看嘛。”
“车过门口也不停？”
杨杰想，啥意思？他往北看，花街南北向，基本上是单行道，小车要在巷子里掉头得有相当的技术，他这样的大奔驰，想都别想，只能一条道跑下去。老歪杂货铺在福小家北边。没有奇迹，只有意外，就算花街的夜晚很黑，就算远处的灯光漫漶形同虚设，他也看得出一百多米外老歪杂货铺门前站着的那个人是崔晓萱。杨杰放下手机，向崔晓萱走过去。
“你怎么到这儿了？”
杂货铺的灯光铺满了路面，点点从油腻的柜台后面冒出脑袋，喊爸爸爸爸。杨杰对女儿招招手，让她过来。
“你不也来了吗？”崔晓萱说。
“福小想回家，我顺便送送她。”
“哦，”崔晓萱说，“顺便一送就五百公里。真是送君千里啊。”点点跑到杨杰身边，想抱住杨杰的腿，被崔晓萱一把拉到她跟前。“点点，咱娘俩坐飞机，你爸开车，你说，坐飞机好还是开车好？”
“开车好！”
“点点也知道开车好啊？”崔晓萱说，“开车当然好啦！”
崔晓萱一旦开始阴阳怪气地说话，杨杰就觉得极其的没意思，好像生活突然变了质。这个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呢。如果不是动辄就阴阳怪气，如果不是死守着她那点狭隘的北京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这女人堪称完美。现在，就在眼前，她站在花街昏暗的灯光里，你也能看出她的漂亮和风韵，她衣服的剪裁和做工和别人不一样，随便从花街上找个人，问他这女人是干什么的，他一定会说，要么是演员，要么是艺术家。答对了，这是个艺术家，搞美术的；也是个演员，在朋友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客串过几回女三号或者女四号和女五号。她站在这里有让花街蓬荜增辉之感，但是，你就不能不这么阴阳怪气地说话吗？还有——果然，她又把旧账翻出来了：
“杨杰，我提醒你，要不是我，你补办个身份证都得往乡下跑！”
她从来都把鹤顶称作乡下。的确是乡下，一个小县城的郊区。但是你已经在淮海了，你就不能换个说法，“你补办个身份证都得往鹤顶跑”？他是因为和她结了婚，户口才从鹤顶迁到了北京，变成了一个有北京身份证的人。在他们家的户口簿上，崔晓萱是户主，写在户口簿的最前面；第二页是点点的；杨杰最后进京，第三页才是他的。所以，哪天杨杰惹点点不高兴了，崔晓萱就跟女儿说，闺女，你爸要再惹咱娘儿俩生气，我们就把户口簿的最后一页撕掉，好不好？点点说，好。当然这是玩笑，不过玩笑说出的是真相。
杨杰不想跟她顶，地方不合适。他只点点头，表示完全正确。
“还有，”崔晓萱得理不饶人的劲儿又上来了，“当年可是你脱了鞋子追我的！”
杨杰难堪地摆摆手。此情况完全属实，他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脱了鞋子追崔晓萱，就为了得到她一句准话，同不同意做他女朋友。他摆手不是赖账，而是不想让姑妈和姑父听见。活大半辈子了，什么情啊爱啊，听见了老两口会脸红。老两口本来站在柜台外面，现在退回到柜台里了，还装出专注清点货物的样子。
“好了好了，”杨杰说，“崔老师，我全认。我就奇怪了，你下了飞机不回鹤顶，跑花街来干什么？”
“不是听说你要来么。”
“闺女在呢，说正经的。”
“看房子。”
“看啥房子？”
“大和堂啊。”崔晓萱说，“我去看了，位置不错。风光带要是搞大了，大和堂装修一下，卖水晶产品稳赚。”
杨杰头皮开始发紧。“我不是告诉你，平阳家的房子我不要了吗？”
“告诉了啊，你说长安想要。”崔晓萱说，“我给易长安打电话了，我说对不起，房子我们还是打算留下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长安怎么说？”
“我这么说怎么了？这房子我想要了，犯法吗？他没怎么说。告诉完他我们想留着，我就把电话挂了，他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杨杰在背光的地方痛苦地笑了。正确的行程应该是这样：崔晓萱和点点在南京下了飞机，杨泽，或者杨泽派去的人已经等在禄口机场的出口，帮她们把行李箱拎上车，开车的如果不是杨泽，一定也是最可靠的司机，三个半小时后，她们到达鹤顶。必须要最好的司机。此刻她们早应该吃过了父亲做的淮海风味的晚饭，大煮干丝一定会出现在饭桌上，点点最爱吃这道菜。但事实上是，她们在花街，崔晓萱站在姑妈家的杂货铺门口给自己打电话。弟弟及时地发来短信：
哥，嫂子要先去花街，只好从命。不知葫芦里要卖啥药。
杨杰回：明白。
其实他没那么明白，但说一点不明白也不对，这事肯定跟福小有关。鉴于老婆对福小的敌意，杨杰决定回避，别在花街上给自己找不痛快。他不记得是否跟崔晓萱说过，开车回淮海会捎带上福小，但他的确是先征求了她们娘儿俩意见，确认她们要飞才带上福小的。问题是，崔晓萱怎么知道车上还坐着另外一对娘儿俩？
从南边来了一群人，秦家四口和贾凡。天送只要妈妈抱。景侉子和秦素文哪知道中间的弯弯绕绕，上来就感谢。感谢杨杰，感谢崔晓萱，感谢点点，连老歪两口子都感谢上了。福小向崔晓萱和点点问好，向老歪夫妻俩问好；让天送也向他们问好，天送只用鼻子哼了哼。崔晓萱连哼都没哼。她行事素来果决，看不上的人正眼不瞧一下；若是你不幸喜欢她，她会真诚地告诉你：你喜欢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问题是，她并非看不上福小，而是憋了一肚子邪火。抢先收养了天送，这一条崔晓萱肯定一辈子都过不去。杨杰对福小莫名其妙的心疼和照顾，崔晓萱没敌意也不可能；她拿不出他们暧昧的证据，但她以女人的直觉担保，他们的关系三两句话绝对说不清楚。搞不清对方是敌是友的时候，崔晓萱习惯的做法是，先视其假想敌。她不能让福小好看。
可是，在花街此刻颇具朦胧美感的古老街道上，福小还真的挺好看。（后来崔晓萱又否认了花街之美，哪有什么美感，她说，整条街就是个没封盖的棺材。）福小抱着孩子站在那里，脸上挂着糖果店售货员一般训练有素的微笑（在福小漫长曲折的求职生涯中，的确卖过糖果，不过不在糖果店，而在河南一家商场的糖果柜台上。商场的老总要求所有售货员面对顾客都要微笑，如同见到亲人），香甜，宁和，笃定，有种沧桑阅尽之美。这种美跟容貌和服饰无关，它从内心里抽象出来，然后弥漫在五官和眉眼里，举手投足，动作的节奏和幅度都忠实地传达出此种美的气象。崔晓萱对此当然不陌生，她就是干这个的。即使抱着孩子，一脸长途跋涉的风尘和疲惫，福小让花街的夜晚亮起来的美，她看得一清二楚，比在北京时看得更清楚。要命的是，福小的美是亚光的，底子厚实，仿佛有深远的来路。崔晓萱又不高兴了。
“杨杰，”她走到老公身边，家常地挎住了老公的胳膊，声音像妻子一样温柔甜蜜。“我都想好了，咱们装修大和堂时，要请老邱，他可是清华美院搞设计的最牛的教授。”
杨杰没吭声。
“这事交给你了，他是你朋友。”
“哪个老邱？”
“就清华大学的那个呀。特爱吃芥末鸭掌的那个。”杨杰有很多爱吃芥末鸭掌的朋友，但这些朋友里没有一个姓邱的。
“回头再说。”
“别回头呀，待会儿就给他电话。”
杨杰对着老歪的杂货铺咧了咧嘴，连个自嘲的笑都挤不出来。大姑妈站在店门口开始招呼：“晓萱，帮姑妈看这黄鹤楼烟的商标真的假的。这年头人都争着抽贵的，就跟真有了钱似的。烧的。”崔晓萱只好过去。杨杰没使任何眼色，但姑妈会了意。这也是杨杰多年来一有空就往花街跑的原因之一，姑妈比母亲更了解他。小时候姑妈对他说，你翘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粗话就是实在。
感谢完了，寒暄结束，秦家的人回去了。贾凡捏着车钥匙问：“杨哥，怎么说？”
杨杰摸了一支烟叼在嘴上。“你说的？”
贾凡的打火机伸过来，杨杰摆摆手，没胃口。“崔老师打我手机，”贾凡说，“杨哥，我也没办法。”
“该这样，有一说一。”既然问了，撒谎罪更大。杨杰把烟扔进杂货铺门前的垃圾桶里。“车开过来。”
晚上他们没在老歪杂货铺住，崔晓萱执意要回鹤顶，理由正当：回来先看父母。其实是存了小心眼，在她看来，婆婆比姑妈对她更好。婆婆是北京人，姑妈是淮海人；北京人对北京人好，胳膊肘都是往里拐的。杨杰还没见过哪对婆媳的关系好过母亲和崔晓萱的。
杨杰母亲姓李，鹤顶人叫李老师，至于李什么，年岁太久忘了。杨杰母亲还在干农活的时候就被称作“李老师”，因为有文化。1968年4月，清明节刚过，鹤顶最大的码头上出现四个知青。他们顺水而下，从北方来，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四个人提着被褥和脸盆，到鹤顶县边上的棉花庄报到。十七岁的那个是姑娘，下了船就去国营的向阳理发店剪了头发。她让理发师剪得短一点，再短一点，她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头发短了，就可以把梳头的时间省下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一短再短，这种刚过耳垂下方的短发，在鹤顶被称作“二道毛子”，只有结了婚的妇女才剪。头发短了，人就显成熟，棉花庄人就不敢贸然认为她只有十七岁。也因为头发短，你就不敢怀疑她见识也短，她能用一口北京话连着背诵二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中间不打磕巴。之前棉花庄人没人当面听过北京话，现在有人带来了首都的声音，而且上来就是老人家的诗词，全村人立马肃然起敬。村支书兼村革委会主任头一天还叫她小李，第二天把“小”字咽下去，叫“李老师”。在棉花庄，有学问的基本上都在小学校里，所以支书兼革委会主任习惯性地叫她老师。领导都叫李老师了，村里人不敢造次，也跟着李老师这个李老师那个。
另外三个年纪稍小的男知青和女知青，分别从天津和石家庄来。李老师是领头的，年龄摆在那儿，更重要的是，她从北京来。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棉花庄人想想都觉得振奋，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啰彩云把路开，一条金色的丝带，把北京和棉花庄连起来。村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希望李老师进学堂教孩子，那活儿干起来不累。李老师不答应，你们可以叫我李老师，但我不会去教书，我要下地干活儿，有棉花摘棉花，没棉花插秧割麦子，我还要种玉米大豆和高粱，我要在农村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吃最多的苦，干最重的活儿！村支书想，那好吧，打压革命积极性是犯法的。
李老师在棉花庄的头两年，的确是以一块好钢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话少，闷着头干活，那股咬牙切齿的劲儿，简直在跟土地复仇。看得棉花庄人都心酸，纳闷这女伢子是不是家里遭了事。关心她的人问（这其中以杨杰的奶奶问得最勤。李老师住杨家隔壁，老太太隔着墙头经常看见她坐在屋门前的马扎上发呆），她不说；的确也没什么事，大队部专管邮件收发的陈会计向村支书报告，李老师只往北京寄信，没见北京回她信，要有事，就算不拍电报来，信件起码是有的。陈会计常年跟钱财和数字打交道，心细，自信哪怕公社里的邮递员交给他一只苍蝇，他也不会让它飞掉。又一年过去，李老师两手两脚都长满了老茧，农活儿里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连赶牛套车扶犁都会了，两里地长的麦趟子直三次腰就能割到头，比棉花庄人还棉花庄人。这时候，她突然感到了累，脾气开始变坏。
