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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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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务虚笔记》)

柳青:

您好!

来信收到已久,本该早给您回信的,但总想就您对《务虚笔记》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所以一直耽搁着。

可现在又觉得,要在一封信中说清楚,未必容易。试试看吧。但这绝不是说《务虚笔记》(以下简称《务》)有多么高明,只是说它有点特别,甚至让人难于接受。让人难于接受的原因,当然不都是它的特别所致,还因为它确实存在很多缺陷。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读者,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这恰恰说明,法律需要共同遵守,而信仰是个人的自由。

《务》正在国内印第二版,这已经超出我的意料。读者大约是根据对我以前作品的印象而买这本书的,我估计很多人会有上当的感觉。对此我真是有点抱歉,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我还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为了卖,另一些更是为了写——这是陈述,不包含价值褒贬。就比如爱情的成败,并不根据婚姻的落实与否来鉴定。

您在信中说,“C的穿插可以舍去……没有自传体味道,使它脱胎而独立,更显得成熟”。──就从这儿说起吧。

在我想来,人们完全可以把《务虚笔记》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事件。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泾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或事件记述,后者却是时空、事件乃至诸人物在此一心魂中混淆的印象。而其混淆所以会是这样而非那样,则是此一心魂的证明。故此长篇亦可名曰“心魂自传”。我相信一位先哲(忘记是谁了)说过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其实都不过是在写他自己。因而我在《务》中直言道:

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不认为作家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所以我放弃塑造丰满的他人之企图。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他人,不可能跟随任何他人自始至终。我经过他们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从一个角度张望他们,在一个片刻与他们交谈,在某个地点同他们接近,然后与他们长久地分离,或者忘记他们或者对他们留有印象。但,印象里的并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真确的我的种种心绪。

我不可能走进他们的心魂,是他们铺开了我的心路。如果……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刻我常常会想起他们,那就是我试图在理解他们,那时他们就更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我真确的思想。……在我一生中的很多时刻如果我想起他们并且想像他们的继续,那时他们就只是我真确的希望与迷茫。他们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他们构成着我创造着我,并不是我在塑造他们。

我不能塑造他们,我是被他们塑造的。但我并不是他们的相加,我是他们的混淆,他们混淆而成为——我。在我之中,他们相互随机地连接、重叠、混淆,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我就是那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抑或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我经常,甚至每时每刻,都像一个临终时的清醒的老人,发现一切昨天都在眼前消逝了,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它们变成印象却全都住进了我的心灵。而且住进心灵的,并不比逃出大脑的少,因为它们在那儿编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

——《务》136节

这就是我以为可以把《务》看做自传体小说的理由,及这一种自传的逻辑。

所以,有关C的章节是不能删除的。因为C并不是一个我要塑造或描写的人物,而应看做是这一份心魂历史的C部分。C的其他方面在这篇小说中是不重要的,只有以C为标志的残疾与爱情的紧密相关,才是这一心魂历史不可或缺的。而C的其他路途,亦可由Z、L甚至O、N等此书中出现的其他角色(即此一心魂的其他部分)来填补、联想,甚至混淆为一谈──这是允许的,但非一定的。一定的仅仅是:这诸多部分,混淆、重叠而成就了我的全部心路。

如果有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我不会反对。残疾(残缺)与爱情──尤其是它们以C为标志如此地紧密相关,我甚至相信这是生命的寓言,或是生命所固有的遗传密码,在所有人的心里和处境中都布散着它们的消息。从我们一出生,一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同类之群,我们就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差别、隔离和惧怕,同时生出了爱的欲望。——这就是“我”与画家Z从童年时,便由“一座美丽的房子”和“一个可怕的孩子”所听到的消息。这消息不断流传,不断演变,直至诗人L的日记被人贴在了墙上,和他未来在性爱中的迷惑;直至WR的童言无忌与流放边陲;直至O的等待,及其梦想的破灭;直至F医生的眺望、深藏的痛苦与梦中的供奉;直至Z的叔叔晚年重归葵林;直至一个叛徒的生不如死的残酷处境,和她永生永世的期盼……这一切都携带着那种美丽并那种可怕的消息。因而这一切(无论是更为个体化的,还是更为社会化的)都发端于、也结束于生命最初的那个密码:残疾(残缺)与爱情。

就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因此我们倾向与他者沟通、亲和。而他者之为他者,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于是我们更加地期盼着团聚——我需要你,需要他者,一个心魂需要与另外的心魂相融合。而这,证明了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他者,但却从他者审视的目光里发现自己是如此地残缺。我们试图弥补残缺,以期赢得他者的垂青或收纳,但我们又发现这弥补不可能不求助于他者,因为只有在他者同样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残缺才可获弥补。甘地说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爱亦如此,爱可以视为和平的根源,那不是一种可期捕获之物,是方法,是关系。爱的艰难与祈盼,简直是千古的轮回或重演!原来残缺和爱情是互为因果的。一切心魂的福乐与危惧中都携带了这样的消息。而这消息,在C的处境中(或我之C的思绪里)尤显昭彰。

