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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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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1949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当时我只有38岁,还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鲜事物,并无困难。

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才,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教员人数增加了10倍,学生人数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800人。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大家都知道,运动一来,首先就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套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筋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出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我真正陷入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对1949年再做一点补充

在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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