石家庄那个比她小半岁的女知青回老家探亲，走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后，人像林黛玉一样捧着心口窝，从印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黄军包里摸出一张河北省人民医院的诊断书。主治医生的签字十分沉痛：窦性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建议立刻回家调养。石家庄的女知青留给她三卷本的《艳阳天》，拎着自己的柳条箱上了船，原路往北走。
比她小四个月的天津男知青过去两年一直喜欢她，有一回喝了点酒，在玉米地里想抱她，被扇了一个耳光，从此像只瘟鸡，头低毛耷，见她就躲着走。这一年除夕夜，他偷了邻居一只鸡，拿盐水煮了，躲在自己屋里喝酒，一瓶粮食烧酒下肚，头抬起来了，腰也挺直了，踩着小雪出了门。他本来打算破门而入进李老师的屋里，半路上见到棉花庄新寡的媳妇金枝，两只手没来由就伸过去，把金枝拖进了麦秸垛里。要在平常也没事，半夜三更谁会往麦秸垛里看呢，偏偏那晚是除夕，爆竹声声辞旧岁，一个二踢脚落草垛上，把麦秸点着了。火烧在那头，天津男知青抓着金枝在麦秸垛肚子里忙活，只觉得浑身淌汗，以为动作大热的；耳边哔哔剥剥地响，以为是人撞击了麦秸，头上的血管也在乱蹦。等他们听见救火的队伍围住了麦秸垛，身上忽的一冷，有人扒开了麦秸，马灯照见了他的白屁股。
事后他坚持说，有人操纵了他的手，要不他怎么会把一个嫁过人的女人往麦秸垛里拖呢？要搞也得搞个黄花姑娘。他从没想过要跟一个寡妇好，打死他爹妈他们也不会同意他娶一个克夫的女人。金枝嫁到棉花庄一年半，男人得了血吸虫病死了。明明是他爱吃螺蛳，从小鬼汊的芦苇荡里摸了一篮又一篮螺蛳，不煮，用酒、盐、辣椒和老醋生腌，每天从坛子里捞两勺子，吸溜吸溜地吃，下饭，嘬了一肚子血吸虫死了，但公婆坚持认为是金枝把他们儿子克死了。来生（这个名字取得也诡异，怎么看都不像在叫一个活人）吃了二十多年的生螺蛳都没事，娶了你就死了，不是你克夫是什么！如果天津的男知青娶了金枝，这事就算了了，金枝也满意，都在草窝里被弄过了，嫁个城市里来的知青，做文化人的老婆，不吃亏；问题是，自己的下半身被棉花庄人看了，天津的男知青还在革委会主任和民兵排长跟前一再说自己克夫，又神神道道地说，把她往草垛里拽完全是鬼使神差，什么意思嘛！金枝想不开，第二天将围巾甩到门框上，一蹬腿把自己吊死了。
在棉花庄，喝多了拽着哪个女人睡一觉，大不了被人打折条腿，拣好东西多送点，上门赔个礼道个歉，不至于出大乱子。现在有了人命，想捂都捂不住，天津男知青被鹤顶公安局带去法办了。偷鸡，流氓强奸罪，提了裤子不认账致当事人自杀；判二十年。
又走了一个。李老师想到二十年后天津男知青可能会变成啥模样，突然泪流满面。她二十一岁了，坐在马扎上听见门外有人踢踢踏踏地走动。新的一年开始了，她感到孤独，仿佛被世界抛弃了，扔在一个陌生的小地方。革命就是像牲口一样只知道埋头干活吗？她觉得四年里用崇高的精神克服掉的身体上的劳累，攒一块儿爆发了，骨头里都疲惫泛酸。她想就地躺下来，睡他个地老天荒。她终于觉得应该找个更体面的事做了。二里长的麦趟子哪天割到头啊，三十亩的玉米地，哪天才能将杂草拔得一根不剩啊。就算劳动是伟大的，但最伟大的肯定不是最舒服的。也许，还得找个人嫁了，不过这个倒不急，她等得起。她开门去找村支书。她说，我有知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想为人民教育服务，千秋万代地扎根在棉花庄。支书兼革委会主任从下巴上揪了一根胡子，说：
“想明白了，李老师？”
“想明白了，”她说，“语文、算术、音乐、美术，我都能教。”
“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你是李老师嘛。”李老师就进了棉花庄小学校当了老师，语文、算术、音乐和美术都教过。三年后和杨杰的父亲，竹器厂的杨千里，结了婚。结婚那天县长和教育局局长都来了。一个北京知青在鹤顶永远地安了家，是大事，入县志也不为过。他们也想看看鹤顶县啥样的小伙子，降得住了咱首都来的姑娘。杨千里老实巴交，谁敬酒都喝。别人问：
“千里，高兴不？”
杨千里说：“高兴。”
“高兴那就喝。”一杯酒递过来。
杨千里一饮而尽。
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话文雅，问：“千里同志，你幸福吗？”
杨千里说：“我不姓付，我姓杨。”
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我是问你，觉得生活幸福吗？”
“幸福，当然幸福。”杨千里说，“幸福就得喝酒，对吧？我喝。”
端酒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杨千里粗大的指关节，因为长年砍竹子、劈竹子、编竹器，指关节像竹节一样坚硬结实。毫无疑问，他是鹤顶县国营竹器厂最好的工匠。
县长喝完喜酒，坐着吉普车回去，头脑里总是出现杨千里酷似竹节的指关节。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县长心疼得直嘬牙花子。他问同行的教育局局长：
“老田，那女的真是北京人？”
“档案里是这么写的。”
“档案里写了，那就是吗？”
事实上，对李老师籍贯的怀疑不只领导，棉花庄人没事也琢磨。运河南岸的棉花庄人不自卑，不过对面站一个从北京来的人，那就不一样了。北京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首都。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就在北京，住在中南海，旁边是天安门，还有周总理和朱老总。李老师从北京来。谁也不会轻易地从北京来的，这个想必你一定明白。一个人北京人更不会轻易地离开北京，到另外一个地方扎下根的，想必这个你也明白。就算这些你都能想明白，那你告诉俺们棉花庄人，为什么这个北京人在棉花庄待了六年，从来没见着一封北京来信呢？
伟大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工作忙，全世界人民都尊敬的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应该会写信来啊；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忙，她家里人也应该写封信来啊。一封都没有，陈会计对天发誓。私下里他曾拆开过两封李老师寄往北京的信，一封寄的是两张白纸，另一封寄的也是两张白纸。陈会计没有勇气拆第三封了，李老师的信封封得十分谨慎，粘好了之后又在封口处写了两个字：李缄；像大队部开证明时盖的骑缝章。拆开后再封上，让两个字重新完美地骑缝，难度太大。陈会计也让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对天发誓，这事绝对不能传出去；私拆信件是犯法的。支书说，屁，咱这是政治审查！陈会计松了一口气，说，政治审查好啊！接着感叹，支书就是水平高，偷看别人信件满足一下好奇心，也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他回到家对老婆说，本人政治审查了李老师的信件，二蛋他妈，你猜怎么着——李老师往北京寄了四张白纸！对了，这是政治审查，不许到外头乱讲！
陈会计的老婆，二蛋他妈，踮着小碎步敲开隔壁的院门，脑袋从门缝里伸进去说：“社会他妈，俺们家老陈和支书政治审查了李老师写的信，你猜信里写了啥？毛主席万岁？不是，她没写毛主席万岁，也没写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她什么都没写！”
社会他妈说：“啥都没写有什么好说的！”
“你看你，没政治觉悟了吧。”二蛋他妈说，“寄了四张白纸！一封信四张！四张白纸寄到北京，寄给谁呢？你慢慢想吧，我回去了。别传出去啊！”
社会他妈想了想，觉得这事有点意思。一个字不写，忙活送信的呢。邮递员摇了两个月船到北京，就为了送四张白纸。让你们家老陈查！她在围裙上擦了把手，敲开前排马列家的后窗户。马列他妈正在屋子里擦身体。马列他妈四十多了，干了四十年农活儿，在泥土里摸爬滚打，身上还是很白。社会他妈说：
“马列他妈，知道么，李老师每个月往北京寄了四张白纸！”
马列他妈搓了一把胳肢窝，问：“那纸有我白不？”
“奶子都挂到裤腰上了，还臭美！”社会他妈说，“你以为你十八啊？”
“你可看清楚了，刚到肚脐眼儿呢！你哪只眼瞅见人家李老师寄白纸了？”
“支书和陈会计政治审查审出来的。你不懂，涮你的屁股吧你。对了，别往外说啊！”
马列他妈低头闻不到胳肢窝里的酸味了，穿上衣服去了后街的唐文革家。唐文革他爸和她是一个互助组的，干活儿时总爱靠着她，为了干完自己手上的事以后来帮她。除了床上那点事，什么都谈，马列他妈有时候觉得唐文革他爸其实是她的闺密。
“你听说没有，文革他爸，李老师每个星期往北京寄四张白纸！”
“寄白纸干啥用？”
“不知道。一个星期四张呢！”
“寄给谁收呢？”
“不知道。文革他爸，别乱传啊，政治审查查出来的！”
吃过晚饭，唐文革他爸也出了门。棉花庄人继续击鼓传花。李老师寄往北京的信越来越多，信封里的白纸越来越厚，整个棉花庄除了李老师本人以外，所有人都知道了。最后一个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李老师每天寄往北京的白纸多得可以抄半本《艳阳天》；李老师的收信人是全中国最大的收信人，她在信封上用镰刀和斧头一样形状的美术字写道：
北京收
北京收。这说明什么呢？
与此同时另一个消息也在击鼓传花。算不上新闻，天津知青没把金枝拖进麦秸垛之前大家就知道了。只是现在因为空白信纸，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李老师所谓的探亲，其实就是到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根本没往北京去。
李老师休假没规律，半年一次有，八个月一次有，一年一次也有。一次休半个月。之所以只能休半个月，是参照了其他县知青工作的管理办法，因为知青总喜欢在农忙时请假，这样就可以逃掉繁重的体力劳动。照棉花庄人的估算，李老师先坐船，再转汽车，然后乘火车，来回路上要花一周左右，她还能在北京待上一周。一周够了。棉花庄没人去过北京，但鹤顶有人去过。领导去过；鹤顶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去过，还被毛主席接见了；参加“大串连”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去过；根据他们的情报，从交通偏僻的鹤顶到北京，一来一回真要六七天。每次李老师的确都是半个月准时回来。但是，第一次探亲她就被棉花庄人看见了。
