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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闻 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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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别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

我赶到康复医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门口等我。他说婶子刚吃了药,正在昏睡之中,让我等会再进去看她。他把我带到了隔壁的一个宽敞的休息室里。金花也在那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游戏。金花让他叫我舅舅,那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没吭气,金花也没再坚持。房间里还坐着三四个陌生人,他们眉头紧皱,都在抽烟,不说话。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护士夹着一个病历本,推门走了进来。她刚问了一句“谁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来,把护士也逗乐了。

我跟着护士,来到了婶子的床前,坐在了窗边的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婶子微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两行浊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溢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婶子把叔叔支到门外,以便“让我们娘儿两个,安安静静说说话”。

一听见婶子说“我们娘儿两个”,我心头一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婶子抬起她那只插着吊针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离她更近一些。随后,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喃喃道: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辈子呆子。叫惯了,你的真名叫个什么,我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个什么?”

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你要习惯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没事。”

“没错。是叫赵白鱼。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条白鱼从燕塘的水码头跳上岸来,你爸爸去河边挑水,捡着了。他是个算命的,大概是觉得吉利吧,就给你取名叫白鱼。白鱼啊,你说婶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机菜,喝的都是矿泉水,不抽烟不喝酒,早晚散步两次。怎么偏偏叫我得这个病?白鱼啊白鱼,婶子得了这个病,也不奇怪。婶子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病就是报应。对不起,白鱼。对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那苦命的妈妈……”

我一边替她老人家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在心里想,婶婶说的这件事,指的会不会是她没给汇来的八百元钱?可听到她说天打雷劈,又觉得不太像。第一次听见婶子一迭声地说对不起,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流。

“要说对不起,我第一个对不起你娘。”婶子说,“你娘去了南京之后,没有哪一年不给你寄东西来。糖果啦,饼干啦,本子啦,铅笔啦,小人书啦,什么都有。有时一年寄一趟,有时一年寄两回。要把你娘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堆在一块,准能堆出个小山来。有一回,她还寄过一块手表。是上海产的宝石花。我第一次收到你娘寄来的东西,一时财迷心窍,就没让你爹知道。有了头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糖果和饼干,都被礼平和金花吃到了肚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都送到皮村的供销社,让魏广国那狗日的代卖。卖来的钱,我和他平分。我既然做了这件缺德事,就该受这场报应。我这个人,就是死了也不值个价。

“白鱼啊,婶婶今天叫你来,不光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自打你娘离开朱方镇,她一天都没忘记过你。她的肠子一天都没有直过。她的心没有一天不是揪着的。看着她寄来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她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担心,要是哪天夜里一蹬腿,这世上恐怕再也没第二个人知道你娘对你的好,知道你娘对你的心。我把骨头里的一点力气都给攒下来了,挺着,硬挺着,等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话。”

叔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圆圆的脑袋探进来觑了一眼,又将门关上了。我陪着婶子哭了好一阵,实在拿不准,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安慰她,就问她,这件事,从头到尾,叔叔是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哪里是什么好人?”婶子舔了舔皲裂的嘴唇,勉强笑了笑,对我道,“你妈妈寄来的那块宝石花手表,现如今还戴在他的手腕上。”


婶婶的遗体火化后,骨殖仍由叔叔带回朱方镇的集体公墓安葬。那时,儒里赵村已完成拆迁,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被安置在朱方镇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春琴的家也在那里。

落葬那天,堂哥礼平和堂妹金花都没有露面。我在青龙山的采石场央人选了一块上好的大青石,叫了一辆金杯车,把石头运回去,给婶子做墓碑。叔叔站在他们家的单元楼下,正在招呼几个前来诵经放焰口的和尚。他见我和司机把石碑从车上卸下来,就一瘸一拐地赶过来,抢着给司机付钱。

门口还站着一堆人。他们都远远地望着我,都冲着我笑。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走到我跟前,问我还认不认得她是谁。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新珍,可仔细一看,又觉得不像。我猜她是老鸭子,可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那老太太一拍大腿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稀疏的黄牙齿:

“我看你也快掘墓了。老鸭子,你怎么不说我是马老大!告诉你,老鸭子早八辈子就死了。她是和老福同一天死的,赶了个前后脚。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我是龙英啊。”

噢,原来是龙英。

龙英望着我笑,我望着她笑,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龙英催着身边的孩子,叫我爷爷。叔叔悄悄地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让我给孩子当见面礼。龙英刚走开,我就小声地问叔叔,龙英的男人老牛皋是什么时候死的。叔叔被我的话吓了一跳。他吃惊地望着我,同时放下脸来,对我道:

“谁跟你说老牛皋死了?快别瞎说!人家活得好好的。昨天上午,我上街买菜,还看见他在公园里舞剑呢。莫慌,定邦来了。我去迎迎他。”

顺着叔叔行走的方向,我看见小区的南门口急急地闪进两个人来,被一名保安喝住了。高定邦佝偻着背,挑着一担厨房做饭的炊具,走在前面。在他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儿子高国柱。国柱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也挑着一担竹篓,里面装着盆碗杯碟。大概是因为瘦弱的身体稳不住担子的重量,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进门就耸着肩膀,翻着白眼,站在保安的岗亭边,原地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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