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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闻 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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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七五年初,高定国与梅芳的婚姻就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信号。随着“离婚”这个词在丈夫的叱骂声中频频出现,梅芳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这个可以预料的后果。在高定国甜黑的鼾声中,梅芳一遍遍地这样问自己:就算离婚,可怕吗?

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可怕”。

也就是说,让梅芳整夜殚精竭虑、夜不成寐的,其实并不是可能的离婚,而是这样一个疑问:一直单身的大伯子高定邦,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当她在心里成功地证明高定邦对自己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时候,她又觉得过于虚幻和异想天开。反过来说,当她痛恨高定邦在男女之事上不怎么开窍的时候,又会觉得大伯子的某一个语调、手势和眼神显得意味深长,让她心底里暗暗滋长出朦胧的希望。

她这样考虑,是有根据的。

一天晚上,她和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走到十八亩的一处池塘边,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跨过一个水沟的时候,定邦伸手拽了她一把。他们跨过水沟继续往前走,大伯子的手至少有半分钟没有松开。在静谧而神秘的夜色中,在流水和蛙鸣声中,她不安地想到:如果定邦一直不松手,甚至做出进一步的试探举动,自己应该怎么办呢?她在心里做出了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决定——搞腐化就搞腐化!哪怕天塌下来,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可大伯子的手很快就丢开了。他没事人似的抬头看了看天色,装模作样地对弟媳妇道:“天上的星星这么密,说不定明天会下雨。”

当梅芳将这个场景在脑子里想过无数遍之后,她觉得离婚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谁知道呢?她终于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高定国,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定邦更近一些罢了。一旦定国向她提出离婚,她会立即向高定邦敞开心扉,把自己积压多年的思念向他一吐为快。至于村子里可能会有的闲言碎语,梅芳全不放在心上。让他们嚼舌头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高定邦闪电般地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梅芳那些早已想好的词句,只能沤在了心里,变馊,发霉。

野田里来的这个寡妇,对于兄弟俩与梅芳之间的闲话想必也有所耳闻。为了防微杜渐,过门没几天,就找来娘家兄弟,将堂屋的大门用乱砖砌死了。从此高家大院一分为二:高定邦夫妇走前院,梅芳由后院出入,两家各立门户,互不往来。

这时,梅芳只有在想起朱虎平的时候,烦乱的心才会获得暂时的平静。还好,她总算还有一个朱虎平。

她觉得在任何时候,朱虎平都不是问题——她只要朝虎平勾一勾小拇指,他就会像一条小狗一样摇头摆尾地向她跑过来,真正的障碍是他那脾气古怪的父亲朱金顺。

她找到了龙英,让她“旁敲侧击”地去试探一下红头聋子的口风。红头聋子一听龙英提起这个话头,愣了半晌,眼圈就红了。等到他终于平静下来,就往地上吐了口痰,随口说了一个谜语,让龙英去猜:


原本青枝绿叶,

如今面黄肌瘦。

不提起倒也罢了,

一提起眼泪直流。


龙英没敢把这个谜语告诉梅芳,只是用“好牛不吃回头草”一类的话,来好言规劝。可梅芳还不死心。正当她打算找时间与虎平本人直接摊牌的时候,一个名叫蒋维贞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说来奇怪,梅芳第一眼见到蒋维贞的时候(当时,她们在观前村的大晒场看电影。蒋维贞穿着一件肥大的的确良衬衣,靠在草垛上,漂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盯着银幕,一会儿偷偷地打量盘腿坐在水龙上的朱虎平),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意识到,自己的最后一块立身之基,已经在“咔咔”转动的放映机胶片声中轰然坍塌。

朱虎平和蒋维贞结婚后,梅芳终于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来,一直在暗中跟她作对的,其实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就是命运本身。缤纷的阳光,已经悄悄越过她的头顶,走在了她的前头,将她一个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一天清晨,梅芳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去新田里开渠。在深秋的浓雾中,她看不见高定邦的身影,但她知道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到晨雾被初升的朝阳驱散,她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更生家的山墙边上聚着的一伙人——他们端着饭碗,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传来一阵阵窃笑。梅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不过,梅芳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反而在心底生出了隐隐的快意。那伙人的笑声越是淫荡、肮脏,她的心里就越是畅快,伴随着一种无声的幽怨。

定邦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村人的议论和窃笑传到定邦的耳中,很快就化为越来越沉重的叹息和恼怒。终于,他扔掉了手中的铁锨,大踏步地走到梅芳跟前,朝村头看了看,阴沉着脸,恶声恶气地吩咐她:

“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这条渠,我一个人来修!”