她在海陵火车站边上一个早点铺上吃早饭。海陵市与淮海相隔两百公里，那地方通火车，沿陇海线可以直达北京。但按时间掐算，在那次探亲假中，这一天无论如何她都不应该出现在海陵市，她应该在北京。那个棉花庄人看见李老师吃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和一块小烧饼，然后心满意足地付了账，斜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黄军包离开了火车站。那人在她斜对面的桌子上吃早点，第二天他回到棉花庄，李老师还没回来。他向村里人炫耀，看见李老师了，想打招呼时李老师又走了。他确信那姑娘是李老师。接着他又否认了，说没看见；怎么可能看见呢，他根本就没去过海陵；因为有人问他为什么去海陵。很多年后，他重新向身边的人证实，他去过海陵，正好看见李老师；他当时去海陵，是去倒卖从花街收购到的水晶，他相信换了个城市就会有人对那些水晶出大价钱。当年，他先是显摆，接着矢口否认，完全是因为担心倒卖水晶被揪出来批斗和游街，把他当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
李老师又一次被发现假借回北京探亲之名在外地瞎逛，是天津知青在玉米地里被扇耳光的三个月前。天津知青内向，喜欢上李老师也不敢吭声。不过越是胆小怯懦，越可能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否则你没法理解这个见到老太太都脸红的人，在玉米地里竟然要强抱李老师，喝了酒就敢把寡妇往草垛里拽。且说天津知青听闻李老师请假探亲，也跟支书请了假，要回天津看看父母。李老师前脚离开棉花庄，他后脚跟上。他想知道喜欢的姑娘家究竟住在北京的哪条胡同里。
李老师坐船他也坐船，李老师换汽车他也换汽车，李老师乘火车他也乘火车，李老师半路上拦下一辆牛车，他也随后搭上一辆马车。一路尾随，发现李老师去了韶山，毛主席的老家。天津知青跟迷糊了，这哪是探亲呀，分明是朝拜革命圣地。好吧，这个跟屁虫也在韶山冲转了几圈，吃了一碗毛氏红烧肉。很久没这么大荤过，肠胃降不住，他上吐下泻，离开伟大领袖的故乡时，两条腿直打摆子。接下来李老师去了长沙，瞻仰了湖南第一师范，吃了米粉和担担面，又到橘子洲头打了个来回。等天津知青发现她坐上去江西的火车时，他在火车站停下来，坐到简陋的椅子上直喘粗气。车站的大广播在播报列车消息的间隙，反反复复播送同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国刚刚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她的假期已经过了九天，他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如果她去井冈山（猜得没错，李老师的革命之旅的下一站正是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的井冈山。若干年后，她的儿子杨杰伙同初平阳、易长安和吕冬，四个小男人也到了井冈山，不为朝拜革命圣地，而是去找离家出走的福小），回到棉花庄假期正好满了。他没力气跟踪下去了，买了车票往鹤顶跑。
天津知青话少，但李老师的探亲假诡异得他憋不住要说，就跟另外两个知青讲了。不管如何千叮咛万嘱咐，都只可能有唯一的结果，那就是像鸡瘟一样最终传遍整个棉花庄。当然，李老师永远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两次探亲都变成了周游世界。你若是上了心，那它还真是个事。她为什么不回北京呢？北京可是全天下、全银河系、全宇宙、开天辟地以来最最美好、最最伟大的地方。质疑出现了：她是北京人吗？棉花庄人无法证伪；除了户口记录和一口北京话，李老师本人似乎也不能证实。这就有意思了。
杨家奶奶不管，是不是北京人有什么所谓？我看李老师跟俺们家千里般配。老太太踩着小板凳把脖子伸过墙头，一天要关心李老师几十次。渴了送水，饿了递馒头，不渴不饿就把孙子在竹器厂用下脚料编的竹篮、竹枕头、竹狗、竹猫、竹子编的观音菩萨送给李老师。千里这孩子不爱说话，就是手艺好，李老师你看这菩萨，眉眼都编出来了，放庙里一准有人跪下来磕头；李老师这可不是封建迷信，俺家千里说了，这是艺术，艺术是个啥东西我老婆子听不懂，李老师你是文化人，肯定是明白的。你要喜欢，让俺孙子编出个毛主席都行，就是你得给千里证个明，他编毛主席也是艺术，不是为了反革命。
对李老师身份的质疑，多少让她跌了身价。尽管如此，某一天杨家奶奶踮着小脚见人就笑，神神秘秘地宣布二十五岁的杨千里要娶媳妇时，还是没一个棉花庄人敢往李老师身上想，虽然大家都知道，杨家几年来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天鹅掉了价那也是天鹅！鞭炮响起来，穿上大红的新衣服的姑娘就是李老师，她和土著杨千里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连鞠九个九十度深躬。九是最大的数，圆满之前的喜不足，又代表了对老人家的崇敬绵延无穷。棉花庄的小伙子们哭了。女人们也掉了眼泪。什么世道啊，北京人嫁给了棉花庄的竹器匠了！掉完眼泪又忍不住邪恶地想，哼，别以为得了个元宝，是不是个北京货两说呢！
这是个谜。
的确是个谜。这事没人弄得清楚。李老师咬死了自己就是北京人：我不是北京人，那能是哪里人？她把北京的儿化音咬得饱满、充分，质疑者立马耷下脑袋。他们没听过正宗的北京话，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么好听的声音只能是北京话，因为它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婚礼一个娘家人没有。没法有，李老师说，爹妈都死了，你让我到哪儿找他们？兄弟姐妹？李家就我一根独苗。亲戚？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我亲戚，全招呼来吗？至亲？我可没钱让他们从新疆、呼伦贝尔和西双版纳跑过来。李老师压低声音对杨千里说：
“还有一个叔叔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了，要不叫他来？”
杨千里耳朵嗡地充了血，“千万别，”他说，谨慎地朝门外看看，“李老师，求你小点声。这要被人知道了，咱们一家别过了。”
“那你跟你爹妈、你奶奶、你兄弟姐妹说清楚，随别人叽歪去，别听点风吹草动就把耳朵竖起来。我是北京人，从今天开始，我是淮海市鹤顶县临水公社棉花庄人，是你杨千里的老婆。听懂没？”
“听，听懂了，李老师。”
这样的对话方式，是杨杰父母多年来夫妻生活的基本格局。听懂没？听懂了，李老师。
出了门，杨家人提到孙媳妇、儿媳妇和媳妇时，都是“俺们家李老师”。一家人都听懂了。听懂了和不怀疑又是两回事。杨杰奶奶，也就是杨千里他妈，二十年后躺在自家的床上进入弥留之际，临死前最后一件事是，把李老师叫到跟前，说：
“杰出他妈，有句话不问出来我死不了。你跟妈说说，你到底是不是北京人？”
老太太满头白发，她的婆婆已经死去多年。杨杰正准备去当兵，李老师因为身体不好，已经从棉花庄小学提前内退。
“不是。”李老师端坐在杨千里编出来的一把竹椅上。
“那你是哪里人？”
“棉花庄人。”
老太太笑了，说：“好。”歪了歪头，咽了气。身体僵了，笑还留在脸上。老太太死得很满意。
李老师对杨杰可不是这么说的。从杨杰懂事开始，她就把杨杰叫到一边，说：“儿子，你叫杰出。妈靠你了，别给北京人丢脸。”
杨杰还小，小得只能叫杨杰出，根本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但他知道北京有个红太阳，有天安门、故宫、长城、顾和园、圆明园、中南海、恭王府、什刹海，还有炸酱面、麻豆腐、驴打滚、茯苓饼和北京烤鸭。他使劲儿点头，心里头却烦得要死，李老师跟他说得实在太多次了，多得他烦十个来回都不算过分。他还知道北京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李老师不顾杨千里和公公婆婆反对，执意参加高考，报的就是北京大学。当然，没考上。第二年，杨千里说，想考你就再考一年吧，念了大学我在家带孩子。李老师摸摸自己的肚子，已经怀上了杨泽，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杰出，你要替妈回到北大去。杨杰没替成，高考落榜参了军，成了一名光荣的养猪士兵。但他帮李老师找了一个纯正的北京儿媳妇。
所以你看，婆媳关系不好都不可能。崔晓萱头一回到鹤顶见公婆，棉花庄只剩下个名字。村庄的建制取消了，成了毗邻县城鹤顶的棉花庄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后的农民早就农转非，拿到了城镇户口，原来前后左右的街坊，现在不是你住我头顶上，就是我把你踩在脚底下。崔晓萱跟着杨杰一路爬上六楼，开门走出来个小老太太，跟一至五楼所有人的口音都不同，老太太说：
“回来了？”
进了门，崔晓萱逮着空问杨杰：“你妈这声音南腔北调的。是北京人吗？”
“不像？”
“不一一太像。”
“这就对了。我都快三十了。要是移民到伦敦，我妈现在肯定是一口伦敦郊区音。”
“那倒也是。不过，”崔晓萱摸摸鼻子，“还是觉得声音的底子里哪个地方不地道。”
杨杰听明白了崔老师的意思。他刚到北京那几年，海淀、朝阳、东城、西城、通州、石景山、平谷、顺义、怀柔、密云、昌平、延庆、丰台、大兴、门头沟全去了，连北京周边河北的几个县都跑了，一边听当地人说话，一边回忆母亲最初的声音。他像语言学家那样深入到方言的内部去辨析：如果真要挑最接近的一个声音，那只能是河北燕郊的口音；准确地说，带着燕郊口音的普通话。
“我妈六八年来鹤顶，三十多年，北京都换了个世界，老北京人自己出门都迷路，哪还有地道的北京话？就是有，你也听不出来，你那北京话也不知道被篡改过多少回了。”
“那倒也是。”崔晓萱说，“这下好了，以后你要欺负我，我就告诉你妈。你妈和我是一头的！”
“没错，你们是一头的。”不管事实如何，杨杰想，北京已经成了他的真相，李老师用她坚强的一生坐实了这一点。
后来他和崔晓萱领了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给家里打电话，李老师在千里之外突然就哭了。杨杰听得出母亲克制之后的哽咽。李老师说，妈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这句话的复杂程度，除了杨杰没人明白。“北京”是他们一家心尖上的肿瘤，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年它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历经虔信、荣耀、质疑、想往、腹诽、诅咒、维护等反反复复的诸多阶段。别人羡慕了他们就自己怀疑；别人怀疑了，他们又人为地确信，坚定地维护一个“北京”的神话。真相是什么？杨杰一直很想弄清楚，但站在民政局门口，他忽然发现了真相的无意义。或者说，假如必要找一个真相，那真相是现在这个：他娶了一个北京姑娘，将长远地待在北京，代替母亲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三十多年，谁都无法知道李老师内心里是否曾翻江倒海，但她的确是貌似怡然地生活在鹤顶。她和杨千里的婚姻圆满，不离不弃，没有像淮海另外四对知青与当地人的婚姻，到头来全是悲剧。知青大规模返城后，那四个成家的知青，男知青要走，女知青也要走，终至劳燕分飞，半城半乡的孩子都成了单亲的半个孤儿。而李老师留下来了，始终是杨千里的老婆、他和弟弟杨泽的妈妈。杨杰对着电话说：“妈，不管是什么，都值。”他决定，从此将“北京”放到一边。
