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9日《北京日报》）
■采访者解玺璋
□受访者柯云路
节前，在一次由几家单位主办的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柯云路被命名为“最能变脸的作家”。这似乎代表了近几年来人们对柯云路写作生涯的某种认知。此前的柯云路长篇小说《龙年档案》研讨会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有人说：“原来那个写《新星》的柯云路又回来了，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那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回来了。”有人甚至用了“浪子回头”来形容柯云路给人的新感受。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柯云路刚从陕西参加电视剧《龙年档案》的开机仪式回到北京，我们相约在东方花园酒店的咖啡厅见面。我希望这次采访能增进我对柯云路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采访就从“变脸”开始---
■你对“变脸作家”这个称呼怎么看？
□前两年说我是有争议的作家，现在又说是“变脸作家”，我就当作一个好玩儿的事。
■你是觉得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还是觉得根本没有变化？只是外人觉得你有变化？
□外人觉得我有变化，其实我大的面孔肯定是一张，我就是一张脸，我这张脸就是比较喜欢关心社会呀，人类呀，人性呀，这些重大命题。我的兴趣除了文学以外，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呀，也感点儿兴趣，比较杂，又不愿意重复，所以，经常是写完这个还写那个。但人们习惯定位，你是写小说的，你写非小说的东西，他们就觉得比较奇怪。
■从写作的角度，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在文学之内一直在追求变化，前几年我的几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说，其实是想先锋一些，像《蒙昧》、《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几部有关“文革”的小说，我都想和《新星》、《夜与昼》时期不一样。写纯文学比较寂寞，我写的又是“文革”题材，所以，媒体不会特别关注，又处于我的敏感期，社会的关注是很弱的，人们可能没有过多注意，但从文学上讲，是20多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大家觉得你有变化，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写《新星》、《夜与昼》那样的作品，后来去写《大气功师》之类，现在又写《龙年档案》，那天的座谈会上，有人说你是“浪子回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可能是觉得你曾一度离开纯文学领域，现在又回来了。
□这几个月总有媒体记者就这个说法问我，我其实没什么想法，那不过是出版社为了炒作的一种戏说。我有时很愿意跨学科，以后我还是以文学为主，但也还是要跨一跨。
■我记得你在写完《夜与昼》之后，是不是说过改革题材也要写三部曲？
□对，写了《夜与昼》，又写了《衰与荣》，实际上是京都三部曲，还有一部《灭与生》，我没有写。
■那为什么？
□就是变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题材中写得太长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变化，叫《嫉妒之研究》，当时登在《小说家》上，那时我想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如果不是后来被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挡住的话，文学探索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时间？
□《嫉妒之研究》是1988年写的。
■后来你怎么接触到你所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个题材的。
□说来很简单，我一直对哲学的东西挺喜欢的，那时听到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我是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看待的，我想，这是否可以改变我对时空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做过很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至今对这种研究不悔，我觉得当下中国研究这个问题有点奢侈，不合时宜，再过些年我还会研究。
■你的写作转移到现实题材上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应该说转移到文学上来，转移到文学上来还有一种选择。像“文革”题材，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题材，“文革”题材我写了一些，现实题材我写了《龙年档案》，还会再写一些，下一段我的写作，第一是文学，第二主要是写现实题材。我对现实的东西，近代、当代历史的东西，比对古代历史的东西，从文学讲更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想搞一个跨很多学科，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后来写了一部书叫《人类时间》，这部书也不是为市场写的，你都不知道吧，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写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大家都不注意。那本书上下册，我送了陈晓明。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评教授了。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不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这个叙述热情就是写作的奥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还在认识我自己。到底自己的叙述热情在什么地方？是你独特的，对一个题材的叙述热情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确实你有一种要表达的渴望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的体验和感受，你想把这东西传达给别人，这是你有兴趣的地方；第二，是别人还没有叙述过，还不太会叙述过的东西，你都讲过了，再让我重复，我没有讲话的热情了。我要寻找的是，对我还有新鲜感的，别人听着也很新鲜。解玺璋，咱们之间还有相处的过程，我一贯做这些事，我也百折不挠，我不怕挫折，比如我走红一点，解玺璋你看着，我绝不会忘乎所以，不会停止一天写作的，绝不会到处去讲学，我还是会写作。我每年写作三百多天，2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绝对不会去应酬，我一定要保持写作者非常独立的状态，我绝对不应酬政治，绝对不应酬文坛，我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参加任何流派，绝对不参加任何群体，因为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然也有很大的损失，人际关系会显得非常单纯，这些年来，我是文坛最孤立的一个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来往，当我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示过问候，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我为这点感到很自豪，我不怕事。
■是不是和你求新求变的个性也有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5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夏天》是一种方式，《黑山堡》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你不变的宗旨是指什么？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关注。
■这是不是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基本上没有和别人说闲话的兴趣。
■一脑门子官司似的？
□那倒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爱安静的人，很简单，散步、看书、写作。
■你写作靠什么维持精神呢？
□什么也不靠，烟不抽，酒也不喝，茶也不喝，每天写10个小时。搞写作不要光研究写作，研究如何把小说写好，这是特大的误区，一定要研究你是怎样在写，你的写作状态，就像看许多球赛，大部分输赢还不是技术原因，是状态不好。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当好自己的教练，要把自己调试好，人的状态如果不好根本写不出好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