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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闻 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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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穿过一片地势低洼、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

沈祖英对我说,按照孙厂长的安排,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过,你可别担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你就凑合着住两天,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来住。”

薛工的家,在一个简陋低矮的小院里。两间正屋。门前的空地上,有一块菜地。西侧还搭着一个灶披间,紧挨着山脚下的一座变电站。如果你凝神屏息,就可以听见变压器嗡嗡的电磁蜂鸣声。

沈祖英没有随我进屋。她告诉我,厨房的灶台上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挂面、鸡蛋和西红柿。随后,她又嘱咐我,明天用不着去图书馆上班,不妨先休息几天,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邗桥镇上转一转,买一些生活用品。交代完了这些事,祖英将钥匙交给我,就晃动着手里的电筒,沿着斜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听着屋顶上辟辟扑扑的雨声,我憋着一泡尿,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过来。起先,有好长一阵子,我都误以为自己躺在故乡安静的阁楼上,心里还在惦记着去给牛圈里的两头牯牛换草,带它们去风渠岸边喝水。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烟味以及对面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现实中。

我趿拉着鞋子,拉开门,走到了细雨濛濛的院子里。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零星地长着几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院墙边堆放着几捆劈柴和树枝,树枝的缝隙中,长出了大片的牵牛花——它们顺着石头垒成的墙面,一直爬到了厨房的屋顶上。我所在的这个小院,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高压电线从房顶上越过,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滩里荡出了一个巨大圆弧。顺着这个圆弧往下看,我发现整个厂区蜷缩在三面环山的一个亮汪汪的沼泽地里:星星点点的厂房、工棚和砖窑依山而建,被挖开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块和黄土。挖土机在雨中静伏。一道山间溪流,裹挟着泥浆和沙石,从茂密的树林里奔冲而下,最后汇聚成了一条宽宽的洪流,沿着山脚蜿蜒西去,将昨晚经过的那处篮球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

越过脚下那片长满芦柴和茅草的滩地,可以看见一排居民楼正在雨中施工。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大片纵横交错的河道、收割后的麦田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村。

应当说,除了乱、脏和荒僻之外,这个地方与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只身一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可不是为了欣赏什么山野风光!在这个荒凉的山坳中,唯一显示出现代气息的设施,大概就是那条横贯整个厂区的铁路了——为了便于砖瓦外运,工厂铺设了专用的铁轨,它一直延伸到了东山的山脚下。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一辆小火车突突地冒着浓烟,从杂草丛生的铁轨上缓缓驶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站在濛濛细雨中正在打探、掂量这座工厂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雪兰。或者说,自从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车的那一刻起(我刚上车,一个趔趄,就把一个年轻姑娘脱在地上的凉鞋踢得找不见了。她不停地骂我乡巴佬,直到沈祖英帮她找到了那只鞋,并代我向她一再道歉),我就在用雪兰的目光,偷偷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必须将自己变成雪兰,并在心里暗暗推测,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来到“南京”之后,可能会有的种种心理反应。

坦率地说,经过一连几天的冷静观察,我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可以让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兴的理由。这无疑加重了我的忧虑。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一阵阵向我袭来的思乡之情,也让我的心急速坠入黑暗的深渊。

当然,这个地方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里似乎应当顺便提一下,在东边那片起伏的山峦背后(那里矗立着霍夫曼窑高耸入云的两根大烟囱,一刻不停地喷着白烟),还趴着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这座名为“9327”的钢铁厂,与它建厂时的神秘传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我后来听说,空军的两架战机在例行训练时,每次飞越这片山峦,仪表盘的指针都会发生奇怪的偏转。不久之后,从北京派来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很快就探明了巨大的磁性铁矿的准确方位。1959年3月27日,随着大批上海钢铁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抵达,9327钢铁厂破土动工。

大批上海人的到达,一夜之间,为邗桥这个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许多时髦的亮色——他们不仅使得邗桥有了“小上海”的名号,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风俗、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比如说,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邗桥人,都会自然地把“茄子”称为“落苏”,把“洗澡”称为“打浴”,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通通称为“垃圾瘪三”。在写给雪兰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将“小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向她详细地做了介绍。