李老师问崔晓萱和点点北京的事情。北京的所有事情。作为一个前北京人，李老师有权知道北京任何角落里的消息，包括中南海的。杨千里在布置饭桌，大煮干丝最先上桌，接下来是生敲鳝丝（鳝鱼是野生的，从没吃过避孕药。听说北京菜市场卖的鳝鱼都是人工养殖的，为了让它们吹气一般飞速增长，饲料里拌了避孕药）、砂锅豆腐、竹叶蒸鸡、酒风猪肝、金丝瓜卷、腊肠炒青蒜、白烧四宝、清蒸白大雁（白大雁这种鱼必须再提一次，因为只有运河里才有，而运河里只有花街至鹤顶这一段水中才有）。多年来杨千里出入厨房，早已经练就了县城四星级酒店里大师傅的手艺。杨杰在看报纸，崔晓萱从北京带过来的一份过期的《京华晚报》，上面有初平阳半个月前写的专栏《我看见的脸》。
上午崔晓萱在幼儿园门口等点点下课，为打发时间，到路边的报刊亭买了份报纸。随便什么报都行，只要能看。老板就给了她这一份。看到平阳的专栏才发现过期了。要在平常，崔晓萱会把报纸直接砸到老板脸上，再把一块钱讨回来——没这么做事的，报纸卖半个月前的。看在平阳专栏的面子上，她忍了，正好带回去给平阳看。她喜欢他写的那十五张脸。她让杨杰看，她觉得杨杰的脸在花街上很不好看。谁都藏不住自己的表情。她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也不好看，所以更要让杨杰看那专栏。
“看看这些脸。”她说，“后悔在花街上没给你面镜子。”
看完报纸，杨杰站到洗手间的镜子前。初平阳若是拿镜子里的这张脸下手，这第十六张脸会是什么样子？一张疲惫的、略显浮肿的、标准的中年男人的脸？眼角开始松弛，眼袋逐渐扩大、下坠，双眼皮的眼睛也有了强烈的三角倾向；眉毛没过去密实，但有一根算一根，根根粗壮，眉梢有几根异军突起，长度是同伴的两倍，这是传说中的长寿眉吗？吃素之后，脸上的横肉平息了，颧骨耸立出来；即便排除脸上分泌出来的油光，皮肤也显见地变厚了，而且右脸的比左脸的厚。根据崔晓萱渊博的美容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没事乱挤的恶果。杨杰有这毛病，焦虑和不焦虑的时候都爱对脸皮动手，把脸皮重叠、对折、挤压，直到感觉了疼，再继续挤。没准就是为了疼才挤，那种疼让他清醒，仿佛在潜意识里提醒他，你是谁。
鼻子不高，但也没那么低，幸亏在酒糟鼻出现之前就慢慢戒酒了。听说商人最显著的特征是鼻子，这辈子你能挣多少钱、能做到哪一步，全长在鼻子上。杨杰看不出现在的鼻子和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有什么区别。难道这征兆是长在鼻孔里，非得耳鼻喉科医生拿着专业的小钳子撑开来才能看到？他的嘴，就算初平阳站在他面前，恐怕也找不到下笔的地方。如果说它有什么特色，那它唯一的特色就是没特色：实在太中规中距了。父亲嘴唇厚实，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母亲有一道天然优美的唇线，作为儿子，说母亲的嘴唇性感可能不太合适，但确实很好看，李老师一生不曾涂唇膏，但头一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误以为她提前在嘴唇上下了一番功夫；如此说来，在遗传的时候，嘴唇这一块完全被父母给忘了。恋爱时，和崔晓萱接过漫长的吻之后，崔晓萱经常会捧着他的脸端详他的嘴唇，咂摸几下嘴疑惑地说，刚才我是亲你这地方的吗？现在，嘴唇四周长满胡子，一天不刮就像一座废墟。废墟打开时，一口牙露出来。谢天谢地，这口牙在戒烟之后，经过牙科医生多次耐心的超声波震荡和抛光，目前看上去还比较健康，遗憾的是他不喜欢见人就笑，否则这口整齐的白牙，足以证明他已经不是一个阴郁的男人了。随着吃素的习惯进一步养成，下巴变尖了。这是好事，几乎所有圆下巴、双下巴乃至三下巴的中年男人都面露庸俗之相，下巴保留了他的一点清雅高洁之气。崔晓萱说，得感谢这个下巴，否则两口子一起出门，她都没法跟朋友解释，堂堂一个艺术家怎么找了这么个俗物。
目光上移，因为脖子除了皮肉稍显松弛、喉结相对突出外，没有大的毛病。这是年龄和万有引力的结果，潘安、吕布和国家领导人都逃脱不了。头发！头顶是片悲哀之地。额前的美人尖不见了，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发际线开始悄悄地撤退，一种缓慢的、习焉不察的溃败。有一天早上起床后，他一边想当天的工作安排一边梳头，总觉得右手有点别扭，盯着镜子看了半天，终于在重复的动作里看出了玄机：他的动作如此审慎和轻柔，过去梳头一向大刀阔斧，三下五除二。现在三下五除二的只能是拿梳子和放梳子的时候，落到脑袋上突然变得惠风和畅、步步惊心。美人尖不见了，发际线乱了队形，他左手揪了一下头发，一小撮黑色的丝线划过镜子，捻开来看，还有两根是白的。
现在白头发开始成几何级数增长。岁月留痕，一个中年男人纠结地站在卫生间里的镜子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因为震惊，好像突然看见了一个新的自己。
杨杰想，放松。他对着镜子让自己放松。这张脸力求风平浪静。但他知道，这张脸里其实藏了不少小秘密。三十五年来，他虚荣过、功利过、虚伪过、算计过，甚至恶心过，他也辛苦过、煎熬过、焦虑过、绝望过、坚忍过。是不是所有白手起家、有着传奇乃至荒唐的发家史的商人都这副尊容？
白手起家的那一天，他长的是怎样的一张脸？头一回离家去北京的早上，杨杰的确狠狠地照过一次镜子，为的是要一种悲壮的仪式感。就是这张脸，那个早上，他发现，还算年轻：当兵时训练和出车晒出来的黑，已经逐渐回复到原来的白，他唇红齿白，英气勃发；但作为一个当了若干年兵、混过社会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理由再失败地生活下去了。
不成功便成仁，听上去有点夸张，他当时还真是这么想的。养猪得罪了长官，改当司机；司机当得不错，就是跑长途有点累，不过昏天黑地地睡一觉也就缓过来了；他还想继续不错地当下去，兵役结束了，复员回到鹤顶。一家濒临倒闭的碎石厂被迫接收了他，没办法，政府有义务为转业军人解决就业问题，政府指派下去，任何单位都没权力拒收。这家负责生产铺路和建筑的碎石头的原国营小厂，只有一辆破吉普可以给杨杰开，就这辆破吉普也是个抢手货，他还得和原来的司机一三五和二四六轮着开，所以他不能拿全额工资。看在他曾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份儿上，给他全额工资的三分之二。就这三分之二也没拿满一年，厂长和总经理两人合伙把厂子买下了，国有变成了私有。
你们下岗了，老板对他们说，为了让大家有本钱自谋生路，每人发两百公斤矿石；千万别小看这些外表憨厚粗糙的矿石，它们大部分从上游的沙地里来，你们知道，十几公里外盛产水晶，把它们破开来，你很可能就会看见晶莹剔透的水晶；水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石头？棺材？没错，毛主席的棺材就是用这个水晶做的；在做成棺材之前水晶的确也是石头，但是，可是，它们是不一样的石头，是可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的石头！毛主席用它来做水晶棺，你们就知道它是多么珍贵了——不是好东西毛主席会用它来做水晶棺吗！所以，发给你们的不仅是两百公斤的石头，也是两百公斤的钱。当然，你们把石头破开来，也有可能找不到水晶；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谁也看不到石头里面去，咱们摸黑分，摸黑抓，你抓到哪堆算哪堆；命好的伸手就发财，命不好的你也不能怨政府，能管天能管地，政府管不了你命不济，是不？好了，肩挑手提找车运，想办法弄回家吧，祝各位都能发财。散了吧。
杨杰把两百公斤的矿石运回家，托姑父老歪从西大街请了个懂行的到鹤顶，叮叮当当边敲边琢磨，究竟有几块石头里已经孕育出了水晶。师傅姓董，杨杰很多年前就熟，他和平阳、长安和天赐他们去看过他在“黄金海岸”南边的野地里挖水晶。“黄金海岸”是淮海人对运河边一段金黄沙滩的美好命名。此人挖水晶绝对是好手，眼神好，一眼就能盯住胭脂泥。这种泥往往伴随水晶出现，颜色越深越黏，水晶质量就越高。董师傅在“黄金海岸”挖水晶，先挖到了胭脂泥，黄泥中突然现出隐隐的胭脂粉红，他大喜，撅着屁股在地下五米深的洞里跟着胭脂泥掘进，周围一群董家的人拉着手围成一圈警戒线，防止外人破了他们家的财道。胭脂泥里常有零散的小水晶，过十来分钟，董师傅就从洞里扔上来一块裹着胭脂泥的水晶，他小儿子赶紧从裤腰上拽出一条红绸线，拦腰捆住那块水晶，为了不让整条矿脉逃掉。挖水晶的信这个，水晶跟人参一样，不拴着会跑。最后，董师傅弄到了一个大家伙，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被他在地下七米深处逮到了。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公安局来了辆小车，又来了辆大车，十个彪形大汉把大水晶弄到卡车里拉回市文物局了。领头戴大盖帽的说，这个罕见规模的水晶，属于国家财产，必须上缴，小水晶你们就留下吧。董师傅跳着脚骂，老子起五更睡半夜干了两个月，光手套就磨坏了十二副，你们踩踩油门就弄走？强盗也得讲点道理吧？大盖帽说，都国有财产了你还废什么话！这样吧，一会儿给你写张条子，明天去供销社领十二副新手套，再到银行支五百块钱，买两爿猪肉打几斤洋河大曲，好好休养几天。你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你要感到光荣，荣誉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此后董师傅学乖了，挖水晶只在夜间，外人一律不让靠前；超过三十斤的，挖出来连夜搬上船，朝外地送。等公安局、文物局啥的得了消息，水晶早在别的城市倒了好几手。杨杰的“水晶坊”开张后，还从董师傅手里进了一块单体绿水晶，重两公斤。这种块头的绿水晶极为罕见，把运河南岸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几块。2002年，正是此次杨杰回鹤顶的时节，他在北京陪福建来的雕刻大师喝茶，七十二岁的董师傅从西大街给他打来电话。
“有好货，”董师傅说，“纯绿的。”
“要。”杨杰说，价都没问。董师傅是他的长期货源，他像信任父老乡亲、街坊邻居一样信任他。董师傅地道，几年前就定下规矩：老子当你是花街老歪的儿子，按辈分，你得叫我大爷；大爷不欺负侄子，侄子也别算计大爷。
“现在就开车过来，夜长梦多。”
杨杰放下茶碗就去找车，猛跑了一夜，一大早赶到董师傅家。见到那块绿水晶，杨杰觉得再跑一千里也值。去掉边边角角的瑕疵，那块绿水晶就是一个勾魂摄魄、世上最纯洁的绿色幽灵。董师傅手捧着它，伤风落泪的两只老眼一直在淌眼泪。“要不是给老婆子治病，”董师傅说，“我就把它带进棺材。”董师母患了肝腹水，过些天肚子就像孕妇一样大起来。关于价钱，董师傅伸出挖水晶挖变形的五个手指晃了晃，杨杰说没问题，外加一万给董师母治病。交易完毕，董师傅的孙子对杨杰说，这块绿水晶对他爷爷一辈子都是件大事。
