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城市都有一些带斜面屋顶的楼房或者平房，站在城市的高处看这些屋顶，我常常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我才发现因为这些屋顶像滑梯，好比一架架无限放大了的滑梯矗立在城市的空中，随时提醒我的注意，让我无法真正忘记1958年那个午睡醒来的下午。有一种洗涤剂名叫“白猫”的，瓶上印着两行小字“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每次我洗碗、洗菜时都下意识地把这两行小字在心中默念一遍，每次我都把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念成柠檬清香怡人，“死”后不留异味。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洗后念成死后呢？是我要死，还是我盼望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死后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异味儿？若有，那异味儿便是我了，异味儿能唤起人的警觉和追忆。我还对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某些广播语言分外敏感，有时我身在车上，当车通过一些十字路口时售票员便会用扩音器向路人呼喊：“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声音枯燥而又尖利，在我听来那就是一种让乘客防范我的暗示，和我在一起的人是须格外注意安全的，不是么？我竭力掩饰着我的不安，偷眼观察我前后左右的乘客，我和谁也不认识，也并没有人做出防范我的架势。我为什么要怕？证据在哪儿？我母亲已经说过了：没有证据。与我同班的那些孩子都已成人，大约很多都已不在这个城市，我为什么要怕？我母亲劝我结婚，我想，我真是该结婚了。
前边我说过，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这几年发了点财。但我认识他时他还没做生意，那会儿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可能正准备干点什么。我呢，没考上大学，在一个区办罐头厂当临时工。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的身高大约是1.60米，我的身高是1.72米。他比我大两三岁，属于老三届吧。不知为什么，当我们初次见面时，我首先对我丈夫的身高十分满意。我本能地害怕比我高大的人，从前经人介绍我也认识过一两个篮球运动员，他们总使我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力量和身高似乎随时可以置我于死地。这想法与一般女孩子的择偶标准完全相反，可我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我心中终有我的鬼祟。我满意我丈夫的身高和他仰脸看我的样子；我想我丈夫也满意我的身高，以他的身高能娶到我这种身高的人他无疑应该是一个胜利者。不过，促使我和他结婚的，除了身高还另有缘由，那便是他向我袒露了他的秘密。我们认识之后，他为了取悦于我，常送给我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奇特的东西，比如有一天他一下子送给我两块男式欧米茄金表。我问他为什么要送给我两块表，他说一块是给你母亲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买女表，他神秘地笑笑说，这表根本不是他买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当红卫兵时抄家抄来的，像这类手表他还藏着五六块呢。过了些天他又把一枚白金钻戒——就是现在我手上这只（韩桂心举起她那只戴着钻戒的手给笔者看）——戴在我手上，我知道这也是抄家抄的。我丈夫对我说，当初他不认识白金和钻石，他只认金子，还差点把这玩艺儿扔了呢。他说后来他请人给它估过价，现在这钻戒少说也值12万人民币。就在那一天，我的手指套上了抄家抄来的钻戒那一天，我答应了和我丈夫结婚。他一高兴，领我到他家参观了他的百宝匣：一只貌不惊人的小箱子，像医生出诊的药箱那么大吧，白茬柳木的。他打开箱子，里边装着很多珠宝首饰，在箱底上，还码着一层形状不一的金条。我被惊呆了，心中所有的欲望都被唤起，我想起了1958年陈非死之前所有的日子。若在那时我就有这么一箱子珍宝，区区一个陈非又怎么能引起我的嫉妒呢，他便也不会死在我手中。啊，“柠檬清香恰人，死后（洗后）不留异味”。
我丈夫对我说从今以后这箱子就是咱俩的。他还说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包括他的亲妈。他告诉我这是他父亲立下的规矩：有些事是终生不能让家里老娘儿们知道的；有些东西是终生不能传给家里老娘儿们的。“但是我愿意把什么都告诉你，”他补充说，“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你是一个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人。”他仰脸看着我，像一个孩子在看一个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点感动，我多想把我5岁的秘密告诉他，把这重负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没有。我丈夫告诉我，箱底的金条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来的，有几块金条和一包金牙是他父亲临终前秘密传给他的。但是据我所知我那未曾谋面的公公是一个老红军呀，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这省里的厅级官员。一个老红军，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怎么会有金条和一包金牙呢，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丈夫对我说，他父亲参加红军（大概是红四方面军）之前当过绿林豪杰，经过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杂货店。