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儿子 爸爸，晚间新闻，四条，还要听吗？
教 授 逐条念，谢谢。
教授儿子 1.据统计，昨日北京地铁客流量再次突破六百万人次。2.今天上午十一时五分，在地铁一号线天安门西站，一河北籍80后女孩在地铁开动前落入铁轨坑道，刹车不及，不幸身亡。原因正在调查中。3.今天凌晨三时许，东五环发生一起恶性车祸，六辆法拉利跑车连环追尾，一人丧生，三人重伤。据警方消息，该事故系违章飙车所致。4.“老虎苍蝇都要打”继续深入，昨日又一大老虎落网。爸爸，老虎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为什么要打？
教 授 过去的确是。
——《城市启示录》
喉结处隐隐地痛，但这不会是今天最难忍受的。他完全想象得到待会儿那四个记者会问些什么。不必忌讳，一部戏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是他梦寐以求的，多少年来他的戏都小众，勉强收回成本就算长势喜人的了，但眼下的结果肯定不是他想要的。没想到有那么多年轻人反对。在今天，放眼整个人类，得罪了年轻人都不会有好果子。明白这道理是不是有点晚？在彩排的某一瞬间，他听到男一号哀号的那一句“让他们都滚回去！”他还闪过一个念头，合适吗这句？他们认同吗？但全剧结束，就被整个剧组沙尘暴一般的掌声给掩埋掉了。大家都很满意。平心而论，戏演得非常好。他邀请的几个话剧界的专家朋友座下观摩，结束后站起来给他鼓掌。太棒了，他们说，很可能是今年最好的戏。
专家和演员们没发现问题，不是人家的错；你怎么导他们怎么演，你怎么演他们怎么看。只能说明你的思虑尚欠周全，你对当下的北京、当下的中国认知出现了致命的盲点。网上声讨的不算，北京已经有两家报纸娱乐版头条报道了这出戏的负面反应。有一家报纸第二版的社论文章，专门就这出戏讨论如何看待都市中讨生活的年轻人。文章用了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词：蚁族。他知道“蚁族”，在美国他也做过“蚁族”，当然那时候还没这个说法。跟很多人共租一间房子，好多人挤在一起，他那时候把自己称作“火柴头”，每个人都是一根火柴头。据说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城市孩子，都不知道火柴头长什么样了，生活里我们都用打火机。
他不得不感叹，二十年过去，不管他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如何关注中国，认识上跟九十年代初他刚出国那会儿还是青黄不接。他想起当初决定回国后，招呼了一帮纽约的朋友吃散伙饭，一个在布鲁克林区待了近三十年的华人老兄提醒他：老海归的断层。意思是，这二三十年中国变化实在太快，天翻地覆、目不暇接都不足以形容，一个老海归必然会面临认识上的断层。你会觉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一笑，没那么严重，连根拔起也不过是重新栽回到原来的那个坑里。他确信，二十年来他在纽约的网络上读到的中国报纸不比任何一个待在国内的中国人少。现在看来，悲观者的乐观更须谨慎。
路上车不多，喇叭声倒不少，能见度太低。车少总是好事，这或许是雾霾唯一的正效应，市政府下令单双号限行，减少尾气排放。今天单号限，余松坡开着尾数是6的斯巴鲁SUV，一路绿灯开过了两个街区。看到姚明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巨幅公益广告时，才意识到方向反了。余松坡戏剧工作室在西边。随即看到了那座过街天桥，他不得不向自己承认，没开错，潜意识里他就是要往这边走。他想看那个人在不在。他觉得他已经开始心动过速了。
余松坡犹疑地往天桥上看，好像有人对他胸膛砸了一锤子，他的后背猛地撞到了座椅后背上。他在。那个人在。在芝麻糊一样的雾霾里，依然能看见那人头发胡子长到了一起，穿一件藏蓝色棉大衣，脖子上胡乱地缠了一条扎眼的红围巾。如果和四天前见到的装束一样，脚上穿的应该是一双只在旧军用品商店才能买到的大头羊毛棉鞋。尽管元旦在即，但雾霾让气温居高不下，完全不是北京冬天该有的温度。雾霾像灰色的羊毛在北京上空摊了厚厚的一层。这是余松坡亲眼所见。上个月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国际先锋戏剧研讨会，上了飞机就犯困，旁边是位老先生，放倒了椅子正闭目养神，他就顺手把遮光板拉下来了。老先生睁开眼，不高兴了，质问他为什么不征求他意见就把遮光板拉下来，靠窗坐着的是他。余松坡赶紧道歉，我以为您已经休息了。老先生见他客气，也跟着客气起来，说他误会了，每次回国他都会遇上几个不懂礼貌的国人，正打算逮着一个修理修理。“我在等。”老先生指指舱外。
