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
实际上，摆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么两条路，要么去南洋，一走了之；要么先在船工家里躲起来。高伯说，就往北开吧，让我在你家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讲。船工却说，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处找你，就是躲在我家里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赶紧说，不，我不去南洋，我为什么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么死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呆的？再说，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们要怎么办？船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时就要屈，该放弃的就要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下来，对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见得有好处，只能拖累他们，让他们跟着你遭殃，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送你去厦门吧！
高伯想想也是，觉得船工讲得很有道理，知道这一步非迈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离乡去南洋了。心里越想越伤心，不禁红了眼眶。从内心来说，他确实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离开大清国，他知道，他这一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恐怕只有天才能够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谢那个船工。他们的船还没离开岸边，官兵却已经闻讯追赶来了，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根长长的竹竿朝岸边使劲一点，船就带着高伯扬帆而去，一路顺风将他送到了厦门。然后，船工把乡亲们送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铺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圣？生活却对他那样的开恩，或者说，对他格外的恩赐，让他每每在走投无路时却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么？
这些年来，高伯并不是像高兰香讲得那样，真的已经把妻儿老小给忘了。来南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仰望着有星星或没有星星的夜空，想着大清国，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亲人，和帮助过他的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大清国的逃犯，他又能怎样？本来，他也想过给家乡的妻儿寄一封家信，报报平安。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他想那种信件除了会给妻儿增添麻烦和危险外，对她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也就作罢了。但从内心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那里才是他的祖国，他的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这是他对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最真实的心情。他几乎天天都在为一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实现的愿望准备着，努力着，那种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国的土地上！
女儿和女婿的到来，无疑给高伯带来了无比的欣慰。但当得知女婿是因触犯了朝廷才被迫来到南洋时，高伯马上对这个才见面的女婿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和不满。尽管女婿一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高伯仍然不为所动。到了这时，黄泽如才发现岳父其实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简单，他当初带领百姓拒交税粮，那完全是为了生计，为了救命，也就是说，那是万不得已的，是一种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应。而且，事后他已经在为他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引为终生的遗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税纳粮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可以抗交呢？那时他到底从哪来的胆量呢？如果说能够有第二次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他对女婿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说也已经晚了，但我只要求你们一点，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远，到了哪个国家，有一天你终归是要回去的。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黄泽如见到高伯后，高伯一口气向他和自己的女儿掏出来的心里话。
千万别以为高伯在说教，和黄泽如的父亲黄敬芳一样，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里确实就是那样想的。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潜藏有一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结。那是一种相当原始和固执的情结，只要有了那种情结，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里，那种忠于朝廷的心情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伯在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在为自己当初的起事和后来的离开大清国耿耿于怀，那当然是后话了。
两个家庭终于团圆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三个多月来，两家人经历了一样的灾难，千难万险，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都发现，生活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都已经伤痕累累，于是都不愿意再提过去的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陈可镜，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让李清华伤心难过。