后来杂货店倒闭他走投无路才投了红军。我丈夫猜测金条金牙可能是他父亲经商时弄到手的。至于这个绿林豪杰出身的老红军怎样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条和金牙。我这位公公至死也没告诉他的儿子。金牙使我恶心，后来我丈夫听从我的建议，在一次去温州的时候，找了个南方首饰匠用那包金牙打了个金锁。我丈夫用这金锁贿赂了一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官员，从此我丈夫的事业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贿赂开始的，而他的贿赂又是那么不同凡响，他在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钻戒或翡翠镯子赠人。忘了告诉你，我后来清点我们的“百宝箱”时，发现除了我手上的钻戒，里边还有两枚白金钻戒，钻石均小于我这枚，十几年前的抄家物资为我丈夫的生意开路，他十分懂得怎样从银行贷出国家的钱来干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惊人的价钱买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种各样的房子又想方设法把它们出手。他不断遇到麻烦，但奋斗10年他已在这座城市织成了一张坚实的网。得意之时他跟我笑谈他的经历，他说：现在讲什么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妈10年前就是三陪。我望着我丈夫那张夸夸其谈的小瘦脸，忽然想起我读过的一本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趁的不过就是一点儿小聪明和一个大钱包。”我丈夫还不断跟我说起那包金牙，他说，他真正沾着光的还是他父亲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业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说就为这，他也得活出个人样儿来叫九泉之下的他父亲自豪。他一边感叹他父亲死得太早没赶上被他孝敬，每当我们因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的时候，每当我们因为无聊而游荡新加坡、香港、泰国等等地方的时候，我丈夫便作这样的感叹。他一边又庆幸他父亲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说他父亲要是不死，“文革”开始他当过绿林那点儿老账一定会抖出来，红卫兵不把他弄个半死也得抄我们的家。那么金条呢？金牙呢？一切便不复存在了。我丈夫说，“他死得好啊，正好轮到我去抄别人的家了……”他肆无忌惮地评价着他那死去的父亲，也从不为“百宝箱”里他昧来的那些东西而感到内疚。有一回我对他说，说穿了我们不过是发了横财的窃贼罢了，只有窃贼才会发横财。我丈夫说谁又能保证别人不是窃贼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没被发现的都不能叫错误——话又说回来，真正被发现的错误又有几桩呢？我丈夫的话立刻使我闭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会有所指，虽然我明知他根本无从了解我在5岁时的那件往事。若说窃贼，难道我不也是么？我在5岁时就敢窃取一个男生的命，以安抚自己的虚荣。后来，我丈夫为了强调他这一观点的精辟，还领我到他母亲家的一间地下室转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几十年的一幢独院，有四间西式平房并设有一间20平米的地下室。我随我丈夫走进地下室，见地上竟堆着一大片捆绑整齐的草绿色军便服，“六○式”斜纹卡其布的。我丈夫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那几年，他和几个同学初中毕业闲着没事到处闲逛，有一天晚上他们逛到一家被服厂，砸开窗户跳进一个大房间，打开手电照照，才知道他们是跳进了一间军服仓库，不知为什么这仓库竟没人看守。我丈夫他们心血来潮便开始偷军装，几个人往返十几趟，折腾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进进居然没被发现。我丈夫说现在他就盼着哪家电影厂拍“文革”当中军队的大场面，他们家地下室里这点儿老式军装足够装备两个营的吧。我对他说你真敢把军装交给电影厂？我丈夫说当然不敢了，没告诉你发现了就是错误了么。他说其实偷军装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拿它干什么，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谁知道现在成了负担：又不能当礼品赠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烧了又怕目标太大。这些老军装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义似乎就是能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这一摞摞永不见天日的军装就是证明。
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5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美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感，炫耀，多种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滑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进步，他不仅要在水上公园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蜗牛形的、波浪形的，他还知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性能，这就是进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我对韩桂心说，你听清你这段话的主题了吧，删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题这主题只有一个：说出往事以换取你的怀孕。