在9327钢铁厂与我们工厂之间,有一条不长的隧道在山间彼此通连。一到星期六的中午,那些从上海来的男男女女,就会穿着鲜艳时髦的衣服,成群结队地从隧道里拥出来,穿过我们工厂的厂区,前往102路公共汽车站,去南京和上海过周末。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砖瓦厂那些衣衫褴褛、自惭形秽的工人们就会谦卑地闪向路边,自动给他们让道。


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也会身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混杂在这伙花花绿绿的上海人中,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吃惊?


这年的九月,我回了一趟老家,正巧赶上了德正的葬礼。

德正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埋在了村东的那片桑树地里,离我父亲的坟不远。在桑树的浓荫下,春琴蹲在地上,一边为德正烧纸,一边哑着嗓子对我说:

“我不管你什么薛工不薛工的,这一回,你无论如何得把雪兰带走!我就不信,你把老婆带去,你们厂长会拦着不让她进屋。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娘那张嘴!这世上难听的话都被她一个人说尽了。别说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头,也得把雪兰带走。谁叫你当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亲,现在知道懊恼,迟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更懊恼的事,还在后头呢。”

我对春琴说,我倒也不后悔跟雪兰成亲,而是根本就不该去南京,“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我现在连做梦都想回到村子里来放牛。”

“回来好啊!”春琴揶揄道,“你要是回来了,我们就并家过日子。家里有了个男人,也省得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

大概是觉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说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合适,春琴静默了一会儿,丢下手里的树枝,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纸灰,接着道:

“不跟你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了。有一句话我要先说在前头。龙冬今年十二了,等他年满十六岁,我就让他去南京找你,好不好?到时候你托托人,替他在厂子里谋个差使。”


我家的那个阁楼空关了几个月,一时无法住人,这次回乡,我只得寄居在雪兰的家里。在我终于答应带雪兰去南京之后,银娣和小武松对我的态度骤然改观。在雪兰不断的暗示、央求和撺掇下,我把心一横,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银娣妈妈。当时,银娣嘴里正含着一口饭,被我冷不防这么一叫,明显地吓了一哆嗦,被饭团噎得直翻白眼。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饭咽了下去,泪水夺眶而出。老两口一激动,当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我们,他们和小斜眼三个人,挤在了灶屋里的两张竹床上。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脑球的清香中,久久难以入眠。帐外蚊声如雷,帐内汗出如浆。我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雪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低声道:

“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你住的房子里,有没有装空调?”

我应当老实承认,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空调”这个词,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谓的空调,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我知道,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小上海”的过度吹嘘,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用不着看她的脸,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畏惧和失望的涟漪。

烈日下的热浪,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丑陋,一座接着一座。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没走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随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溅起沉重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城市风貌”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而是源于心中“妈的,我倒要看看,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一类的疑问、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

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在桌边坐定(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她视而不见),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

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我凄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挺好!”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

“你闻闻,这屋子怎么老有一股怪味?怎么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使劲地嗅了嗅。还别说,在陈年的烟味中,确实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怪味。

我正想着如何去安慰她,忽听雪兰又道:

“要是那个该死的薛工半夜里突然回家,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有一天傍晚,我从工会图书馆下班回家,刚走到门前的那片草滩里,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起先,我还以为是家里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吓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雪兰把墙角的那个柴禾堆点燃了。她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正把被褥、床单、蚊帐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去烧。邻居家的孩子远远地站着,朝这边张望,被浓烟呛得直咳嗽。我问雪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铁青着脸,不答话,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张竹席拿了出来。她的动作过于莽撞,竹席让门框挂了一下,差一点把她带倒。等到这块竹席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雪兰嘭的一声甩上门,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雪兰一夜未归。

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结束后,我在工会礼堂的侧门口截住了正想匆匆离开的孙耀庭。我跟他说了妻子放火烧蚊帐的事,问他那个姓薛的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耀庭一脸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满脸堆下笑来: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这里忙得七手八脚的。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我还没请你吃过饭。噢,对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说过,要把工作从医院换到澡堂去,换了吗?”

