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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闻 唐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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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宽同性恋身份的首次暴露,还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龙英举着一把菜刀冲进学校喊打喊杀,成为轰动乡里的大事。村民们只听说龙英要杀唐文宽,但并不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背后,究竟藏有怎样的秘密。赵德正在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派人将唐文宽叫到了大队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出面,向唐文宽询问整个事件的始末(出于对事情结果的敏感和预判,赵德正没有通知梅芳参加)。

如果说唐文宽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为,已足以让三个人面面相觑,心惊肉跳,他接下来所供述的那桩丑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窍。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约而同地挠起了头皮。

高定国将唐文宽斥退之后,立即就要给公社党委打电话,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拦住了他:“先别急,听听老赵怎么说。”

赵德正抽光了烟盒里的烟,又向定邦讨了一支,叼在嘴上,这才道:

“这种丑事,要报上去,文宽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关天。他一个外乡人,丢了一条胳膊,投奔到我们村里来,虽说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但也没到挨枪子的地步。他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满还是个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牵扯。若是文宽被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事就包不住。日后让小满如何做人?再说,出了这事,我们大队连续五年的先进集体、连续三年的流动红旗,统统都得泡汤。两位将来的政治前途难免不受影响。这事还得好好琢磨,事缓则圆嘛。”

说到将来的政治前途,会计高定国也安静下来,陷入了沉思。最后,兄弟俩都拍着胸脯向赵德正保证:此事如何处置,全凭赵老哥一句话,“这一回,我们哥俩都听你的。”

德正道:“得把这件事整个兜住。要是以后鼓了包,漏了水,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两兄弟不相干。趁着这事还没有传扬出去,当务之急,得赶紧想法子,将龙英的那张嘴封上。你们两个马上去找龙英和牛皋,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事不宜迟。”

当天深夜,高定邦独自一人,敲开了龙英家的大门。

思路缜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赵德正还要远得多。他私下里许诺龙英说,到了年底,大队会多分给她家一百斤红薯,让她无论如何严守秘密。龙英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可高定邦还不放心。他问龙英用什么法子死守秘密。龙英说:“那还用说!既然高主任发了话,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实情。”

定邦说:“这不行。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会被你吊起来,那样反而坏事。”

龙英仰着脸,朝定邦跟前凑了凑,柔声细气地问他:“那我该咋办呀?”

“告诉他们一个假秘密。”定邦顺势将龙英的肩膀扳了过来,把嘴贴在她耳朵上,嘱咐她道:“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小满在学校里淘气,惹恼了唐文宽。那狗日的教训孩子不知轻重,一脚踢在小满的小肚子上,小鸡巴肿得像腊肠一样,几天撒不出尿来。”

龙英也把嘴巴贴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红了脸,漾漾地笑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绝没二话。时候还早,高主任再坐坐?”

高定邦因听见里屋传来老牛皋的咳嗽声,呆呆地僵了一小会儿,硬起头皮道:

“不坐了。”


第二天一早,社员们在村东的地头拔黄豆时,新珍和银娣等几个好事的妇女都围着龙英,问这问那,变着法子从她嘴里套话。龙英的确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满,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将高定邦教给她的那个故事及时抛了出来,害得新珍和银娣同时搂着她肩膀,好言好语地劝慰她。银娣说:

“踢一脚,算是硬伤,消了肿就好了。不妨碍将来生儿育女。”

新珍还介绍给她一个偏方:将樟木树枝放在锅里煎,将水倒在一只尿壶里,在壶口蒙上个毛巾,给小满熏一熏,“立马就能见效”。

正像高定邦所预料的那样,他信口胡编的这个故事,日后就成为了解释这桩奇闻的标准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唐文宽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他整日整夜睡不着觉,在梦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只有两个:其一,公安干警拎着手铐,突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其二,他在刑场上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的时候,突然想撒尿。

唐文宽有事没事总爱到大队部门前来东张西望,查看动静。只有当他看见赵德正稳稳当当地向他点头微笑时,心中的那种濒临崩溃的悸动不安才会暂时平复。他越是渴望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越加频繁地去大队部门口踅探,就这样恶性循环,难以遏止。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赵德正,也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虑中。知情不报,或窝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责任,不仅有违起码的组织原则,实际上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忧虑还有:既然唐文宽有龙阳之癖,你很难保证,这事过去之后,他就不会去动别的孩子的脑筋。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将他从教师的岗位上撸下来——除了唐文宽,他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什么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后,疑窦丛生,从此落下一块心病。平时挨着枕头就鼾声如雷的赵德正,竟然也因长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卫生院找荀大夫开安眠药。

几年后的一天,当高定国找到唐文宽,将设计捉拿赵德正的计划向他交底,并命令他配合的时候,唐文宽一口拒绝。

高定国可没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当地对文宽道:

“我与赵德正没鸡巴仇。是公社书记郝建文想弄他。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高定国做了一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动作,随后扬长而去。惊魂未定的唐文宽哭丧着脸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说:“这事明摆着:你不干,就是个死;干了,也是个死。你想想看,赵德正落了难,被人抓去一拷问,少不得把你牵出来。既然都是个死,我劝你别干。就是死了,也值个价。”

可唐文宽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高定国合作。

听春琴说,在德正死后,唐文宽一反常态,扑在德正的坟头号啕大哭。每年清明节,他都会一个人去村东的桑树地为德正上坟。在赵德正最后的日子里,唐文宽自觉没脸去医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后,通过清明节的祭拜,来默默地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愧疚。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宽的同性恋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做生意,办厂子赚钱,对于一个外乡人特殊的性取向并不十分在意。应当说,即便到了那个年代,村里人对于同性恋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就连见多识广的赵同彬,也把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比喻为“拼刺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随着我们乡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里人出于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过分恐惧,错误地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划上了等号。唐文宽知道自己在村庄里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变卖房产、转让田地,举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个表弟去了。

最后送他们去江边码头的,是渔佬柏生。

唐文宽夫妇离开后,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平常总爱去找唐文宽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恋的嫌疑?

顺便说一句,更生是在孤独和屈辱中离世的。唐文宽走后,原本一直躲在暗处的更生,终于被人推到了前台,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后,儿子永胜独自一人将他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家里众多的亲戚无一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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