韩桂心冲我怔了一怔，接着她说：“你在研究我。”我说是啊，你不是正希望这样么？韩桂心说她不反对我研究她，但是我总结的主题未免太尖刻太冷酷，无论如何这里还有忏悔的成分。是忏悔就需要勇气，时间是次要的，无论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于忏悔本身就是勇气。我对韩桂心说你指望我赞颂你的勇气么你错了。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你婚后顺利怀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没有对你失掉兴趣，你还会有这种忏悔的欲望么？无论如何你的全部录音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40年前陈非的死抚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后陈非的父亲却得承担你的不怀孕。韩桂心马上以一种跋扈的，一种暴发户惯有的比较粗蛮的口气对我说，你尽可以随便研究我质问我，我不在乎。我还可以替你补充：除了怀孕，我还要引人注目，特别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从小、从上幼儿园就有的那种愿望。弄死一个人和承认弄死这个人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么，你难道不愿告之你那些报界的朋友，叫他们在各自的版面抢发一条这样的新闻么，我连题目都替他们想好了——当然，在你面前这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叫：
“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
韩桂心虚拟的小报新闻标题趣味不高，但正合那么一种档次，使我一下子游离了事件本身，想着这女人若是朝这类新闻记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说不定是有发展的呢。标题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滑梯坠死”、“墓园深处”这类的词很有可能对市民读者产生招引的吊胃口的效果。
啊，这真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时代，连忏悔都可以随时变成噱头。
韩桂心见我不置可否，就说我肯定是在心里嘲笑她。我说没有，我说我可以答应她，介绍本市那张名叫《暮鼓》的晚报记者采访她。我说着，心里已经想要躲开韩桂心这个人和她的事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自己挺无聊。韩桂心说：“那么我们约好，明天下午3点钟还在这里怎么样？明天中午陈先生和我丈夫有一个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请了我出席。我会在这个工作午餐上向陈先生宣布陈非之死的真相，然后我赶到陵园会见《暮鼓》的记者。”我说这又何必呢，邀请记者一起吃饭不就得了。他可以旁听，你也可以少跑路。韩桂心马上反对说：“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记者怎么可以旁听。”我说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后约记者去找你。韩桂心说她就选定了烈士陵园。她说：“你忘了我拟定的那个标题了么：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叙述这件事我追求一种氛围，墓园深处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围。你不是也喜欢这儿的氛围么，你不喜欢你为什么总到这儿来？”我对韩桂心说我的确喜欢这儿，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有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新芽了你没看见么，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对，婴儿的小奶头……韩桂心打断我说：“我更喜欢坐在墓园里的你——我要请你和记者一块儿来，你做见证人。你一出场，这事的新闻价值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诉韩桂心我已经没有再同她见面的必要，韩桂心说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还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天黑得更厉害了，我和韩桂心已经看不清彼此的脸。黑天和我眼前她那张不清不楚的脸使她刚才那番话更有了几分威胁的含意。我试着怜悯她，试着在心里承认这一切并不纯粹是无聊。我还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位陷进棉被不能自拔的张美方女士……分手时我答应韩桂心，明天下午3点钟和《暮鼓》的记者一起在烈士陵园和她会面。
第二天下午3点钟，我如约来到烈士陵园，但是没有约什么记者。昨晚回家之后，我又把计划稍作了修改。也许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让别人借我的名义把他们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不想为此付出什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付出什么。或者缘由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韩桂心的“告诉他”后面大约还有麻烦。她怎么能预测和把握陈先生和她丈夫闻听此事后的反应呢？她又怎么能保证事情会有板有眼地沿着她设计的轨道发展下去呢：怀上她丈夫的孩子并成为新闻人物。