生活总得重新开始，该忘的就得忘掉，一个人是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包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该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来他打算替他们小夫妻租一间屋子，让他们在新加坡先站住脚，再慢慢看要怎么发展。但陈可镜却坚持要到沙捞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陈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捞越的古晋开饭店。他说他必须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经老了，要不是因为二叔，他也不会到南洋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给了他们夫妻一些盘缠送他们上路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沙捞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原本属于文莱苏丹管辖，文莱苏丹派有总督及亲王驻在沙捞越的古晋，处理政事。沙捞越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献给你”。十九世纪初叶，一艘英国商船途经沙捞越境内时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捞越人救起，并受到了优待。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及商会因此请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为代表，带着礼物文书赴沙捞越，向驻沙捞越的文莱亲王及总督表示谢意。詹姆斯原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后辞职进行他的探险活动，到过槟城、新加坡、马尼拉、中国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达沙捞越后，向亲王与总督转达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与商会的谢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殷勤的接待，他还与亲王结为挚友。在此后的两年中，布鲁克帮助亲王镇压了沙捞越人民的武装反抗。因为亲王曾在事前多次许诺，只要布鲁克帮助他平定暴乱，便将沙捞越授给他，并封为该国“拉者”（国王之意）。所以，根据这个诺言，詹姆斯·布鲁克于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为沙捞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文莱苏丹的正式册封。一八四六年，沙捞越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国家正式成立，沙捞越便纳入了马来西亚。
中国与沙捞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历史，那里大多数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州只有轮船可通，辞别时，李清华抱着高兰香痛哭了一场。都说南洋好，到底好在哪里？家乡却有那么多人打破头都想着漂洋过海要来南洋，这不，才来南洋多久呢，就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以后的路还怎么走？两人互相道了珍重。那情形，有点像生离死别，仿佛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弄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凄凄惶惶的，直想掉眼泪。这边告别过后，李清华又去向阿春一家作别，难免又忍不住一阵哭天抹泪，悲怆的哭声让人听了都心寒。哭过后，还得上路，还得谋生去。大家都在心里替他们着急，心里想着，他们前面要走的路到底凶险不凶险呢？只有天知道！
陈可镜和他的妻子带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南洋，仿佛南洋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福地和天堂。而把他们领到这个天堂门口的人，无疑就是他们至亲至爱的二叔陈忠祖。当他们赶到沙捞越时，二叔却连跟他们见上一面都来不及就撒手人寰了。宛如晴天霹雳，夫妻俩登时目瞪口呆。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夫妻俩完全是让二叔给骗到南洋来的。这话该怎样讲呢？到了沙捞越后，他们夫妇才知道，二叔陈忠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陈可镜他们在接到二叔的那封信时，二叔就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快要死了。二叔一生是个鳏夫，没儿没女的，二叔让他们来，不过是想让他们为他送终，为了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遗骨带回大清国，如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但是，不想陈可镜他们的轮船在来南洋的途中遇上了海盗，把时间给耽搁了，二叔到底还是没能等到他们来到身边的那一刻就一命归西。二叔走时孑然一身，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就连他平时住的房子都是别人借给他的。所谓让他们来南洋继承他的事业和家产，实际上是二叔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当他们知道了二叔让他们来南洋的真实目的后，大为震惊，觉得二叔的做法也实在太自私了。二叔不该这样骗他们的。
二叔陈忠祖所在的地方是沙捞越的首府，叫古晋，古晋（Kuching）在马来语中是“猫”的意思。据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来婆罗洲岛的南方小城，登岸时居民怯生生站在一边看热闹，布鲁克手指着地上，以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询问一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一问三不知，这时，刚好一只猫在主人身边磨蹭，布鲁克再次以手指地时，当地人恍然有所悟，以马来语兴奋答说，古晋（猫）！英国人据此便把这里称为猫城。而实际上，这里每家每户都爱养猫，虽说猫作为宠物在东西方皆然，但爱猫的普及率之高当数古晋。猫城也即是猫的天堂，其自由与独立的性格不受限制，想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没有人去打扰或驱赶它。