人都要老，人都会放不下。董师傅年纪大了挖不动水晶，喜欢满野地转悠，口中念念有词，不知道跟自己说话还是跟水晶说话。上个月，他顺着南大街往南散步，一路鬼话走远了，一抬头到了八条路。很多年前，“八条路”是一条路的名字，现在成了一片野地，通往南京的高速公路从八条路穿过。董师傅在高速路边的铁丝网前歇过脚，慢慢悠悠往家走，走几步天就黑了。点火抽烟时觉得远处有亮光闪动，抬眼找，夜幕四合，天是阴的，随时都可能落下雨来。只有自己的烟头在闪烁。他又低头，那亮光又出现了，仿佛擦着眼皮闪过去。再低头再出现，认真去找却一片空茫。董师傅站住了用心想，觉得这事年轻时经历过。据说人之将死，过去的生活会海市蜃楼一般让你在瞬间重温，难道大限真要来了？董师傅不信，只挖了一块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就死了，不甘心。他在原地坐下来，连抽了三根烟。终于十步之外看见了那团绿光，它不是闪在他眼皮上，而是在地面上，碧玉一样的光，有时候含糊，有时候清晰得如同火焰，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囫囵的圆圈。这样的光他见过，二十年前在运河边，以为鬼火，那地方埋过死人。小日本坐船到花街，用麻绳拴了一百多号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上的人牵到那里，举起机枪对着脑袋扫，一百多条无头尸就地埋在河边。鬼火有红的有绿的，还有银白的和蓝幽幽的，跟夏天里的闪电差不多。他见过两次，都没当回事。
八条路这地方没做过坟地，四条街还算乡下的时候，八条路是水稻田，再往前推百八十年还是。鬼火长了腿会跑，但跑这么远还是有点奇怪。董师傅点上第四根烟。绿光一直亮着，光影里好像有个小动物在跳舞，他脱了鞋赤脚往前凑。正打算一脚踝住的时候，绿光不见了。董师傅赤着脚在旁边坐下来，又是四根烟，天地更黑。潮寒之气顺着光脚板往上爬，董师傅决定先回家。他把一只鞋丢在附近，拎着另外一只鞋赤着脚回了西大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远远地看见了那光，盯准了方向走过去，绿光消失了，果然在昨天的那只鞋旁边。他把第二只鞋放在第一只鞋的对面，如果他的估算没错，绿光就在两只鞋之间闪动。第三天晚上董师傅还来，绿光时有时无，但他确信绿光就在那里。他用两只鞋尖分别画了一个圈，两道圈困住了发绿光的地面。
他让没考上大学的孙子准备好铁锹、扁担、绳索和筐；让儿子给正在念大学的孙女打电话，不管她找什么书，只要能查到长水晶的地方会发光就行，行话叫“出火”。孙子的一套家伙还没准备好，孙女坐在电脑前打来电话，咱家又要发财啦，很可能是水晶在捣鬼，那叫压电效应，也叫压电现象。互联网上说：水晶受到一定压力会产生电流，使水晶的两端带电，反过来，压力一高就会产生振荡，此之谓压电效应，或者压电现象。埋在地下的水晶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就容易产生压电效应，让附近地表的空气发生变化。地应力越大，压电效应越强，空气变化越大；空气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发光，就是董师傅说的“出火”。出火多在阴雨天，排除了星光、人造光的干扰，空气中潮湿欲滴的水分是“出火”的重要条件。
明白了。董师傅摸着从八条路回来的路上扎在脚底板上的一根刺，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过去很多年里他倒是见过几次“出火”的，没敢往发财路上想，当成鬼火给浪费了。也好，蹬腿之前弄懂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也算没白挖一辈子水晶。当晚祖孙三代动了手，摸黑挖了整整一夜。被两只鞋画地为牢，绿水晶没跑掉，天亮的时候，在五米深的地方胆怯地现身了。孙子把水晶捧到地面，董师傅举着它对着太阳看，他在表面还沾染污泥的水晶里，看见了一片沉静浩渺的湖水。老头子眼泪就出来了，一把将水晶揣进怀里，咕咕哝哝地说：
“死了也值了！”
因为这句话，杨杰回到北京，从晶体上裁下一块，参照董师傅多年前挖出的五百二十四公斤的水晶的照片，让雕刻师做了一个袖珍模型挂件，当礼物送给了董师傅。杨杰本是预计绿水晶有正大庄严的用途，可澳门的老板出价实在离谱，高得你都不好意思拒绝，他就从了，把它做成了貔貅。公司还在草创，嗷嗷待哺，钱是亲娘。貔貅是异兽，传说中龙的儿子，天生没肛门，只吃不拉，被当成聚财的象征。该老板开赌场，门口张贴了启事，佩有貔貅图样的挂件和首饰之客人谢绝入内，要不都被你赚了，赌场岂不都赔进去了。他却私下里做了个绿水晶貔貅，打算只进不出。价高当然是喜欢，意也在封口，咱们都闷头大发财；他把貔貅藏在了赌场的一个隐秘处。
貔貅之于澳门老板的意义，等于袖珍挂件之于董师傅。一块被强征的大水晶，一块“出火”的绿幽灵，干了一辈子水晶出土工作，全在这挂件上了。董师傅决定进棺材时就戴它。
多年的默契合作，始于鹤顶碎石厂发给杨杰的遣散费，那两百公斤矿石。董师傅用中年的胳膊举起小锤，在每一块石头的边边角角敲一遍，拿强光手电对着石体深入地探照和端详，末了对杨杰说：
“敲碎后垫路吧。要做水晶生意，让你老歪姑父找我。”
杨杰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去了花街。没别的路。喇叭里整天宣传退伍军人光荣，转业政策要落实，其实没几个单位愿意接收，像样的地方都是僧多粥少。碎石厂烂成那样，也是武装部、民政局、统战部等一堆衙门都盖了戳，硬着头皮压下去，他们才答应给杨杰个饭碗。现在碎石厂也歇菜了，两百六十二个平方公里的鹤顶是没地方让他待了。这一年：初平阳在南京念中文，因为背包里总装一本《圣经》，经常遭到同学的嘲讽；易长安在师大学英语，一口地道的美式发音让女同学着迷，他不停地和女孩子谈恋爱，因为身边女生更换过于频繁，两次被取消享受奖学金的资格；天赐死去多年；福小出门在外，天南海北地游走和谋生，让人觉得她正打算从这个世界上沉默地消失掉；除此之外，花街没有任何变化，该活着的都活着，正在死掉的跟他也没关系。老歪扯了扯偏瘫的脸，带他去了西大街董师傅家。
在董师傅家堂屋隔壁，大白天都关门上锁的耳房里，杨杰见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水晶。此后很多年他对水晶一直放不下，不愿改行做玉石买卖或者像崔晓萱建议的那样，去开一家文化公司，源头就在董师傅家的耳房里。董师傅突然打开了狭窄房间里的四盏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颜色，堆满了大大小小水晶的房间恍如流动的梦境，光与光交叉、渲染、融合、漂移，仿佛那些水晶都是活的。
“每天晚上我都进来，”董师傅说，“打开灯，坐一会儿。不跟它们说说话我睡不着。”说鬼话的毛病是从这儿来的。“你再摸摸。闭上眼，用指尖，再用掌心。轻一点。”
杨杰学董师傅的样子，像抒情的荷马，把两只手缓慢地放到水晶上。他对水晶不陌生，念书时来花街玩，没事就和平阳、长安和天赐扛着铁锹往野地里走，大大小小也挖出过一些。洗净了，放在手心，贴着皮肤，或者直接放进嘴里。水晶是凉的，沁人心脾的凉，如同三伏天进肚的冰镇啤酒。但这一次，他不仅摸到了清冽的凉，还摸到了透明的凉，透明到似乎不存在；你想象你光着身子一个猛子扎进清澈的运河里，河水包容你又敞开你——那透明的水，在又不在。某个不合适的晚上，杨杰对崔晓萱描述过这次奇妙的感受，他心醉神迷的表情，在崔晓萱看来充满了色情意味。崔晓萱问，是不是觉得在摸一个女人？杨杰摇摇头，女人是女人，水晶永远是水晶。这个含混的判断让崔晓萱有点失落。她向以皮肤姣好得意，在风沙粗粝的北方，她那样的皮肉只能认为是上辈子修来的。
摸完了，杨杰让董师傅灭了灯。他们在昏暗中站了三分钟，再打开灯，水晶在灯光开启的同时重新苏醒过来，这个拥挤逼仄的房间瞬间开阔，再次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梦境，仿如天上人间。此后的很多年里，杨杰看到的水晶以千吨万吨记，花街的水晶，新疆的水晶，东南亚的水晶，巴西的水晶，非洲的水晶，南美的水晶，规模、成色、纯度都远在董师傅的存货之上，但没一个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它们没法通过他的触觉和视觉自然地融入他的生活和生命，无法在相遇的一刻就为他建立起充沛的身体性和精神性。
当然也有例外，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杨杰去了墨西哥，参加一个国际玉石工艺交流展，顺便参观了一个当地意外发现的水晶洞。洞内极尽曲折，灌满了高达49-50摄氏度的热水，能抽干的水全抽干，洞里的温度也在40度以上。如同扭曲的蚕蛹般的水晶洞里，生长了无数的巨型水晶柱、水晶石，其洞之大，其石之多，其形状之怪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完全在你的想象力之外。那既是一间巨大的镜子屋，也是一个让人犯晕的诡异迷宫。即使排除掉其间的高温，只那剔透丛生的水晶本身也让杨杰气短，不过他还是在洞内待到了参观时间的极限才出来。作为商人，他没法不感叹那些数十米长的巨无霸水晶柱，他无须心算也明白其惊天价值，纯粹的钱的意义上的价值。这个从事水晶交易的商人，低头又看见了布满四壁的琐碎小水晶，慢慢地蹲下身来。
影像资料上的不算，有生以来他头一回看见水晶在生长。菜花般贴着石壁生长的珊瑚状水晶；发丝一样精细，吹弹可断地生长的水晶；胆怯地仅仅冒出点针尖的水晶，仿佛刚刚萌生了面对世界的意识；这些纤弱细微的小东西，正在缓慢以致静止地生长。亿万年后，它们才能长成。杨杰的头脑里拉出一个黑暗的纵深，亿万年，这个抽象的数字在水晶洞里突然变得无比的具体。亿万年就是一分钟一秒钟逐渐叠加累积到了接近于无限的长度，他听见手腕上欧米茄手表迈着小碎步前进的声音。此情、此景、此感喟和此幽思，让写文章的初平阳来描述，会是一番怎样的篇章？杨杰的嘴里只能蹦出来几个干巴巴的关键词：历史，时间，生命。然后他站起来，重新成为一个拿水晶开刀的商人，他想到的是，决不浪费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水晶，坚决把小佛像挂件事业进行到底。
董师傅咳嗽一声。杨杰说：“我干。”
老歪用手拽了一下腮帮子。“不再想想？”
“想完了。”
他把一万七千块私房钱换成水晶，装进两只带轮子的行李箱。先船再汽车，再火车再汽车，到了北京的潘家园。天津的战友跟他提过这地方，在朝阳区，东三环边上，玩石头倒玉搞收藏的人都知道，天南海北的全往这里跑。战友的舅舅没事会从天津来这里淘老物件，唐代的佛像、宋代的烛台、元末的油灯、明清的夜壶啥的，偶尔也会买两张“文革”时期保存下来的大字报，他喜欢看泛黄的纸上退了色的红x。
去北京的一大早，杨杰照了镜子。
