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怀着玲琍时，在乡下吃红薯、土豆；坐月子时，母亲加班卖命地干，用加班钱买鸡和鸡蛋补大姐的身体。大姐的奶水非常好，玲琍长得比我们家的孩子小时都个儿大，脸色红润，父亲抱着她坐在堂屋和天井的过道上，她一个劲地笑。
大姐回农村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带着玲琍。父亲用牛奶和米粉把她养得壮壮实实。
母亲为玲琍一周岁生日在大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她在菜板上切红萝卜丝。小舅舅、舅妈从市中心来了，提了一包红糖。二姐也回来了。也就是这天，我见到了大表哥——玲琍的父亲。他的弟弟也来了，也穿着军装，两人很相像，一米七八个高，仪表也算得上周周正正。母亲说大表哥是个连长，二表哥是个排长。我觉得大表哥有霉运。因为人们说我的脖子有个吊死鬼痣，让家里人倒霉。大表哥脖子上也有一颗吊死鬼痣。
我想告诉他。
平日，我是那样怕生人，可这天，我硬着头皮说：“大表哥。”
大表哥没听见。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玲琍，抱得紧紧的，双手交叉的动作十分笨拙。他亲了亲玲琍的小苹果脸蛋，眼睛没有离开他的女儿。
我不高兴了，算了，你倒霉运关我什么事。于是我看他的弟弟，还好，他脖子没有吊死鬼痣。我朝他的脸和头上看，不由得轻轻叫一声：“二表哥。”
二表哥听见了，脸转过来看我，看得我脸有点发红，可我还是继续说下去：“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红五角星军帽给我看看？”我结结巴巴说完，头低了下去，恨不得打个地洞，钻到地底去。
二表哥摘下军帽，递给我。我接在手里，发现没戴军帽的二表哥显得格外可亲，跟我的母亲长得像，当然他本是母亲的大哥的儿子，与她相貌相似，一点不怪，但他像我的母亲，是因为同样有那种隐含在内心的担忧。
我打量手里的帽子，亮闪闪的红五星。没有孩子不对军人的衣着向往和迷恋的，我刚准备把军帽戴在头上，就被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抢过去戴在头上。他是同院邻居王叔叔家的小儿子，长得比我高，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呐喊着“一二三，齐步走”，仿佛真当上了军人一样。我想把军帽拿回来，可是一靠近，他就转一个方向跑开，弄得我满头大汗。
二表哥叫住了那少年，从他头上摘下帽子来递向我。
母亲端着一摞碗走了过来，对二表哥说：“别给她。”
母亲叫我去倒垃圾。我不太高兴。“快去，懒骨头！”母亲并不因为有客人在，就对我有耐心。
跟在母亲后面，走进大厨房，簸箕里装了灶坑里的煤渣、擦小孩粪便的纸和菜头、菜根，堆得满满的。我弯下身子搬簸箕，“太重了，妈妈。”
母亲蹲在地上洗菜没理我。
后院孩子被打的哭声传到大厨房，煤烟味和辣椒味熏人，喧闹声夹着少油水的铁锅和锅铲相撞的声音。
我把簸箕挪到灶门口，往灶里倒掉些烂菜头。母亲看见了，停下洗菜，用火钩将我倒在灶坑里的烂菜头又装入簸箕。“用劲搬，搬完才吃饭。”
母亲端起烧好的一碗萝卜骨头汤，朝堂屋走去。
我用力地端起簸箕走了几步，在堆满木盆木桶本来就窄小的过道上艰难地走着。“好生点，莫弄脏了我的盆子！”王家媳妇在那里吼叫。我干脆把簸箕抱在胸前，用吃奶的力气往院门走。
好不容易到了院外。我每下一坡石阶停一下，终于到了江边垃圾山。
那个中午我没有回家吃饭，心里对母亲充满怒火。母亲她根本不爱我。我脱了凉鞋走到柔软沙滩上，江水涌过来舔在脚趾上。江北岸，斜看过去，可看到那座白塔，顶着灰朦朦的天空；南岸这边有两座塔，怎么看，怎么望，只能见一座。
老李头说，那三座塔是很早以前大禹治洪水时，分别用来镇住龙头、龙身、龙尾的。坏龙被镇住了，长江也就不发洪水，老百姓才有太平安定的生活。
老李头还说，人不能同时见三座塔，只可能见两座或一座，见了三座就要出大事，龙就摆脱了三塔，必出来捣乱。
我真想望见三塔，这样，当龙得到自由时，洪水出现，要卷走我时，母亲一定不像今天这样对我，她会对我好，会救我的。
这么一想，我心情就变好了，穿上鞋子，往山上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