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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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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经他指点,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驾照,与邗桥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签了约。

两年后的一个下雪天的清晨,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为了避让一辆从河边松树林里突然蹿出的电动车,出租车瞬间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桥的水泥桥栏的一刹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轮。汽车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几米之后,撞开大桥中间的隔离栏杆,迎面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皇冠。

透过被震碎的前挡风,我看见对面那辆车的顶盖向上高高翘起,露出了扭曲变形的发动机构件。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惟有风从车顶上呼呼刮过。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时,我还来得及认真地比较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与现在的这个结果相比,如果我刚才听任汽车撞断桥栏,从右侧翻入河中,就此了结我这丢人现眼的一生,哪一个结果更好?

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电船,劈波斩浪,正从桥下穿过。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已决定回头,向出事地点急速跑来。

三个月后,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单位和保险公司,终于在法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见了面。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由我承担的十一万赔偿费还是有点吓人。见我脸色惨白地坐在桌边一个劲地喝水,主持调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凑了凑,妩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带着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气吹在我脸上。她说:

“我们已经发现,你的驾照是伪造的。但我们会假装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马上说:“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着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会议室之后,她那温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决定顺从她的意愿,在协议上签字。我看见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对了。皇冠的车主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威严的老头。签完字,老头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尽管他骨折的右手还吊在胸前,但他还是坚持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跟我握别。最后,老头慷慨地向我表示,给个十万就行了,那一万的零头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凑齐这十万元的赔偿款,但心里既然已经抱定了“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不妨再多活几天看看”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怎样慌张。当我得知,只要将邗桥新村的那处公寓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在偿付所有的赔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时,心里顿时一阵松快。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

我在龙潭只呆了七个月。我倒也不是嫌钱少(老板所许诺的工资,事实上只能领到一半),而是夏日将近,天气渐热,十几个人挤在简易的石棉瓦板房里,那股腥臊味实在让人受不了。经人介绍,我去了上会,帮人照看鱼场。有一个安徽人在那里包了一块湖面养鱼。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厂向湖里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觉醒来,就看见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层层叠叠的死鱼与吐着白穗子的芦苇荡连接在一起,初一看,还以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随后就离开了那里,辗转来到了新丰镇,在那里的中心小学做勤杂工。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

我最后的落脚点是青龙山的采石场。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应该还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来这里开矿炼铁。我在采石场的传达室当了一名看门人。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朱方镇,只有十八华里。

我婶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过一次朱方镇,给她老人家运去了一块大青石做墓碑。办完这件事后,我按照龙英告诉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时,她已经搬到了平昌花园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

夏桂秋为我开了门。她没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噢,我当是谁呢!”她正和另外三个人在客厅里打麻将。两个女的,一个老头,我都不认识。随后,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补了一句:“她在北屋看电视。”

我进了春琴的屋,看见床头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个红色的灯芯绒布套,屋里空无一人。夏桂秋一边打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说:“兴许是她嫌我们吵了,下楼兜圈子去了。”我问她龙冬去了哪里,夏桂秋正忙着吃碰,没再搭理我。我在客厅里勉强呆了半小时,在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如坐针毡,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辞时,正赶上一副牌结束。夏桂秋歪过身子,看了看下家老头的牌,笑道:

“看你神气活现、咋咋呼呼的样子,我还当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来是个相公!以后少在我面前装蒜!”

由于她在说这番话时,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楼的时候,我把她的那句话仔细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骂槐,心里挺不是滋味。


回到采石场,我就给龙冬打了个电话。电话倒是通了,只是无人接听,第二次拨过去,随即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当天晚上,我躺在传达室的床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想着春琴的处境,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为春琴担忧,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实在好不到哪里去。过了年,我虚岁就满五十了。都说人到了五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顾我的一生,既然从来没有上过坡,也就说不上什么下坡路了。不过,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每个人都有下场的时候。不论你是犬羊之形,还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还是松柏之质,都有零落凋谢、草草收场的一天。到了这把年纪,我也该准备下场啦!正像梅芳当年说过的一样,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乡就在十八华里之外,我已经回不去了,青龙山这个地方,眼看着就将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其实也挺好。虽说是荒山野岭,人迹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开过矿,心里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亲切有味,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终老,也还算凑合吧。这样想着,天快亮时,我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记得是中午十二点钟刚过的光景,我正在传达室里看午间新闻,一个身材短小、皮肤黝黑的姑娘来到了传达室的门前。我正要上前问她找谁,那姑娘一把摘下头上的草帽,笑着对我说:“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认识我了?我是芦花呀。”

原来是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在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当清洁工。在我婶子骨灰下葬的那天,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芦花是来送信的。她说春琴不行了。她还说,永胜的腰椎病犯了,走不动路,让她来采石场报个信,“春琴不行了。你现在赶回去,没准还能见上一面。再晚,就来不及了。”

芦花还要赶回厂里去上班,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急着要走。我送她出门时,芦花一个人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只得远远地问她,春琴得的什么病?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芦花又往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朝我喊了一句:

“他们家的事,不好说。”

随后,她冲我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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