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练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倍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是美丽胜过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作一国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因而所获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见者,星、云、山峰,创出地平线的轮廓,而城市里的一切走廊屋顶,彼此似属相同,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检阅一国的文学,吾人是以仅在获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国最优智慧所能见到而经由他们特殊的、个性的手段所表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