告诉陈可镜这些消息的是二叔在古晋的一个朋友，他是马来当地的伊班族人，叫阿茫。陈可镜注意到，当阿茫跟他说话时，一只漂亮的白猫就伏在他的脚尖前。阿茫是一个很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的马来人。马来语是马来的国语，通常当地人都讲英语，也讲当地的一些土语。但阿茫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那一切都是跟二叔学的。阿茫告诉陈可镜，尽管他可以天天跟二叔学汉语，二叔却是一句马来土语或英语也不愿意学不愿意讲。有好几次，阿茫也问二叔为什么，二叔说，学不会，年纪大了头脑笨啦！阿茫便笑起来说，你二叔很狡猾，他是怕自己慢慢地被马来人给同化了，有一天自己也变成马来人了！
那倒是一句实话。当事情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这样描写在马来亚的华人：除了当地的水、空气和阳光外，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那就是母语，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不管男女老少，华人们一律说一口漂亮的汉语，不但讲汉语，而且为了不断延续，还教汉语，在非汉语作主要流通语或官方语的语境中，华人们能不受环境所扰，坚持说自己的母语，确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由于语言交流没有什么障碍，阿茫说了许多关于二叔陈忠祖的事情。他还告诉陈可镜他们，二叔没想到自己会那样快就死掉，至少，他认为他应该会跟自己的侄子见上一面的，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他的侄子偏偏在路途上出现了意外。在临断气的那一刻，二叔交代阿茫说，将来，一定要让他的侄子，也就是陈可镜，千万别把他一个人扔在异国他乡。一定要把他的遗骨带回去，然后葬在他父母的墓旁。他说他生不能够为父母尽孝，死了一定守着两位老人。
在阿茫的引领下，陈可镜和李清华带了一些瓜果和水酒来到二叔的坟上祭拜。坟是土坟，才不过几个月时间，坟上的草都还没长出来，坟上的土已经被太阳晒裂了，现出一条条的缝儿，大的地方手指头都可以插进去。站在坟前，陈可镜依稀记起那年二叔要来南洋时的情景。一天，剃头匠二叔兴冲冲跑到家里跟父亲说，他要跟一个姓张的打金朋友到南洋去找金矿去，很多人到南洋去都发了洋财了。陈可镜的爷爷奶奶死得早，二叔七拖八拖到了大三十了也没娶上媳妇，那时，二叔已经有四十了，仍然还是一个人，父亲便说，就别去了吧，金矿真的那么好找？你就别做那个梦了。都老了，现实一点，赶紧在家找个女人过日子吧，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二叔说，人家姑娘不要咱，还不是因为嫌咱是个剃头匠，还不是嫌咱家里穷吗？咱到南洋去打拼几年回来，那时咱有钱了还怕没有媳妇？
二叔还是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跟那个姓张的去了南洋。陈可镜非常清楚地记得二叔在走出他家里的那一刻，二叔冲着他这个侄子扮了一个怪脸，他说，等我去南洋发财了，第一个就把你弄到那边好好玩去。父亲还了二叔一句说，我们谁也不敢指望跟你去享福，你只要自己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二叔说，那是一定的。
二叔陈忠祖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甚至连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没有。他的大哥，也就是陈可镜的父亲就常常念叨着，担心他出了什么事，直到要咽气的那一刻，还在挂念着二叔。他对陈可镜说，你二叔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一定是在那边没混出啥名堂来，所以连个音信都不敢捎给我们。其实当初我根本就不该让他去南洋的，他怎么可能找到金矿呢？他是让人家骗去南洋的，他太幼稚了。
没想父亲死去没几个月，二叔就来消息了。有一天，有人上门带来二叔陈忠祖的一封信，说是刚刚从南洋回来的，他告诉他们说二叔在南洋开了一家餐馆，发展得很好，生意忙得一个人怎么也做不过来，让陈可镜到南洋去继承他的事业。这话陈可镜在看了二叔的信后得到了证实。而且，让陈可镜意想不到的是，二叔竟然在信里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在南洋找到金矿，接下去就看要怎么开采了。二叔在信里还特意说，当他和那个姓张的同乡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找到金矿的那一刻，人都傻了，他们想不到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陈可镜捧着信读着，激动得泪水盈眶，心想父亲可惜走早了一步，要是他知道二叔这样好的消息，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于是，陈可镜把全部的家产都变卖掉，然后携家带口直奔南洋来了。他们原本是抱着满心的希望来的，没想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太阳已经西去，暮色苍茫中，陈可镜夫妇俩站在二叔的坟前，昔日二叔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好像才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细想一下，对二叔陈忠祖，陈可镜一点也恨不起来了。他突然觉得二叔也是不容易的，他一个人身处南洋，实在是太孤单了，他不可能不想自己的亲人，不可能不想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谁都害怕客死他乡，成为孤魂野鬼，谁都想落叶归根，二叔也一样的，他怕自己老了死了到过年过节连个上坟祭拜的人都没有。听父亲说过，二叔曾经跟父亲开玩笑说他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不打算要孩子了，让父亲把陈可镜过继给他，替他在他老了后料理后事，续续香火就行了。没想此话不幸被二叔言中了。
陈可镜就想，如果从迷信方面来说，有些话真的是不能随便乱说的，指不定什么时候说的话就兑现了。陈可镜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二叔闯荡南洋那么多年了，还依然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呢？他就这个问题请教二叔的那个伊班族的朋友。阿茫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陈可镜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认识好多中国人。你们中国人都说南洋好，实际上南洋并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好，更不是什么天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只能说你运气好不好。运气好的人还可能赚一些钱，运气不好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没赚到钱你还不能回去，人这一辈子，很多人好像什么都可以不怕，但就是怕人家笑话，怕人家看不起，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正是有了那种想法，结果害了你们很多的中国人，那种心情其实跟我们马来人也是一样的。
刚来南洋几个月的陈可镜虽然不可能对南洋有那么深刻的体会，但他已经感觉到了南洋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心和灾难。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他们已经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家里的老宅都让他们给卖了，他们不可能就这样空着两手再回到老家去了。他们只能像当年他们的二叔陈忠祖一样，一切从头开始，要么在南洋生，要么在南洋死，除此之外，他们已经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了。