“外星人？”
“雾霾。”老先生说，“我是搞环境物理的。”飞机穿过云层，“来了！”老先生从夹克衣兜里摸出一个造型奇怪的相机，“看，雾霾的边缘。阳光打上去散开的光谱。”他对着舷窗“咔嚓咔嚓”一阵拍。
那光谱含混却诡异，怯生生地给雾霾镶了一道宽阔的五彩的边。但在余松坡看来，触目惊心的是雾霾本身，与其说那是上帝在天上赶着浩瀚无边的灰色羊群，不如说上帝已经烦了，把羊毛都给剪了，那漫天的浑厚汹涌的灰色羊毛。看那颜色余松坡就觉得嗓子一紧，好像吞进了一把羊毛。那位罗马来的研究环境物理的老先生边拍边说：“这霾啊。”然后他们谈了一路的霾，北京的，伦敦的，亚特兰大的，中国各地的，直到从香港窗明几净的天空落下来。
那人站在天桥上，怀抱一堆鼓鼓囊囊的白色塑料袋。这个气温里穿一件长及脚踝的棉大衣，有点隆重了。但据说所有头脑不太正常的人都分不清冷热，他是吗？余松坡把车开到辅路上，停下。他需要待在车里想一想。
四天前，他带祁好、罗冬雨和余果到这天桥附近的商场买行李箱。祁好要去云南出差，上次从杭州飞回来，新秀丽拉杆箱托运时被摔坏了，拐角处被砸得凹陷进去，余松坡让它复原后，发现凹陷过的地方全裂出了缝。祁好是搞营养分析的，科学和精确是关键词，容不得半点差池与不完美，于是买新的。刚上天桥，余松坡就觉得不自在，后背上有东西，反手过去挠几把，还在。让祁好看，什么也没有。过了天桥，到商场门口，那感觉，越发清晰，含混的烧灼感。他背对商场的旋转门站着，让他们先进去，就地点上一根烟。
整个抽烟过程，他都在努力排除这种奇怪的异物感，但它一直在。他排除了心理学上的诱因，到垃圾筒前掐灭烟头时，谨慎地环顾四周，同时心跳加速。某种感觉没来由地苏醒过来，从很多年前向当下飞奔袭来。他看见天桥底下坐着一个流浪汉，他都没看清对方的脸，就感到两道持久的目光。他不想去看那流浪汉的脸，所以他的目光停留在流浪汉头上一米高的地方，但仿如命定一般，正当他要转身走向旋转门，流浪汉站了起来，他的脸恰当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在他的脸上看见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年轻的受害者。
进了商场，后背上的异物感消失了。在箱包区他找到妻儿和罗冬雨，说原来是烟瘾犯了。他们拖着行李箱从商场里出来时，流浪汉不见了。他有恍惚之感，怀疑自己刚才看错了。
接下来的三天里余松坡经过天桥两次。一次是打车，特地嘱咐师傅绕行经过这条街，没看到。第二次是搭助理的车，流浪汉坐在天桥的倒数第三个台阶上，穿藏蓝色棉大衣、红围巾、大头棉鞋，头发胡子长到了一块儿，怀里抱着四五个充过气的透明塑料袋，低着头。助理车开得像闯王，没等那个人抬起头，车过去了。余松坡只能一声不吭。当时雾霾渐起，真切地弥漫到了他的心里。
夜里就梦到了他。
在梦里余松坡回到了十九岁，高考失利。那年的夏天故乡罕见地炎热，知了在枝头没日没夜地叫，直到累死，“啪嗒啪嗒”从树上往下掉。余松坡家的螺螺也热死了，那条黑狗胆小，不敢下水解暑，大中午坐在河边犹豫，一个劲儿打哈欠，嘴张到最大时脖子一梗，死掉了。村子里过了五十岁的女人约好了似的，跟老爷们儿一样不穿上衣，滴哩嗒啦甩着两只干瘪的乳房到处串门。没有男人看笑话，男人们一个个都热得蔫头耷脑，连抽完一根完整的纸烟的力气都挤不出来。
都说是天垂异象，要出大事。到八月，大事似乎还没有真正地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消息总是滞后。多年后余松坡在北京念大学，慢慢总结出他们村流行事物的周期：一首歌在首都流行一个月以后到他们省城；省城流行两个月后到他们的地级市；地级市唱完了三个月，才可能到他们县城；县城唱过四个月，镇上的年轻人开始唱了；等到他们村的姑娘小伙子把这首歌挂到嘴上，又得半年以后了。没道理可讲。即使在广播里他们村和首都人民同时听到一首歌，但要真正成为他们村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一，至少滞后一年半以上。歌曲流行的速度已经是最快的了。设若服装，从县城流行至他们村，滞后五年都不止。满世界都穿上了牛仔裤好多年，他们村里的人才逐渐接受小伙子裆前被裤子勒出的那饱满的一坨。他们一直认为，不正经的货才穿那玩意儿，把裤裆里的东西明火执仗地端出来给人看。