失眠是必然的，眼睛红得能吃人。这一夜他都在想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在他年轻的想象里，已无处可去，剩下这唯一的路。败军之将的最后出征。他的确有深刻的失败感，从念书时就根深蒂固地在了。他知道他的任何一份成绩单都不能让母亲满意，但李老师从不声嘶力竭地指责他，她只是说：我希望你可以，你是我儿子，你叫杨杰出。她的期望里有沉重的“北京人”的尊严，他的高考落榜，冒犯和伤害了这个尊严，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会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李老师让他复读高三，他逃掉了，他说他想当兵。李老师用她最大力量让他当上了兵，那时候当兵也是一个好前途，他却被分去养猪。还好因祸得福，他当了司机，但谁能料到，转业几天就下了岗呢。
这是他唯一的路：逃跑，然后成功。李老师不相信儿子有多大商人的天赋，但“去北京”让她眼睛一亮。就这么转瞬的一亮，杨杰看到了，尽管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你想试试，我和你爸都支持，他还是看出了母亲对他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他完全可以去比北京更近的玉石交易市场，比如上海的城隍庙古董市场，苏州的观前街白玉城、拙政园玉器市场，扬州的玉石交易市场，安徽蚌埠古玩城，或者西安八仙庵古董市场、朱雀大街古玩城，成都送仙桥古董市场、河南安阳古董市场、河南南阳镇平市场，也可以去别的省份，广东的四惠和揭阳玉石市场，昆明花鸟玉器市场，沈阳南湖公园和盛京古玩市场，以及河北、湖北、江西等地的玉石、古玩市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但他决定去北京，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路，对他，对母亲，都是。
他在镜子里看见了绝望，也看见了决绝，当然也看见了野心。他半闭被失眠、金钱和欲望烧红了的眼睛，上下眼皮之间的缝隙里射出凶猛的光。这个人年轻，表情刚毅，头发浓密，眉毛斜插进鬓角，你无法想象紧闭的嘴唇负载了多大的力量。他有铜牙利齿，如果镜子里跳出来一头狮子，他确信能够生生地咬下它的皮肉。他把嘴唇打开，牙齿整齐，还那么白。他如此年轻，已经老了。牙齿如此之白，已经是最后的白。最后的、唯一的年轻。他感到力量重新回到内心，浑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
十几年前的镜子早碎了，房子也换了两茬。杨杰站在一面装饰漂亮的镜子前细怀了过去和现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切都将从头再来。努力去自然，努力去坦荡，努力去从心欲，好吧，在三十五岁这一年，让杨杰出回到杨杰，让杨杰也回到杨杰。打开卫生间的门，他听见崔晓萱在客厅里说：
“还是妈好。大姑妈才偏心眼呢！”
“你姑妈和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李老师说，“你姑妈比我了解点点她爸。这些年，他在花街待的时间比在家还多。”
杨杰走过去，帮着父亲摆碗筷。“妈，你们说啥呢？”
“没什么。”
“当然有什么！”崔晓萱凉飕飕地说，“我说假如我提出离婚，结果会怎样。大姑妈的回答是：你不会离婚的。她说我不会离婚的。妈说的就很好听，妈说你不会离婚的。杨杰，如果我要离，你会同意吗？”
“看来姑妈那顿饭没让你吃饱，”杨杰说，“饿昏头了你。别扯那些没用的，带孩子吃饭。”
晚饭点点吃得很欢乐，在她看来，鹤顶爷爷杨千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厨师。吃得好心情就好，睡得也好，但还是被崔晓萱拍席梦思的声音惊醒了。崔晓萱有大多数女人的爱好，喜欢在床上跟老公理论；不高兴了，也喜欢砸床板。点点睁开眼，看见崔晓萱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衣冠不整，胳膊像两只喘不过气的翅膀在乱扑腾。
“脱了鞋在北戴河追你，既不是隐喻也不是象征，”杨杰说，“仅仅是因为我凉鞋带子断了，沙滩上又很难走。你跑在前面，不也是赤着脚？”
崔晓萱又开始拍床，好你个杨杰，我好端端八年青春砸在你手里，转脸不认账了。点点闭上眼装睡，没人看见她醒了。这些话不新奇，她希望妈妈能说点她没听过的。“我连出国都放弃了！”崔晓萱说，“我爸都跟我断绝关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前面一句点点听过，通常接着妈妈还会说，要不是为了设计你那些破烂水晶，我他妈早就是国际一流的设计师了，那些当年比我差得没谱的同学，一个个都成了国际名流，我还得整天摆弄那些破烂杂志，还有你那些碎石头，我生生让你给毁了你知道吗杨杰！后一句倒新鲜，北京爷爷跟妈妈断绝过关系吗？他们既疼我也疼妈妈，一点都不像断绝过关系的样子。她对断绝关系的理解是：经过家门都不能进，一辈子不见面，电话都不打。这肯定有问题。每周她都要去北京爷爷奶奶家，不去都不行，他们说想她；每天晚上都要给她电话，她还得在电话里分别亲一下北京爷爷和奶奶，声音要大。
她更喜欢叫他们外公外婆，洋气，但是他们和妈妈一致认为不好，外公外婆是鹤顶的叫法，北京的叫法是姥姥姥爷。后来他们觉得姥姥姥爷也不好，该叫爷爷奶奶。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往远了叫？他们不叫她外孙女，叫孙女——“外”一下就远了。两头都爷爷奶奶，点点经常分不清爸爸妈妈说的是哪一个，就自己发明了一种新叫法：北京爷爷，北京奶奶；鹤顶爷爷，鹤顶奶奶。
现在，北京爷爷和北京奶奶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的一套三居室里肯定睡着了。要在平常，杨杰会让崔晓萱以暴烈的方式把她的革命家史痛说完拉倒；今天不行，因为鹤顶爷爷和鹤顶奶奶也睡着了，鹤顶奶奶觉轻，喷嚏打大一点都会惊醒；还有点点，就在身边；还因为，他知道崔晓萱不是冲他来的，她想把一肚子酸水往福小身上倒。
“那好，半夜了，咱们谈谈。”杨杰双手摊开，手掌向下压一下，再压一下。小点声。
“谈什么？”
“谈你被我毁了啊。谈咱们是不是该离婚啊。”以他对崔晓萱的了解，躲是没用的，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以进为退。
果然崔晓萱静下来。她把手放到光溜溜的大腿上，蕾丝边的黑内裤配上丰腴白嫩的大腿，她知道自己有多性感。“我问你一个问题，”她说，“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因为我是北京人才和我结婚的？”
“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杨杰没防备，有点蒙。难道她发现了婆婆的可疑之处？
“是，还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非要让杨杰给个答案，答案就是：是，还是不是——是，也不是。他去北京，因为李老师是“北京人”；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儿来，固然基于自己的志气与野心，弄不出名堂无颜见江东父老，究其根本还在李老师，这在心理学上不复杂。至于见到崔晓萱就不撒手，我们可以让杨杰回忆出他在初尝成功后与母亲通的电话，他站在燕山大酒店门外的公用磁卡电话机前，告诉母亲，那两块水晶观赏石卖掉了，人民币十万。他可以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了，他要在北京永远待下去。李老师高兴之后沉默了半天，说：
“好，给妈找个北京姑娘。”
水到渠成的要求，李老师还是说出了口。她担心儿子二十多年来都不能领会自己的意思？杨杰对着话筒的回答是：
“妈，我会把水晶再卖出好价钱的。”
“我跟你讲过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没有？”杨杰说。
“没有，”崔晓萱说，“咱俩认识的时候，你已经是草台班子的小老板了。是你想弄出一份满意的《奔月》雕刻图纸，你隆重地邀请的我！”
“那就好。我给你讲个故事。”
“大半夜的我听什么故事我有毛病啊？我就要知道，是还是不是！”
“你先听。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连一个正经的北京姑娘都不认识，满眼见的基本上都是不法商贩。套用个滥俗的说法：两个月来，除了睡觉，他不是在以潘家园为主要阵地的几个玉石古玩市场上，就是在去这些古玩市场的路上。大钟寺的，亚运村的，报国寺的，亮马河的，杨杰每天拖着几块水晶从这个市场窜到那个市场，他想把箱子里的石头都卖出去。住旅馆肯定是奢侈了，他在十里河租了一间平房。这地方是城乡结合部，租金便宜，靠潘家园也近，抬腿就到，玉石商人、古董贩子、倒卖字画、民间工艺品和旧货的个体户扎着堆住在这里。事实证明杨杰和董师傅的预期太乐观了，好价钱卖不出也就罢了，顺顺当当地卖掉都难。收购水晶的那帮家伙贼得像狼，打眼就知道你是个生瓜蛋子，价码压得几近无耻，经常搞得杨杰兜不住火，就是块砌墙的石头，你他妈的也不能就给这个价吧？那些水晶贩子用鼻子冷笑，要是砌墙的石头，你八抬大轿请老子，老子都没时间看一眼！
头一个月卖出去四块水晶，价钱只能说凑合。实在没办法，房租得交，一天三顿饭得吃，不能抱着一堆水晶饿死在北京。第二个月，杨杰从平房里搬出来，换了一间房东在院子里私自搭建的违章房（几年后，初平阳在未名湖边租了一间类似的小屋），单砖跑到顶，上头苫了几块楼板和石棉瓦，为的是一个月能省下来两百二十块钱。入了秋天就开始冷，小屋里感觉比外头低好几度；好在凌晨最冷的时候他已经起床了，要赶在天亮之前到潘家园占个摊位。屁股大的摊位也是摊位，晚了你拿根针都没地方插，人太多。
交易主要也在清早之前进行，到了天大亮，一不小心城管就来了，工商局的就来了，文物局的、稽查队的都来了。谁喊一声“狼来了”，所有人都跳起来，买的和卖的，卷了东西就跑。那时候潘家园不像现在这么威风：不到五万平米的院子，仿古建筑富丽堂皇地立着，店面和摊位给你划分和打理得好好的，每天可以悠悠闲闲地出入八万人，节假日更多，眼看成了跟故宫、长城、颐和园齐名的重要景点了。据说芬兰总统哈洛宁来过，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来过，希腊总理西米蒂斯来过，美国众议院议长哈斯德、罗马尼亚总理纳斯塔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俄罗斯总统普京夫人、泰国公主诗琳通、“欧元之父”蒙代尔、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夫人等等近百个国家、一万多人次的各国政要和使节都慕名来过。那时候的潘家园叫“鬼市”，新《文物法》还没颁布，倒卖文物是犯罪，他们只能在天亮之前像鬼一样从各个胡同里钻出来，在街道两边的空地铺上麻袋或者蛇皮口袋，掏出东西往上一摆就算开张了。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人人攥着把手电筒，灯光在各个摊位上梦游一般凌乱地划动，看上的没看上的都可以咬着耳朵咕咕哝哝窃窃私语，那情景很像坟场上的大Party。杨杰入市第一天就感叹，这“鬼市”谁取的名，真他妈有才。