我并不想写一个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差不多已经被写滥了。我是要写,恰是人之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恰是性的残疾或沉沦,使爱情与单纯的性欲明显区分,使爱情大于性欲的部分得以昭彰。是人对残缺的意识,把性炼造成了爱的语言,把性爱演成心魂相互团聚的仪式。只有这样,当赤裸的自由不仅在于肉体而更在于心魂的时刻,残疾或沉沦了的性才复活了,才找到了激情的本源,才在上帝曾经赋予了它而后又禁闭了它的地方、以非技术而是艺术的方式,重归乐园。为此应该感恩于上帝,也感恩于魔鬼,亦即感恩于爱也感恩于残缺。当残疾降临之时,以至其后很多年,我绝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这样说。而当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时,我真是由衷地感动。

有人说,父母之爱比性爱更无私更纯洁,我实在不能同意。父母对儿女的爱固然伟大,但那并不触及爱的本质,因为其中缺少了他者。父母爱儿女,其实是爱着自己的一部分。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即自我的残缺中,爱的真意才显现。当有一天,父母对儿女说“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想那是应该庆祝的,因为那时父母已视儿女为平等的他者了。但是多么有意思呵,如果在恋人之间忽然要特特地强调“我们是朋友”,这却值得悲哀,这说明一堵曾经拆除的墙又要垒起来了。语言真是魔术师。这墙的重新垒起,不仅指示爱情的消逝,同时意味着性关系的结束或变质。可见,于人而言,性从来不仅仅是性,那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语言,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所以诗人L终有一天会明白,这方式是不能滥用的,滥用的语言将无以言说。是呵,一切存在都依靠言说。这让我想起大物理学家玻尔的话: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

《务》最劳累读者的地方,大约就是您所说的“过于分散的物象”。人物都以字母标出,且人物或事件常常相互重叠、混淆,以至读者总要为“到底谁是谁”而费神。我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图。

首先──但不是首要的:姓名总难免有一种固定的意义或意向,给读者以成见。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

其次──但这是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试图塑造完整的人物,倘若这小说中真有一个完整的人物,那只能是我,其他角色都可以看做是我的思绪的一部分。这就是第一章里那个悖论所指明的,“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就连“我”这个角色也只是我全部印象的一部分,自然,诸如C、Z、L、F、O、N、WR……就都是我之生命印象的一部分,他们的相互交织、重叠、混淆,才是我的全部,才是我的心魂之所在,才使此一心魂的存在成为可能。此一心魂,倘不经由诸多他者,便永远只是“空穴来风”。唯当我与他者发生关系——对他们的理解、诉说、揣测、希望、梦想……我的心路才由之形成。我经由他们,正如我经由城市、村庄、旷野、山河,物是我的生理的岁月,人是我心魂的年轮。就像此刻,我的心路正是经由向您的这一番解释而存在的。

如果这种解释(在小说里是叙述,在生活中是漫想,或“意识流”)又勾连起另外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心里相互衔接(比如A爱上了B,或相反,A恨着B)。但这样的衔接并不见得就是那些人的实际情况(比如A和B实际从不相识),只是在我心里发生着,只不过是我的确凿的思绪。所以我说我不能塑造他人,而是他们塑造着我。——这简直可以套用玻尔的那句名言了:文学不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这谈论本身是什么呢?恰是我的思绪、我的心魂,我由此而真确的存在。那“空空的来风”,在诸多他人之间漫游、串联、采撷、酿制、理解乃至误解……像一个谣言的生成那样,构成变动不居的:我。说得过分一点,即: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命运之网的一个结。《务》中的说法是:

“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我”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我”吗?“我”怎么可能离开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独的是“我”呢……

——《务》228节

如果这类衔接发生错位——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连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这样,但觉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补我的某种情感或思想空白,于是在我心魂的真实里,一些人物(包括我与他人)之间便出现了重叠或混淆。这重叠或混淆,我以为是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以人物或故事线索的清晰为由来删除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小说之虚构的价值吧,它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比如若问:它何以是这样的混淆而非那样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绪使然。于是这混淆画出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某种愿望,甚至是隐秘。

(我有时想,一旦轻视了空间事物,而去重视心魂状态,很可能就像物理学从宏观转向微观一样,所有的确定都赖于观察了。这时,人就像原子,会呈现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唯取决于观察,而一个人,他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唯取决于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与人群之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关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这有点离题了。)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未经暴露——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性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欲望,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于我的可能性中,并在他人的现实性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善之花。尽管这种种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道我们不是矛盾的么?我们的内心、欲望、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当然,他们做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与柳青、梅娘一起而感受到了美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爱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做我的经历?皮肉的老茧,比心魂的年轮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我想,某种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就是说,对《务》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物了)。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弄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弄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做的事。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才勉强叫它做小说。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况且,倘其不是小说,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东西,它就不可以也出生一回试试吗?——这是我对所谓“小说”的看法,并不特指《务》。这封信已经写得有点像争辩了,或者为着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争辩了。那就再说一句:写这部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点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经足够了。至于它能抓住多少读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出版事业刚刚开始,不必太为它操心,不能赚钱的事先不要做,否则反倒什么也干不成。“务虚”与“务实”本当是两种逻辑,各司其职,天经地义。

我近来身体稍差,医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连这封信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天。立哲想请我去美国逛一趟,如果身体无大问题,可望6月成行。到时瑞虎将做我们的导游兼司机,这真让人想起来就高兴。只盼美梦成真吧——这一回不要止于务虚才好。那时您若有空,可否也来一聚呢?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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