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深秋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偏僻山城正在下雨。我坐在窗前。八楼的窗户正对着即将召开公判大会的体育场。现在体育场的混凝土看台在雨水中闪闪发光。这天是星期天。鸽子在濛漾的细雨中飞翔，搅动了静谧和料峭的寒意。举目仰望，山腰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恰好被云缝中透出的一抹强光所照亮。同时被照亮的还有一簇卫星地面站的锅底状的天线，市电视台那高高的发射塔。
将近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拉德斯基进行曲》、《闪电与雷鸣波尔卡》、《叽叽喳喳波尔卡》等。城里的人们都听到了音乐的召唤，云集广场。人们还举着好多红布横幅。一派喧嚣不已的热烈气氛。那首《皇帝圆舞曲》结束时，公判大会开始了。警车的长鸣声穿过沿河而建的山城。这天，广场中央站了三十多个刑事犯罪分子，上万群众知道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又聆听了领导的讲话。讲话里讲到了社会治安，生态平衡，资源，亚运会等好多问题。
这是1990年8月底的星期天。
大会结束了，犯人们被押上停在街上的一长溜卡车。前面摩托开道，后面吉普车押阵，警报器呜呜作响。我下了楼，正好遇到拉犯人游街的车队迎面过来。
在第三辆车上我看到了这篇故事中的人物：觉巴、歪嘴、程卫东、刘世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刘世清很老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绺山羊胡子全部变白了，而且是那种脏兮兮的白色。歪嘴的歪嘴巴张开了，颇有几分好奇地注视着街上的人流。程卫东在笑。觉巴仰头望着天空。警车慢慢开过。围观的人群就慢慢散开了。
我站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村子周围已经消失的森林在我眼前晃动。载着盗伐森林犯的那辆卡车车厢上的两条标语还在我眼前晃动：
地球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我又看到了那场大火。看到两年后，一个近千人的国营林场在村子附近建立。油锯轰响，利斧翻飞，集材的拖拉机喷吐黑烟。就这样，不到三年时光，在大火中幸存的一点森林也完全消失了。山坡上，只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林木……
这时，有人触触我的手臂。
我没在意。
那迟迟疑疑的触动又来了一下。转身我看到一位穿着公安制服长得非常结实的家伙。
“我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娃呀！”
果然是刘世清的二儿子长娃。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身后那家叫做“一元饱”的小饭馆，拉到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跟前。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穿检察院制服的人。
长娃对那人说：“果然是他！”
那个满面愁容的人摘下帽子，对我笑笑。我就知道了他是我从未见过的歪嘴的弟弟。果然，他说：“我是歪嘴的弟弟。”
喝着酒，大家都互道阔别，开始，都小心地不提那件事情。
经过摆谈我得知，刘世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久娃、长娃果然是他以前的东家的。解放时，那个姓鄢的店东是死于乱兵之中，而不是被人民政府所镇压。落实政策刚开始，刘世清去了成都找到当年的房子，到派出所一查，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户籍尚未注销。一番打点，久娃和长娃又回了城，分到了房子。久娃进厂当了炊事员，长娃参军，在侦察连干过，复员后进公安局当了刑警。刘世清老两口仍然留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接他们出去？”我问。
“房子住不下呀！当年给我们分一套一房子，我结了婚，带个娃娃。久娃找不到老婆，和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的人了，脾气很不好啊！”
我信了。也不由我不信。
“我那阿爸七十多岁了，挣钱有瘾啊，”他还是说到那事上了，“八十来岁的人了，家里几万块钱是有了吧？还要挣。这下是要老死在监狱里了。”他告诉我，他家以前开代销店下来，有几千元的积蓄，为久娃和长娃回城打点光了。后来贩运生猪、药材，摆过测字算命的摊子，甚至上西北做过汽油生意，居然还弄到了整节整节的车皮。这几年，又弄开了木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再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下过体力，就到外县请了一个壮小伙子伐木，每天管饭还付他五元工钱。公安局几次集中打击，他都逢凶化吉，连罚款也没挨过一次。那个小伙子后来就和他晚生的女儿成了家。这次严打斗争中，他被抓获了。七十多立方米的木头。还从家里抄出现金差不多两万元。
长娃说：“我去活动过了。太多了。妹夫把以前的事全部供了。我是没有办法了，他只有死在监狱里了。只有争取妹夫能轻判一点嘛！”
“把你阿妈接走吧。”
他说：“当然了。”眼睛已全部湿了。
歪嘴的弟弟突然哭出声来：“我心中难过，心中难过啊！”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嘛。”我说。
“本来我是可以帮忙的呀。办这个案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依照法律办吧。我是共产党员，是×××县的检察长呀！村里谁不知道我是×××县的检察长呀！”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我可怜的哥哥呀，我对不起你了。”
分手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没有脸面去见村子里的乡亲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