剩下的水晶也断断续续地往外卖，就是价钱上不去，照这个架势，卖完了等于两个月啥也没干。还是剩了两块，买家们都认为这两块有毛病。
谁都知道晶体越干净纯度越高，要的就是往水里一扔，你看见的水晶也是水、水也是水晶，但那两块含了杂质，晶莹剔透的晶体里噩梦般地包裹了形状和颜色都莫名其妙的粉尘和矿物质。这相当于白玉有瑕，看那些买家挑剔的眼神，杨杰恨不能把手伸进晶体里将杂质给掏出来。从董师傅那里进货时，杨杰就对这两块石头有疑问。董师傅也不敢肯定这东西是好是坏，就是觉得不一样，放在手头有年头了，再放下去也是干耗着，没准带到大地方，被哪双慧眼看上了，草鸡变凤凰也说不好，价钱嘛，看着给。买下这两块，杨杰的确没花几个钱，但剩下它们卖不出去，让他觉得是已然失败的北京之行的尤其失败处，把它们体面地卖出去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事关他的自尊。被拒绝的次数越多，他的反弹就越大，决意跟它们死磕下去了。
当然，死磕凭的不是蛮力和小脾气，他懵懂地就觉得这两个小东西不寻常。你看，往桌子上和床头一放，转着圈围着它们看，透过原石稍显粗糙的表面，那里头是有像模像样的东西的。具体像什么他又说不好，就是像。他也是这么跟一个韩国收藏家说，你看这是一个人吧？你看，这一块，像不像个猴子？韩国老头笑笑，普通话说得差点比杨杰还好，可是我要的是水晶啊。不过，他又说，的确跟一般的杂质不太一样，那黑色的是黑云母片吗？那绿的是绿簾吗？那鲜红色的，是矿物染色体吗？杨杰知道遇到高手了，他哪知道什么黑云母片、绿簾和矿物的染色体。他对水晶的了解完全是日常生活型的，没事就看见了，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已。
“那您要吗？”杨杰问。
“没想好。”韩国老头摇摇头，攥着手电筒走了。
第二天他们又在鬼市遇上了。杨杰又问：“您要吗？”
“多少钱？”
“一块两万。如果两块都要，便宜点，三万五。”
韩国老头笑出了声，“你这孩子，可以去抢银行了。”杨杰还想说可以再商量，老头打着手电走远了。估计是给杨杰的价钱气的。这个价听上去是有点不厚道，出了口杨杰自己都吓了一跳，长这么大没见过摆成一摞的三万五千块钱人民币。那得多厚啊。但他硬生生就是说出来了。昨天早上韩国老头云母、绿簾一白话，杨杰立马意识到吃了没文化的亏，下了鬼市就往西单图书大厦跑，买了一本《水晶指南》，在十里河的小屋里研究了一天。书上说，跟其他玉石一样，水晶最近也出现了单供审美的观赏石，叫水晶观赏石。遗憾的是，书中只简单提到了几类观赏石，晶簇观赏石、晶洞观赏石、包裹体观赏石、原石观赏石，进一步详细的信息没有了，可能作者的研究也尚在进行中，等着看他的下一本书吧。但对杨杰来说，这点信息够了：肯定是存在这么一个水晶物种了，就是给你看着玩的；其次，手头上的两块，称之为包裹体观赏石，应该不算科学事故吧。师出有名了底气就硬，玉石的价炒到了天上去，为什么水晶就不能长点脸？他一激动，价就开上去了。
这一天因为城管出现，鬼市早早散了。杨杰抱着两块“包裹体水晶观赏石”回了小屋，撅着屁股继续盯着石头看。他在想象里把两块水晶粗糙的表面全剥掉了，想象两块水晶像固体的水一样（不是冰，冰的纯度跟水晶没法比）透明，那么，两块水晶里的图案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呢？小的那一块比较清晰，很像一个一身黑毛的猴子抱着一块大石头。大的那一块难度就大了，说像人你也可以说他是一棵老枯树，还可以说它是一块立在地上的形状不规矩的长条石，但旁边连绵苍茫的灰黑色是什么呢？杨杰的想象力跟不上了。院儿里住着个倒卖和田玉的哥们，河南南阳的，叼着烟到他屋里来。这哥们生意不错，总能将做旧的新玉当成老玉给卖掉，赚了一堆钱。听院儿里的另一个租户说，有天半夜这老兄烟瘾犯了，烟没了，屋里连张卷烟的报纸都没有，他就把地上的烟头捡起来，烟丝集中到一起，用张五十块钱的钞票卷起来抽了。河南人很奇怪，最近老看见杨杰撅着屁股围石头转圈，你这是找啥哩？
“找人。”
“找啥人哩？”
杨杰指着那片既像人又像树还像石头的地方，给河南人看。河南人也撅起屁股看，还没看清楚就直起身。“当然是要像人。”他说，“像啥都没有像人值钱。看不清？这个好办，找个人给开了，再抛上光，你想看多哩清楚都行。”
杨杰当时就呆掉了，人才啊，随口说两句都在点子上，看来用人民币卷烟抽是有道理的。他赶紧从兜里掏出“中南海”递给河南人，来一根，可是到哪儿去开石抛光呢？
“这事好办哩很。”河南人说，“我有个哥们搞了个玉雕作坊，在西二旗。两包烟钱，你想咋哩开他就给你咋哩开，你想咋哩抛他就给你咋哩抛。”
“现在就去。”
从西二旗的玉雕作坊里出来，杨杰很满意，只花了四百块钱，又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两个雕木底座让水晶坐上去，两块水晶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像棉花庄人农转非变成了城镇户口，从里到外都光鲜起来。抛光师是老手，知道详略得当，该平面的地方很平，该素面的地方很素。开过了，抛了光，猴子果然是猴子，没有比猴子更像石头里这只苦命的猴子了；另一块水晶里，站着的只能是人：你看这个瘦高个长袍大袖、峨冠博带，就是个从古代里走出来的衣服架子，风大一点能把他吹倒——这人站着干什么呢？这是条河吗？远处好像还有芦苇。
“有点样子了，”作坊老板转着水晶看，“原石，包裹体水晶观赏石。取个好名字。名字取好了，价钱成倍往上翻。”
“能翻几倍？”杨杰怯怯地问。
“起码三倍。”
人家玉雕作坊老板就是开个玩笑，杨杰也把它当成个玩笑，但是笑完了他又把它当真了。三倍，那两块石头现在就该值十二万。杨杰感到正头顶出了汗，开始心动过速。成败在此一举。回到十里河他就给初平阳打电话。那时候初平阳的宿舍里还没装电话，一栋男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在楼下传达室里，谁的电话来了，师傅就打开谁的宿舍的小喇叭，用镇江口音的普通话叫谁的名字。那天初平阳正躺在床上，看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的小说《大海深处》，小喇叭说：
“416，初平阳电话！”
“兄弟，”杨杰说，“靠你了，给想个好名字！”他把所有库存的优美和深沉的词汇全用上，为的是完美地将晶体里包裹的景观给表达出来，供初平阳参考。与此同时，他也把一肚子苦水和邪火对着初平阳撒了一通。
“那长袍大袖的人脸仰着吗？”
“仰着。两个鼻孔朝天。”
“好，那就叫《天问》。那人叫屈原。他脚前的水不是运河，是汨罗江。”
“猴子那块呢？”
“《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初平阳说，“他不是滚石头，是抱石头。顶不住也得死顶着，手一松就会砸烂自己的脚。”
屈原杨杰知道，西绪福斯是个外国人，他不知道。初平阳跟他谈到希腊神话，谈到加缪，谈到哲学。这么高深的解释杨杰很满意，觉得两个名字取得好，都“形而上”了。“到底是文化人。”他说，“我说点俗的，回来请你吃盱眙的十三香龙虾。”
这回杨杰小心了，把两块水晶连底座用能找到的最柔软的布包好，装进斜挎的书包里，黑咕隆咚又来到鬼市。占了个屁股大的地方，但他啥都没摆出来。两边的人很生气，没占到好地势的商贩更不高兴，这小子玩的是哪一出，占着茅坑不拉屎。杨杰拍拍书包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不见兔子不撒鹰。他等韩国老头来。他根本不知道韩国老头还会不会再来，但他决定等，一天等不来等两天，两天等不来等三天——两个月都下来了，不差这一哆嗦。他像个亢奋的傻子，硬生生在鬼市上站了三个大清早，第四天黎明时分，韩国老头来了。杨杰见了就冲到他面前，问是否还记得他。韩国老头当然记得，但他摇摇头，礼貌地对他微笑，说对不起，绕过杨杰就要走。杨杰追上去，说：
“买不买都无所谓，我就是想请您再看一看。”韩国老头摇摇头继续往前走。杨杰继续追。被追急了，老头只好问：“现在多少钱？”
“一个六万，两个十二万。”
韩国老头开口大笑的时候灌进了凉风，咳嗽了半天。停下笑和咳嗽，他板着脸说：“从现在开始，离我五米之外。”
杨杰目测五米的距离，忽快忽慢地跟着他。现在他只想让他看一看，它们已经不再是四天前的那两块水晶了，现在它们是两块打磨精良的原石包裹体水晶观赏石，一个叫《天问》，一个叫《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他一直跟着他，看他在不同的玉石摊子前挑选把玩，看他跟不同的玉石贩子交流和讨价还价，看他把中意的玉石放进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在旧货市场，淘到满意的宝贝叫“捡漏儿”。眼看着韩国老头捡了四个漏儿了，天亮了。韩国老头穿过半截胡同，到了马路上，招呼了一辆出租车。幸亏那时候上班高峰没到，空车多，杨杰也叫了一辆出租。跟上，他跟师傅说，盯紧了。车在三环上疾驰，杨杰有点后悔了，他根本就不知道韩国老头要去哪里，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不要命地往上跳，啪啪的能听见声，跳得他心惊肉跳；两个月了，起步价之外的出租车他就没舍得打过，没公交就步行。但他硬扛着，半路下去丢不起那人，再说三环上也不让两条腿的走。
韩国老头一直把车打到中关村大街边上的燕山大酒店，当代商城后面。等老头下了车杨杰才下。进了酒店大厅，除了门卫和前台服务员，一个人没有。韩国老头回房间了。杨杰发现自己太老实了，五米真是害死人。他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能进去他就能出来，不信堵不着。门卫见他头发凌乱，一脸隔夜的倦容，生了疑心，拎着警棍过来问。杨杰说，等人，韩国人；接着叽哩哇啦乱说了一通，最后以“思密达”收尾，门卫被唬得咽了口唾沫，拎着棍走了。杨杰在椅子上睡了一觉，突然惊醒，心想完蛋了，睡过去了，看看前台墙上的石英钟，竟然只睡了一刻钟。大堂里出出进进的人多起来，杨杰从口袋里掏出清凉油抹到太阳穴上，一定要把眼睛睁大。八点半钟，韩国老头西装革履地出来了，杨杰迎上去。
“你怎么在这里？”老头问。
“我就想请您看看。两分钟。”
“好吧。”老头说，都追到酒店了，这瘟神真难送啊。“在这儿？”
“也行。”
杨杰把包放到沙发上，打开最柔软的两块布。燕山大酒店的灯光穿过两块水晶，突然具有了无数的方向，屈原和猴子也仿佛突然醒了过来。老头从皮包里拿出一副白手套戴上，慢悠悠地说：
“就让我看看？”
“就看看。”杨杰说，“我说过它们是好东西。”
老头隔着手套摸了摸水晶，用包布盖上它们，合上杨杰的包，说：“跟我来。”
这个姓朴的韩国老头后来跟杨杰成了忘年交。他是首尔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研究中国的先秦和两汉，对玉格外有兴趣。收藏多了，就在首尔的一条古玩街上租了个门面，专门卖玉。朴先生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每次数度出入潘家园、大钟寺等古玩市场，淘宝捡漏儿，古玉、仿古玉和新玉买上一大堆，带回首尔的店里去卖。据说首尔那条街上的诸多古玩店，出售的真假古董百分之八十五都来自北京的潘家园。