远远地，韩桂心向我走过来。今天她穿了一身纯黑丝麻西服套装，裙子很短，鞋跟很高，这使她的行走显得有点摇摇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种T形台上的风范，她有点像赶路，又有点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蓝镜片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让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却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夺目的口红已经很不均匀地溢出唇线，显然是饭后没有及时补妆，这使她看上去好似刚刚呕吐过带血的物质。她奔到我跟前，连坐都来不及就问我记者呢，记者来不来？我不置可否地说来又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韩桂心说记者最好别来了，事情有些麻烦。我对韩桂心说记者不会来的，因为我根本没约记者。韩桂心这时已经坐下，她点上一支“骆驼”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桂心加重语气说：“本来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预感应验了：韩桂心的“告诉他”并没有收到令她满意的效果。我于是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地说出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编的，”韩桂心马上说，“就像编小说一样。”“是么？”我说，我想我的口气是冷冰冰的，接着便是一阵不长不短的冷场。
韩桂心抽完一支烟，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了冷场，就像决心说出一切似的请求我把所有的录音带都还给她。她说：“你知道，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他们，陈先生和我丈夫。结果，陈先生一句话也不说。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来，他对陈先生道歉，他对他说我精神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可能还要回到医院去。他说着，用他的双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来离开餐桌。他强迫我走出房间走进他的汽车，他让他的司机开车强迫我回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已经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话因此是不可信的，终生不可相信，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让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么？为什么我就没有料到结果是这样的呢！所以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我说我可以把录音带还给你，不过我只想弄清一点：你的录音真是瞎编的，还是你丈夫说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认为你的录音是瞎编的？韩桂心沉吟了片刻（笔者感觉是权衡了片刻）说：“我想我的录音本来就是瞎编的，即使我在5岁的时候有过消灭陈非的念头，我也不可能有消灭陈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总之我不会。我可能做过梦，梦是什么？有个名人说过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用花钱的享受。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钱少，我们家钱少的时候我的梦就多。也许我享受过梦里杀人，是梦里而不是事实，所以我没杀过人。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你听见没有……啊？”
韩桂心语无伦次絮絮叨叨，但后来我渐渐不再听见她的絮叨，我只想着那个倒霉的陈先生，想着一个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来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摧毁了他已平复了半生的一个结论，然后这女人又能如此随便地否定她这残酷的摧毁。我还想尽快离开这个韩桂心，我站起来朝着墓园深处走，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刘爱珍烈士的墓前。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梧桐叶，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驳驳洒向墓体。太阳和坟墓是这般真实，墓中的刘爱珍烈士是这般生机盎然。她赤裸着自己从墓中升起，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双眼皮，也看见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双乳的胸膛依然蓬勃响亮。那胸膛淌着血，一股热乎乎的甜腥气，有形有状，盖过了这陵园，这人间的一切气味，让人惊惧。我相信墓中这个女人她不会有太多的梦，她就是为了一个简洁单纯的理想而死，就为这，她使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复杂多变的人们永远羞惭。
韩桂心追上我重复着刚才的话，要我把录音带还给她。我一边返身往回走，一边想起我其实早已把那些录音带带了来，就像我早有准备她会突然向我讨要。但我忘在椅子上了，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录音带连同装它们的一只小帆布包。我对韩桂心说，我当然乐意还给你，不过我的包丢在椅子上了，你如果愿意可以自己回去拿。韩桂心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支开我然后自己脱身？实话跟你说你就是不给我录音带，你就是掌握着那些录音带也没什么意义，说到底一切是没有证据的，说到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停住脚告诉韩桂心，请她不要把自己估计得过高，的确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想把她怎么样。我还说我对她的录音带根本没有兴趣，眼下我的注意力正在别处。韩桂心问我在哪儿，我伸手指向一个地方说：“在那儿。”
