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专栏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趴在我的脚面上；三年之后我重回故乡，这只长毛狗很快认出了我。铜钱此刻也在楼下，他因为要拦下火车而遭到雷击，受了惊吓，两眼像吃了生肉一样血红。我父亲给他扎针，我母亲为他施了法术，科学和迷信并用后，他恢复了常人的肤色和眼神。傻子中的常人。他陈述雷击的感受时说，那是有人偷走了他的一条腿。可以想象一下，雷击的感觉在一瞬间如同消失，由充满导致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摔倒在泥水里。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巧合，在他放下石头准备让火车停下时，火车碰巧出了故障；在他准备逃跑时，一道闪电碰巧经过他脚后跟，但这个傻子以为是他弄坏了火车，以为闪电来袭是火车在向他报复。在我们这个刚通火车的地方，对一个没见过几次火车的人来说，火车可能具有的力量你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包括某种通灵似的力量。他的确是个傻子，小时候被猪踢坏了脑袋，他大我六岁。
有意思的地方不在铜钱是个傻子，也不在他拦火车和被雷击，而在，这个傻子想到世界去。街坊们为他这个想法笑了，个傻子，也想到世界去！但我呆立一旁，瞬间仿佛也遭了雷击——傻子也要到世界去！
请允许我说一说铜钱，我叫他哥。多少年里他都站在路边，要么被别人取笑，要么没有人理。冬天里他如果不去擦清水鼻涕，两只手在化冻之前都不会从棉袄的袖筒里拿出来；到了夏天，他总是把裤子一直提到胳肢窝，为了防止被别人扒下来。四岁被猪踢了以后，很多年里大人们都以从身后猛地褪下他的裤子为乐，直到有一天，他的裤子被住在西大街的兽医朱永久褪下来，吓哭了迎面走过来的两个年轻姑娘。那两个姑娘现在早成了中年妇女，孩子都快结婚生子了，但那时候她们还年轻，头一次看见男人两腿之间毛发峥嵘，像个黑色的鸟窝，当然，还有猛然壮大的男根，她们就哭了，捂着失去贞操的双眼跌跌撞撞地跑，差点撞上对面开过来的拖拉机。朱永久因此被在场的中老年妇女骂得狗血淋头。他也没想到铜钱突然之间成了男人，这个他妈的傻子啊，都长齐全了也不吱一声。现在朱永久得了肺癌，正托人向法院起诉西大街旁边的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大楼，他说因为这栋十二层楼，拆迁、挖掘、施工建设，一年多里尘土飞扬，让他染上了肺癌。他们家饭桌上每天都能擦下的一层灰尘可以为证。再没有人从背后扒铜钱的裤子了，但他还是谨慎地一直提到腋下，他的裤子必须跟花街上的裁缝林婆婆定制，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穿如此之高的高腰裤。他依然习惯站在路边，漠然地看着来往的行人，但见到我，他就咧开嘴笑，说：
——平阳，回来啦？
这些年，我从小学校回来，从初中回来，从高中回来，从大学回来，从教书的大学回来，从北京回来，他见着我都会说：平阳，回来啦？他从来不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但他显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刚才我去楼下看他，他还在弄坏火车和雷击的恐惧中没有出来，但他说：
——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
谁告诉他我去北京了？他怎么知道我就是从北京回来的？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去了外面的世界。
“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各个角落都在闪动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的一波刮到这儿，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皮肤姣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的确，我们赶上了。可以出门念大学、读研究生、进修、工作、做生意、当兵、当兵之后的转业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国外劳务输出，可以留学、申请绿卡、变成外国人，当然，还可以全世界地杀人越货专干歪门邪道的事。据我父母的“情报”，仅在我故乡的四条街上（我说的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圆三公里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时候曾被猪、驴或者马踢过脑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鲜活得上蹿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两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滩漫长，传说有的岛上住着很多猴子和神仙；远至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说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花街人听不懂的鸟语。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经常抱有疑问：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让你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不停蹄地跑？他们怀疑你在一个无穷远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饭还是馒头？喝水吗？猪肉和鱼都从哪里来？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种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丝瓜、山药、萝卜和大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相信一架钢铁制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连续飞上十三个小时之后到达美国的城市芝加哥，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掉下来？你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铁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稳？多科学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是扯淡。现在，继本地开通火车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在另一位伟大人物的故乡，离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区，即将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机场。从机场挖出第一锹土开始奠基的那天起，我们四条街上就一拨拨自发组团去瞻仰，他们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我爸早年在海陵学医，在此之前因为车船免费，混进了大串联的队伍里，到过上海和北京。尽管那时候南京路和长安街上没几辆车在跑，父亲也算是见了世面的人。我妈生在比当时的花街还乡下的乡下，串联没她的份儿；在我决意去北京之前，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给我姐夫的那座城市，所以，她对我去北京直犯嘀咕，那么大（她当然知道北京很大），远得不知道在哪儿了（我妈对地图的理解局限在运河地区，她必须以运河为坐标才能判断出东西南北），咱儿子能行吗？我爸连回忆加虚构，把近半个世纪前的北京搬到现在的首都，说得像家门口一样熟悉，我妈才勉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为了让自己更踏实一点，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抢电视遥控器，我爸要看本地新闻，她要看北京台的新闻，天气预报也不放过。而现在，我妈每次回乡下给外公外婆上坟，回来都要感叹：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远越好。