“我不藏水晶，”朴先生说，“但我对你这个人有兴趣。真没想到你盯得还挺紧，而且不为卖，只要证明这是两件好东西。你跟我在北京见过的所有玉石贩子和古董商人，都不一样。”
“我知道您懂行。只要是好东西您一定能看出来。”
“对水晶我是外行。”朴先生带着手套反复欣赏那两块水晶。“《天问》，《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名字取得好，真好。屈原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名和景，绝配。关于包裹体水晶观赏石，我的资讯不多，只知道1990年，贵国江苏省东海县，有一块只有两百余克的小钛晶，经过打磨修饰，取名‘哈雷彗星’。据说最开始被带到东南亚珠宝展览会上，标三百元都没人要，后来竟以十四万元的高价被一个珠宝商买走，接着又被高价转手至一个台湾收藏家。因为‘哈雷彗星’，水晶观赏石才在业界逐渐兴起。这几年，我也只是当个看客，没动过心。不过这一次，小伙子，我还真有了兴趣。《天问》，《一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我倒觉得你就是那西绪福斯啊，把石头都抱到酒店里了。十二万，不能少？”杨杰没料到朴先生要买。“如果您是真心喜欢，您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
“各让一步，十万。”
“成交！”
“来日方长。”朴先生说，“倘若我真对水晶有了收藏兴趣，就算从你这里开了头，下次来北京我还找你。这活儿适合你，只要心正，你会越做越好。”
这个会说汉语的朴先生带着观赏石回了首尔，倒手卖给了韩国一个做电子产业的资本家。那人好水晶，一件合人民币十二万，两件二十四万。朴先生从此开始了水晶工艺品的收藏。杨杰是他最重要也最信得过的货源，因为他们成了朋友。有了朴先生的这十万，杨杰这只名叫西绪福斯的猴子，也得以将志愿坚持了下来，不停地从花街、从江苏东海、从新疆缅甸非洲和美洲搬来水晶，切割、打磨、雕刻、抛光，直至现在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佛像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上。
“我在燕山大酒店门口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妈接的。我告诉她，有这十万，我可以在北京待下去了。我妈说：好，给妈找个北京姑娘。”
“想起来了，刚结婚你就莫名其妙地带我去燕山大酒店住了一夜，就为了纪念你的‘第一桶金’？”
杨杰点头。他的北京生涯从燕山大酒店开始。
“也就是说，你找我是为了完成你妈给你下达的任务？”崔晓萱的口气松动了，这个故事稀释了她尖锐的问责。杨杰暗暗地感激初平阳。他读过初平阳几乎所有专栏文章，发现这小子总在谈问题的时候讲故事，没故事说不了话？初平阳告诉他，老兄，这是说话和作文的技巧，你想兜圈子，最好的办法不是一轮一轮地讲道理，而是说故事。没有任何一个道理可以用道理本身来说清楚。所以你要天马行空地扯，故事是多解的，总有一种解释会把你引到想要的那条道上去。现在崔晓萱已经上了岔路，而杨杰也发现，在这个故事的语境里，以母亲为借口反倒有了别样的可爱和亲和力，如同夫妻间的赖皮和娇嗔。
“你觉得我妈下达的任务有问题？”
“杨杰，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绕圈子！”“第一桶金”已然化解了崔晓萱正面强攻的大部分劲道。
“大半夜的坐床上，我往哪儿绕圈子？我就是告诉你，我能在北京待下去了，需要考虑将来的生活了。然后无比幸运地、隆重地邀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的设计我十二万分满意，然后一次次花重金继续隆重邀请，为了能经常看见你。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其实对我来说，你是不是北京人，跟为我设计图纸没任何关系，只要你待在北京就行了。”
这话说得聪明、放旷又深情，其实已经偷换了概念：跟设计图纸的确是没关系，问题是，娶个老婆显然不单单为了画几张图纸。不过这话对崔晓萱有效。或者说，所有丈夫说出的类似的话，对老婆通常都有效。崔晓萱知道她的圈子兜不下去了，再兜把自己也兜进去了，索性直说了：
“你就没想过娶秦福小当老婆？”
“福小？那会儿她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再说，她又不会设计图纸。”
“好啊，原来你娶了我就为了找个廉价劳动力！”
“后悔也晚了，你已经是孩儿她娘了。”
崔晓萱可能都没意识到，她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而现在的问题不具有任何的杀伤力。她的身份已经从情敌转回到妻子和母亲，她开始用妻子的手装出气急败坏的样子，撒娇地拍打丈夫，“好啊，我就说我被你坑了，果然就是被你给坑了！”
夜半危机到此该结束了。点点闭着眼，觉得这一次的危机比上次并没有精彩多少。当然，所有的危机终将会解决，所有夜间的矛盾都会在黑暗里化解。她觉得眼皮开始沉重，躺在床上像坐在气球上，飘飘悠悠地浮上了天。
事情到此结束不失为好的结局，但杨杰决定再进一步，有些问题不彻底解决，后遗症会没完没了。他抓住崔晓萱的两只光胳膊说：
“我跟你讲过景天赐的故事吗？”
“讲过啊。头脑被闪电吓坏了，拿手术刀割了自己的手腕，流血流死了。”
“你知道那手术刀是我给他的吗？”
“知道。你小姑妈从医院带回来的，你给了平阳、长安和天赐每人一把。”
“不应该给天赐的，我知道给了会有危险，但我还是给了。”
“为什么？”崔晓萱一下子来了精神。
“虚荣。”杨杰说，“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见到福小我就想起那把手术刀。天赐受惊吓之前，我就说过，要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术刀。我是老大，我有一个在医院当妇产科主任的姑妈，我希望一把手术刀可以增加我的威信。我许了诺，一年多都没有兑现，不是小姑妈没回鹤顶，就是她忘了带手术刀回来。你知道的，天赐是个骄横的孩子，喜欢较真，老是当我面揭短，手术刀呢？比青龙偃月刀还好看的手术刀怎么还没来呀？过年吃饺子前我能不能看到我的手术刀啊？脸上挂不住。我都不好意思去花街了。然后他被吓着了。小姑妈终于把手术刀带回来了。给天赐的时候，平阳和长安都劝我别给了，担心有危险，我坚持要给。我说都是哥们，当然要一视同仁。其实我是憋了口气，我想让天赐知道，大哥我说到做到。没想到后来出事了。我也没想到，平阳那把丢了，长安那把丢了，我自己的那把也丢了，四个人里，只有天赐一直保存着那把刀。他冷嘲热讽是因为他的确很想要一把，他喜欢那把刀。他一直都喜欢关羽和他的青龙偃月刀。这些年我都觉得是我杀死了天赐。”杨杰说的声音沉下来。“我的一点小虚荣害了天赐。”
“老公，跟你没关系。”崔晓萱把杨杰揽到怀里，把他的脑袋往乳房上摁，哄点点一样哄丈夫。“天赐那种情况，不是那把手术刀也会是别的什么刀。你别自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跟你没关系。”
“有关系。”
“没关系。别说没关系，即使有关系，那又如何。假设你当兵时正好来了鬼子，让你从猪圈里出来去迎敌，你就不杀人了？”
这个比喻显然不恰当。只有一个好妻子才会在这种时候慌不择辞地做这样不恰当的类比。“不一样，”杨杰说，他深陷在自责和悲伤里，“在战场上我会杀人。可是如果不在前线，一个敌人从后面拍拍你肩膀，说，哥们，借个火，我下不了手。那不是杀人的地方，那也不是杀人的时候。”
“好了好了，是我比错了。我就想跟你说，天赐的死跟你没那么大关系。没有人会怪你。他在天上会好好的。希望他安息。你也别对福小有那么大的负罪感，以后我不提她了还不成吗？”
崔晓萱听见丈夫在抽动鼻子，越发心疼起来。她把丈夫往自己睡衣里揉，一只手摸索着解开睡衣的纽扣；除此之外她找不到更好的安慰丈夫的办法。她没戴胸罩，杨杰的脸完全埋在她的双乳之间。她把他的嘴往乳头上移，吃吧吃吧，她感觉到乳头在他悲伤、温热的舌头的拨动下膨胀起来，像哨兵一样站直了。悲伤是催情剂，绝望也是催情剂。她感到丈夫的胳膊从后面抱住了自己，她的睡衣掉落在床边，她是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关灯。关灯。”她说，伸手灭了床头灯，然后缩回来抱住丈夫。他的正在往下梳理的嘴唇。她遵从两个人的意愿，在席梦思上躺平了。他的嘴在往下游动，悲伤里带着破坏的力量。这个男人的确有残暴的时候。他打算对着她的肚脐眼儿一直钻探下去吗？对，继续，往下。这么好的肚皮竟然没能用来怀孩子，真是可惜了。它只是恰到好处地丰腴，三十四岁的女人，整个下半身都处在她一生最好的时间里。他的嘴埋进狂飙一般茂盛的倒三角时，她剧烈地抖了两下。她说：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不是真看了大和堂的房子？”
“不必问。”他从浓密的毛发里抬起头，趁机做了一次深呼吸。不用问他也知道，她只是说说，根本没去大和堂，否则他也不可能看到那篇写了十五张脸的专栏，它已经在初平阳或者初医生夫妇的手里了；而且，如果她去了，平阳知道他今天回来，肯定会和他联系的。
崔晓萱还想再问，问什么不必问，但已经问不出来了。他把她的蕾丝内裤彻底脱掉，像头野兽扑到她两腿之间。她只会压抑着啊啊啊。她在想，孩子在旁边啊，乖乖；别这样乖乖，孩子会看见的；但是乖乖，用力啊乖乖。后来，他把身体上移，直到两个人的各部位可以恰当地重合，他果断地把她空旷的部分给填满了。他的身体缓慢地下沉，同时局部地向前深度掘进，他感到了自己三十五岁的力量，发现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时，实在悲观得过分，至少在有些事情上，三十五岁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十足的年轻人。当他们可以相互把握至无限充实和结实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不大喊一声肯定会憋死掉。她就张开嘴大喊了一声。然后她愧疚地说：
“点点。”
点点已经睡着了。和所有听话的孩子一样，她总能在该醒来的时候及时醒来，在该睡着的时候及时睡着。在她睡着的这张床上，爸妈还有漫长的架要吵；如果说她醒着时听见的架耗费的是情感和智商，那么现在的这一架需要的是情感和体力。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一架是个体力活儿。
架总有吵完的时候。现在是后半夜，两个人在享受剧烈运动之后的宁和，等待五月初的汗水一粒粒蒸发和干涸。崔晓萱闭着眼，面带微笑，安详地说：
“说，你和秦福小还有什么秘密？”
杨杰侧了侧身，一只手握住老婆的乳房，说：
“一瓶泡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