在那儿，在距刘爱珍烈士墓不远的一处灌木丛里，在低垂的一挂柏树枝下，有一个屁股，有一个赤裸裸的正在排泄粪便的屁股。灌木丛和柏树枝遮住了那屁股的主人，但谁也不能否认那没被遮住的的确是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屁股，它就暴露在距我和韩桂心三四米远的地方。这个屁股在这世上存活的历史少说也有70年了，它灰黄，陈旧，蔫皱的皮肤起着干皱的褶子，像春夏之交那些久存的老苹果。在那两瓣“蔫苹果”中间有一绺青褐色条状物体正断断续续地垂直向地面下坠并且堆积，他或者她正在拉屎，就在洁净的墓穴旁边。我想起了那个身材臃肿、与她的“客人”讨价还价的女郎，想起了那个将领带扭到脖子后头的脏头发男人，想起了我的沉默寡言我的无法冲上去。现在这个肮脏的屁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此没皮没脸如此胆大妄为。我应该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能够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像验证我自己似的向那个屁股走过去，我走了过去，我低了头，压低视线对着它说：“请你站起来！”
我眼前的屁股在听到呵斥之后似乎惊悸了一下，然后它消失了。接着灌木丛一阵窸窸窣窣，从柏树枝下钻出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蓬乱、面目混沌的男性老者。他双手提着裤腰，一条黑色抿裆裤的白色裤腰；肩上斜背着一只流行于70年代的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书包。那书包已经十分破旧，几道拉链四处开裂，用“皮开肉绽”形容它是不过分的。奇怪的是在这只皮开肉绽的书包上，在书包上的那些永远合不拢的坏拉链上却锁着一些各式小锁，那些小锁煞有介事地垂挂在这破书包上显得悲壮而又无奈。或许破书包的主要目的是想以这些锁来表现书包本身的严密性和重要性的，可它们到底还能锁住什么呢？
我断定这老者是个乡下来的流浪汉，或者遭了儿女的遗弃，或者受了什么冤屈，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闲人。总之不管他是什么，我看见他在烈士陵园拉了屎，他的拉屎勾起了我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烦躁，我简直想跟他大打出手。现在他提着裤腰站在我跟前，他还一脸无辜地问我怎么了。我对他说你不应该在这儿拉屎。他说什么叫不应该呀他在这儿拉过好几回也没见有人说不应该，他一高兴晚上还睡在这儿呢，像在自个儿家似的有什么不应该。我说陵园里有厕所你为什么不去厕所。他说厕所是收费的去一回两毛钱，他没钱——有钱他也不会把两毛钱往厕所里扔。我要他跟我走，我逼迫他跟我走，我说今天你不跟我走你终生也别想出这陵园的大门。他竟乖乖地跟着我走起来。也许他以为我是陵园的工作人员吧，大凡人在别人的地盘上犯了事，总会有几分不那么理直气壮。他在前，我在后，我把他领到陵园管理处，我向管理处的值班员介绍了押他前来的理由。值班员也很气愤，同时也惊奇，我想他惊奇的是我这样一个女性，何以能够对一个老流浪汉的拉屎如此认真。值班员立刻要罚老者的款：20元。老者说他没钱。为了证实他的没钱，他让值班员搜他的衣服，那身散发着酸霉气味的衣服。然后他又掏出一串小钥匙逐一打开他那个破书包的小锁们，打开他那原本用不着打开的一目了然的破书包让值班员看。我看着他在破书包上开锁，就好比看见一个人把我领到一幢已然倒塌的空屋架跟前，这空屋架打哪儿都能进去，可这人偏要告诉我：“门在这儿。”老者的破书包里塞着两只瘪易拉罐；一条脏污的毛巾；几张报纸；三个素馅包子，其中一个已被咬了一口；还有一只塑料壳手电筒。没钱。值班员将一把扫帚和一只铁皮簸箕交给老者，要他清扫刚才他拉过屎的那条墓道。这也是惩罚形式的一种，我想。
老者收拾起他的破书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强依附于书包的小锁们锁好，拿起扫帚簸箕出了门。值班员转向我问道：“您是谁？”
我不想告诉值班员我是谁。我离开陵园管理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假若刚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么灰黄那么陈旧那么干瘪，假若我看见的是一个健壮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来”么？也许我不敢，即使再愤怒我也不敢。如此说，我呵斥这流浪的老者“押解”这流浪的老者，也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危险的发泄而已。
我不知不觉走向我和韩桂心坐过的那只绿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着我那只装有录音带的帆布小包。我隔着帆布包摸摸，录音带还在。韩桂心呢？她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当我押送拉屎的老头的时候我把她给忘了。
那天我也没有拿走丢在椅子上的那些录音带——连同那只帆布包。这仿佛使我和韩桂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同伙：面对那些录音我们有种共同的逃离感，或者因为它太虚假，或者因为它太真实。
我久久记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刘爱珍烈士那永远年轻、永远纯净的躯体，还有我对这座墓园的不可改变的感受：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而我们，这些人间的路人，面对着所有这一切有时的确会感到一阵阵力不从心。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韩桂心这个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