我压住心头的火,把昨晚雪兰在院子里放火烧被褥的事,再次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孙厂长挠了挠头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随后,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薛工的确是出差去了。我没骗你。不过呢,他这趟差,出得有点远就是了。”

“什么意思?”

“死啦。回不来啦!”孙耀庭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挺好?那房子也没人跟你抢,你们夫妻俩,可以一直住下去。”

说完,他就在一伙干部的簇拥下,绕过一排夹竹桃树林,急匆匆地走了。

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会图书馆的水房里洗衣服,笑着告诉我,就在我来厂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么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孙厂长怕你们乡下人忌讳,不让我跟你说。要我说,你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这档子事,厂里专门给高工、专家准备的房子,独门独院,你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我和雪兰夫妻关系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过某个危险的临界点,就只能朝着它既定的最后目标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后,雪兰突然辞去了澡堂里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钢铁厂当了一名质检员。起先,一个星期中,她总有一两天不在家住。到了后来,有时一连两三个月,你也看不见她的踪影。再后来,我就听说,雪兰跟9327的一个上海技术员已经公开同居。有时候,她回家来取东西,那个技术员就在院子外面站着,抽烟,等她。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故,雪兰从不解释,至于离婚一事,雪兰也只字不提。我心里暗暗琢磨,或许,她是在等着我把离婚这件事提出来。于是,趁着她有一天回来翻箱倒柜地找耳环,我就主动地挑起话头,与她商量起了离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雪兰明显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头上摸了摸,道:“我说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这时候离什么婚?你们厂邗桥新村的房子已经封顶,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离婚,你一个单身职工,分什么狗屁房子?难道说,你愿意一直在这个死人的屋里呆下去?房子分下来,全归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我们之间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下泪来。

五年后的一个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门口,最后一次遇见雪兰。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货商店里边走,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正拎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走。当我认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走出门来的,是我的前岳母银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看见我,忽然就僵立不动,上嘴唇黏在牙龈上下不来了。雪兰倒是反应快,她把手里举着的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丈夫——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让他叫我“娘舅”。

小武松给了我一支烟。我们都没有说话。没抽几口,银娣他们已经在公共汽车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着脸,一声没吭,走了。

我还记得,雪兰跟我离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她曾经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取走她寄放在这里的一包衣物。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她在屋里四处嗅了嗅,问我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我说了一句客气话,留她一块吃晚饭,没想到雪兰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去厨房,将一盘肉丝韭黄回锅热了热,又炒了一盘水芹,还烧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

我知道她刚带着爹妈去了一趟上海,吃饭时,就随口问了问她去上海的情形。雪兰说,别的都还好,就是他爹小武松与公公“搞不到一块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副厂长,骨子里有点瞧不起乡下的这个亲家翁。不过,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们家客厅里吐痰不说,吐完了,还要习惯性地用鞋底擦一擦,烟灰更是弹得到处都是。

关于她与“小胡子”在上海的婚礼,雪兰一句都没提。

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雪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一溜电影海报,笑着问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没有在心里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位女演员?”

我知道她在没话找话,可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对她说,我起先喜欢过扮演金环和银环的王晓棠,后来是《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最后是《杜鹃山》里的杨春霞。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过电影里的什么人?”我把这个问题还给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对她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雪兰说,她可不像我那么花心,从小到大,她只迷恋庞学勤。庞学勤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至于他到底演过哪些电影,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雪兰忽然停下筷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她的少女时代,在乡下,她的心里一直珍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如果她曾长年累月默默地思慕着一个人,连做梦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首先想到的这个人,当然是同彬。

雪兰摇了摇头。

我接下来提到了脸上微有麻点却不乏英武之气的复员军人高定邦,提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文静秀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别人的小白脸高定国,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夹着一支短铅笔、说话幽默刻薄的赵宝明。

雪兰从我手中拿过烟头,抽了一口,轻轻吐了一口气,道:

“你想歪了。”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饭的时候,雪兰突然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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