陈可镜忽然想起二叔在信里提到的巫鲁山金矿的事，虽然从理智上说他也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那件事始终保持着一种说不出的浓厚的兴趣，心里想如果没有金矿，二叔为什么要编造谎言，编造一个巫鲁山呢？除非在现实中确实不存在什么巫鲁山。于是他问阿茫附近有没有一座叫“巫鲁”的山。
阿茫不明白陈可镜为什么要突然问起巫鲁山，他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有巫鲁山呀，你突然问起它要做什么？
陈可镜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又问，巫鲁山离这远吗？
阿茫说，说远也远，说近也近。说近呢，它其实就在眼前，你现在抬头就可以看得到，那座高高的就是；说远呢，它的整个山脉你想走遍它，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们二叔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往那跑，也想不出他究竟去哪里干什么，问了几次他都没跟我说。好像是他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似的。
陈可镜听了浑身一震：依你说巫鲁山真的有金矿吗？
阿茫说，这种事就说不准了，在南洋，每一座山上都有各种矿藏，谁又敢说巫鲁山就没有金矿了？又笑笑说，怎么，你也想去找金矿？
他这一说，倒弄得陈可镜有些尴尬，忙说，怎么会呢，金矿要是那样好找，大家就都别干活，专门上山找金矿算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仍然惦念着金矿的事，心想无风不起浪，要是巫鲁山真的没有金矿，二叔何至于那样执着跟那个姓张的跑到南洋来，又何至于那样认真跟他讲起金矿的事呢？在他想来，金矿应该会有的，只是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有找到它而已。他觉得，二叔好多事情都在骗他，唯独这件事没有。关键是眼下要赶紧找到那个跟二叔一起来南洋的姓张的朋友，只要姓张的朋友找到了，什么事情就都清楚了。陈可镜于是问阿茫是不是认识他二叔有一个姓张的朋友，阿茫马上说，你说的是那个打金的老张呀？当然认识了，你二叔当初就是跟他一起来南洋的。来了呢，天天就跟你的二叔一起往巫鲁山上跑，我想他们就是上山找金矿的，但找了几年，也没看见他们找到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老张了。听你二叔说他人还在沙捞越，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开了一家打金店替人家打首饰。
陈可镜说，你能确定他人还在沙捞越吗？
阿茫说，你二叔是这么跟我说的。
陈可镜心里就想，如果二叔对他来说是一个谜的话，那么，这个姓张的打金匠就是打开那个谜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为了解开二叔留给他的许多谜团，他就必须找到那个姓张的。陈可镜对未来的生活顿时又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忧郁的是李清华。这些日子，她的心情好不容易才从快要崩溃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已经变得平静了一些，现在又碰到二叔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下来。陈可镜看出来了，赶紧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的，好在两个人都还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只要我们好好干，我们还怕什么？
听自己的男人这样说，作为妻子的李清华还能说什么？公正一点说，作为传统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夫唱妇随是她们的本分和责任，她们不求跟自己的男人享福，但求夫妻和睦，家庭平安，当自己的男人走在人生的低谷或者说落难时，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坚强，与自己的男人患难与共的决心更加坚决。一代一代，她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她们的头脑构造就是跟男人不一样，她们明明知道那样很吃亏，但是她们却心甘情愿，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女人，否则她们就不叫女人了。
马来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当时马来亚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华人的不断南迁，马来人和当地原住民与华人的比例开始迅速发生着变化，华人社会人口仅次于当地原住民伊班族。伊班族是马来亚原住民中最大的一个民族，伊班族的居住形式有点特别。在伊班族居住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整排整排长条形的屋子，伊班族人喜欢居住在长条形的屋子里，据说最初他们只是为了抵御外敌和捍卫水源，到后来便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一个屋檐下，最多的可建立起超过百户的居住人家，而仍然保持邻里之间的团结祥和，由此可见，伊班人是一个包容性强、温和，且具互助友爱精神的民族。
阿茫非常热心，把当初借给二叔的那间屋子又借给了陈可镜小夫妻俩，让他们安顿下来。这使得小夫妻俩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少暂时有了栖身的地方。
至于接下去这第一步到底要怎么迈出去，就看他们自己了。陈可镜犯了难，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心想自己除了有一身力气外，还能干什么？思量再三，觉得自己也只有去车行租一辆车拉三轮了。李清华在家时不过做一些农活和家务之类，也没有什么正经手艺，这时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现学现卖，就干刚从阿春那学来的染布手艺。李清华也算是个烈性女子，这天晚上，夫妻两人到了床上后，她一把抱住了自己的男人叫起来说，陈可镜！山子死了，我替你再生一个山子两个山子生一打的山子我也心甘情愿，但是你得要有男人的血性，你不可再学你二叔了，既然来了就要像样儿干出一番事业来，否则你对不住死去的山子，我也饶不了你！陈可镜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刺激，用两手捧着女人的脸望着，望着，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一个腾身，把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然后像一只猛兽一样扑向女人，好像要一口把女人给吞了。李清华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的人，男人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一切。也就是说，男人已经答应了她。她得到激励，热烈响应，边响应边说，你好好干，我好好为你生孩子，养孩子，到了那一天，我们风风光光回到大清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