她说的是村子里空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天通过电视、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亲人。尽管他们和我妈一样，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到世界去。必须到世界去。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家人都得跟着为他羞愧。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儿过日子。
无法想象的，无法理解的，现在是最基本的现实。现实总是正确的，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如你所知，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意味着响当当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来（我所了解的三十来岁的打工者，倘若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异乡打工生涯多半计划在五十岁之前结束，挣够了辛苦钱，以便供养孩子、老人和自己的后半生），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后者往往被我们忽略。
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务，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在当下无穷动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说法是：出门透透气。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尖着脑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冽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个夜晚，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所以，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叶肺，而是大脑。
生活可以很苦，住地下室，吃盒饭，出了门照样乐乐呵呵。我朋友的朋友，在北京付不起房租，自己用钢条、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颗巨大的蛋，有床铺、书桌和简单的洗漱设备，关上门百无禁忌，他活在创造的快乐和对未来美好的幻想里。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弓腰驼背挣了两年的钱，揣在兜里去了西藏，每天除去吃睡，专职围着八角街转圈子。他说转街时自己变成一朵云，转得越久，精神上的杂质越少。一年过去，他重新作为一个最穷的人，眉毛胡子长到一起地回来了，声称挣下点钱还去。
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又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
晚饭的时候我顺嘴问了爸妈。
——我要知道早就把他们找回来了。这是我妈说的。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走的你挡不住，找回来他还会走。这是我爸说的。
——老初，你是说平阳？我妈说，儿子，你就不再想想？“以色列”这名字我怎么一听到就觉得心慌呢？
——我想好了，妈。事情转到了我身上。
——那国家就是偶尔会打仗。我爸说。
——还偶尔会打仗！我想起来了，巴勒斯坦，加沙，大马士革！我妈说，你知道什么是打仗吗？儿子，你再想想。咱们的房子可以卖，你想用这钱干什么都行，咱能不能不去那地方？
我已经想好了。很久以前就想好了。事情转了一圈转到我身上。为了免掉各位读者的猜谜之苦，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此番回故乡我是为了卖房子。我将去耶路撒冷念书，那个有石头、圣殿和耶稣的地方。我不信教，只是去念书。耶路撒冷，多好的名字，去不了我会坐立不安。
——他们坐船和汽车走，你坐飞机走。我爸说，声音很忧伤。
——那，我妈说，你会回来的吧，儿子？
——什么话！我爸用右手中指的骨节敲了一下饭桌。
——我不是担心咱们儿子嘛。我妈眼圈就红了。
吃饭吃饭。阿尔巴尼亚从我脚面上跑出去，坐到电视前。我回来了，我妈不再抢看北京台，现在播放淮海市新闻。一列火车停在电视屏幕上，火车四周是苍茫阴郁的野地。一条河贴着火车流淌。主持人用干硬的声音说：
——今天清早，从北京始发途经我市的某某次列车因故滞停一小时十六分钟。据专家介绍，本次故障系动力装置问题所致，经检修迅速排除故障，顺利抵达我市车站。在此，铁路方面特向我市乘客致以诚挚的道歉，对我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报以由衷的感谢！
火车一直停在野地里，直到主持人的声音消失，画面切到了下一个新闻。没提到铜钱，也没提到铜钱放到铁轨上的大石头。没有闪电和雷击。
——可怜的铜钱，我妈说，火车哪是你想拦就拦下的？
铜钱走丢过。三年前的夏天，他跳上一艘临时停靠在石码头的运麦子的拖船。船开动了，快到下游的鹤顶地界才被发现，他钻在遮盖麦子的雨布底下。跑船的把他揪出来，上来就是一顿猛揍，打完了发现他是个傻子，不忍心，在鹤顶又托一艘往上走的船把他带回了石码头。我妈说，铜钱鼻青眼肿地下船后，坐在石码头的台阶上撇撇嘴，突然号啕大哭。
一个傻子因为要拦火车，被雷击了，像他妈说的，会不会更傻？可是，比傻更傻究竟是多傻？我叫他哥的一个傻子，每天站在路边沉默地看人来人往，我走过他就会笑起来，说，回来啦？说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傻。小时候他带我玩的时候，我也从不觉得他傻。这个我叫哥的不傻的傻子，他想到世界去。他不知道世界在哪里吗？他想到世界去。
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比四条街还荒远和偏僻的小村子，每天有一列火车从村庄外经过。火车从来不停，最近的一个车站也在一百多里之外。这个村庄里人人都见过火车，人人都没坐过火车，但他们知道，这每天一次呼啸着摇撼整个村庄的火车去往一个神奇的世界，那个世界像仙境一样遥远和缥缈，那里什么都有。只要你坐上了这列火车，你就能到达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村庄的人都被遥远的想象弄得躁动不安，每次火车将至，他们就站在村边的泥土高台上，看它荒凉地来，又匆忙地去，你怎么招手它都不会停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日，一个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去野地里收庄稼，想在火车赶到之前穿过铁路，很不幸，他对时间的判断出了点误差，火车碰到了他的车尾，连同他的人一起甩到一边。火车有史以来头一回在这个地方停下来，那人骨折，无生命大碍，火车带着他到了一个陌生城市的医院为他治好了伤。他回到家，说火车真好，外面的世界真好。一个村的人心里痒得更难受。但这种方式拦火车风险实在太大，没人敢再尝试，就是坐过火车的人也不愿再次尝试。又一日，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平板车等在铁路边，等火车即将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闷头拉车就往对面冲。
故事的结局是：火车的确停下来了，那个年轻人死了。围观的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一部分哭着继续站在那里，在想一个“到世界去”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