梅芳怔怔地望着他,小声道:“都成孤家寡人了,还逞什么能!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这一次,大伯子对弟妹的愚忠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没有心思再和她费什么口舌,直接从梅芳手里抢过铁锹,往地上一扔,在她的胳膊上推了一把,恶狠狠地骂了一个字:

“滚!”

梅芳勉强笑了一下,捡起铁锹,慌不择路地朝家里走去。回到屋里,掩上房门,这才把头蒙在被子里,放声大哭。等她哭够了,去灶下洗脸的时候,忽见儿子小新生将门推开一条缝,呆呆地望着自己。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新生”这个名字所蕴含的奥义。

梅芳把儿子搂在怀里,摸了摸他头上柔软的细发,再次泪如雨下,“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若不是因为你吊着我这半口气,妈妈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果说,梅芳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时相往来的朋友的话,这个人就是龙英。梅芳与龙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交往,两人比邻而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梅芳看来,龙英是一个没心没肺、头脑简单的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无需耗费什么脑力。不过,表面上头脑简单的龙英,其实也有很不简单的一面。

龙英和牛皋有一个独子,名叫小满。小满娶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幼儿园老师,生下了国义。国义后来与邻村的一个瘸腿姑娘结婚,生下了豆豆。算起来,龙英一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世纪之交的一个下雪天,国义被朱方集团旗下恒生造纸厂的一辆大卡车撞成了重伤,送到医院没多久就咽了气。交管部门不顾国义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且肇事司机逃逸这一简单事实,认定事故是由于国义在急转弯处强行横穿马路(雪天路滑,卡车司机来不及刹车)所致,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小满去造纸厂闹过一回,被人关了四五天才放出来。门牙掉了两颗,整个人都脱了形,不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神思恍惚地望着你,傻傻地笑。

国义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到龙英家去吊香,梅芳也在其中。那时,小豆豆只有两岁。他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布,由瘸腿的母亲抱出来,给父亲的骨灰盒磕头,全村人尽皆落泪。当老牛皋扶着墙从屋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哑着嗓子,发出“天,你不分好歹何为天”这样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一下触动了梅芳的伤怀。

她转身从龙英家的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生平第一次说了脏话。

她举着菜刀,指着自己唯一的朋友龙英道:“你妈屄。要是有种,你就给我前头带路,我们这就去造纸厂。我来替你讨个公道。”

站在一旁抹眼泪的春琴,也把脚一跺,说道:“大不了就是个死,我跟你们一块去。”转身也从屋里捡起了一把镰刀。一见梅芳和春琴挑了头,村里的男人也都红了眼,抄起扁担、钉耙,就跟着她们上了路。就连年近八旬的红头聋子,也梗着脖子,提着一把竹刀,在后边远远地跟着。

这是梅芳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也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当这伙人顶着北风,踩着薄雪,拥到造纸厂门口时,刑警大队的人早已先期抵达,列阵以待。他们全都背着手,神色肃穆,在厂门口的铁栅栏前站成了两排。

在恒生造纸厂办公楼四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高定国透过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远远地注视着厂门口剑拔弩张的一幕。当他认出挑头闹事的正是他的前妻梅芳时,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他把烟头朝地上一扔,心事重重地对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刑警队队长曹小虎说:

“这事不太好弄。”

站在一旁的曹小虎手执对讲机,扭过头来,迷惑不解地看着高定国。和他的父亲曹庆虎一样,曹小虎的脸上也有一颗大黑痣,只是没长在下巴上,而是被移到了眉心。当时,正在会议室里扫地的赵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听到了两个人的如下对话:


曹小虎:“怎么不好弄?他们全都带着凶器,你没看见吗?这是在公然对抗国家机器。没什么好说的,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关几天再说。”

高定国:“抓不得。”

曹小虎:“怎么就抓不得?”

高定国:“挑头的那个人,是我的前妻。”

曹小虎(先是一愣,继之以笑):“没事。先抓。前脚抓,后脚放,做做样子。你放心,我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我保证在天黑之前,派专人把她送回家去,你看行吗?”

高定国:“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是个有名的活阎王。站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名叫春琴,也是个见佛杀佛的货。有这两个人在,不好弄。”

曹小虎:“不就两个老娘们吗?你想多了。”

高定国:“你如下令抓人,弄不好会出人命。”

曹小虎:“有这么严重吗?”

高定国(明显有点生气):“你回家问问你老子曹庆虎,他当年去我们村抓捕赵德正,两根肋骨是怎么断的?”

曹小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高定国:“给集团总部打电话。”

曹小虎:“为这点小事,怎好惊动董事长?”

高定国:“你不打,我来打。”


大约四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路虎越野车流星一般急急驶入厂区,溅起了一绺绺肮脏的雪泥。赵礼平身穿柔软的驼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羊绒围巾,从越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了梅芳的跟前。他看了看梅芳,看了看春琴,随后又扫了一眼正对他发出胆怯微笑的龙英,目光最后落在了头扎孝布的瘸腿遗孀的脸上,不动了。

礼平盯着这个瘸子,看了半天,直到后者红了脸,低下头去,这才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话:

“你要多少钱?”

遗孀不好意思开口,扭扭捏捏地往后挪了两步,抬起眼皮,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婆婆龙英。龙英咬了咬牙,接话道:“在医院抢救就花了三万五,殡仪馆的丧葬费有一万多,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花销,要论赔,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吧。”

赵礼平这才转过身来,对龙英皱了皱眉,生硬地问道:“你是她家什么人?”

龙英道:“哎,礼平,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龙英啊。”

礼平严肃地朝她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右手,张开手指,在龙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乡里乡亲的,什么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拨,大动阵仗!你把人带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钱送来。”

当天下午,在安葬了孙子之后,龙英从坟上回来,赵董事长派来的人已经在家门外等候多时了。

让龙英有点不敢相信的是,赵礼平给她送来的钱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龙英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惊愕,又是那个惨切。来人还向龙英传达了赵董事长的一个口信。国义死了,孩子才两岁,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董事长有意为国义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因她腿脚不便,就安排在集团的办公室,过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已经到手的这五十万块钱,加上从天而降的这一喜讯,让牛皋和龙英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牛皋说:“今天早上,我听见门前槐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心里就知道有好事,没想到应在这里了。”

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五,龙英和老牛皋就商量着要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来答谢全村人的两肋插刀。那时,小满的身体也已康复,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牛皋说:“赵董事长给小满的儿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该请请他的。”

龙英说:“只是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进我家这破门槛?”

牛皋道:“你托人把他个信,来不来,随他。”

龙英托高定国给礼平打了电话。赵礼平倒是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还让司机提前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梦之蓝”白酒。龙英虽然不识字,可年前闹事那天,赵礼平“信人挑拨,大动阵仗”那句话还是让她颇费思量。她对牛皋说:

“梅芳是挑头闹事的。赵董事长能不记恨?办酒那天,若是梅芳与赵董事长在酒席上撞见了,脸上一定不好看,怎么办?”

牛皋道:“是呢。梅芳这个人,如今越活越糊涂。成天拉着个脸,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这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不如隔一天,我们拿办酒席剩下的菜回锅热一热,专请她一个人来,也不亏待她。”

龙英道:“还是你想得周全。”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龙英大宴宾客,独独漏掉了梅芳一人。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养的观前村那个孤儿新生,考取了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与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留学生结了婚,后来举家迁往新加坡。新生夫妇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没有同意。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庄拆迁后,她在朱方镇的环卫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红色的马甲,扛着扫帚,去街上扫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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