大事没有真正深入余家庄的人心之前，全村人认为最大的事就是余松坡高考落榜。怎么会呢？从育红班开始，余松坡成绩就是全学校第一，小学、初中，都是。高中在县城念，他们不知道，但肯定不差，他们早就在设想余松坡将来能当多大的官。在省城工作，当然也可能去北京，那样他们就可以带着村里的土特产去找他，弄个大商店看门人之类的官当当。竟然落榜了。他都考不上，大学都给谁上了？
余松坡也没想明白。结果跟你能不能想明白没关系。那时候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名副其实，全村的高中生就没一个考上过。没考上不也都好好地活下来了？他得另谋出路。那时候乡村青年最好的两条路：考学和当兵。每年都会以镇为单位征兵，名额落到他们村，一年最多也就一个。盯着这指标的人能排出去半条街，都知道入伍了就能吃公家饭，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在部队里混得好，念军校，提干，将来当大官据说更靠谱；混不下去了，复员回老家，政府也会安排工作，相当于军转干部，也是半个铁饭碗。村里出来的最大干部在县城某局里上班，走的就是这路子。
问题是，今年有竞争力的不只余松坡一个人，成绩好也写不到脸上去；再说，好怎么没考上大学？竞争对手成绩没那么好，高中也没毕业，落的是去年征兵的榜。去年入伍的是村长的外甥，他必须得让。这个名叫余佳山的倒霉蛋，是余松坡出了五服的本家堂兄，书念得一般但头脑好使，在修车铺前蹲着看两个小时，就能把自行车拆散了再重新装上。坐他姑夫的东风牌大卡车去一趟县城，坐副驾驶位置上，回来他就和姑夫换了个座，把卡车一路开到家门口，巷子也是自己倒腾进来的。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停过做生意，天热了贩冰棍卖给同学，天冷了从自家炉子里夹几块烧红的煤块，装进铁罐子里带到学校，考试前谁要暖手谁得帮他打小抄。初中二年级，他托开卡车的姑夫从外地捎回来一套《金庸全集》、一套《古龙全集》和一套《梁羽生全集》，自己当老板开起了租书店，一本书看一天一毛钱。因为有个开卡车跑长途的姑夫，余佳山蹭车跑了不少地方，俨然成了全村最年轻的信使，带回来各种外面世界的消息。
天终于凉快点了，父亲又请村长来家喝酒，事情得往前走一步。披着中山装的领导满头满脸的汗，啧咂地喝着余松坡家的粮食烧酒，啃着余松坡家大暑后余生的唯一一只公鸡，说：“照理，余佳山那小子今年该轮上了。你没理由不给嘛。”喝完了半瓶烧酒又说，“喇叭里整天在说北京的事，咱小村小民，远得找不到在哪儿了，不关咱的事。但有些事不关还不行，小狗日的五月底真去了一趟首都，能耐吧？”
余松坡坐在村长对面，这时候他该站起来去满酒的，但他走神了。他觉得对面坐的不是鼻孔朝天的村长，而是永远都意气风发、走夜路都要哼着扭着迪斯科、跳着太空舞的余佳山。刚从首都回来那会儿，当他开口描述天安门时，半个村都聚到了他身边。他得意洋洋地说，在北京他受到了大学生一样的款待，免费吃吃喝喝。尽管村长吃完公鸡用黢黑的指甲尖剔牙时说，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余松坡还是看见了神采飞扬的堂兄余佳山穿上了军装，胸前戴着一朵绸子做的大红花。余佳山咧开嘴笑了，但余松坡分明看见他脸上挂满的是泪水，那张年轻帅气的脸在一瞬间变了形。那张变形的脸，转身之前，愤怒又绝望地剜了他一眼，余松坡梦见自己在梦中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必须走下床，让自己动起来，把拳头打出去，把脚踢出去，非如此不能缓解堂兄剜他的那一眼。
他梦见了余佳山。但他努力让自己相信，他只是在梦中看见了余佳山。早上出门前，他用眼睛余光瞟了一下留声机，但他想不起之前它是什么状态了，所以也就无从判断昨夜是否曾被启动过。眼下它完美地合着，像不曾被动过一样。
罗冬雨在他身后一声不吭，他也就一声不吭。
现在，余松坡坐在车里，暖气开到最大，以便让紧张的身体更彻底地放松。玻璃上起了雾，雾霾中的人更模糊了。他又打开雨刷器，喷玻璃水。前天刚洗的车，刚开这一会儿，几圈划拉下来，黑色就顺着玻璃边缘往下淌。湿的是雾，黑的是霾。交通台的主持人正用压低的标准男中音普及PM2.5的知识。这种直径为2.5微米的颗粒物，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二十分之一，一旦到达肺泡，就留下来不走了。如果肺泡内PM2.5越聚越多，肺泡将会被填满，死亡，然后纤维化。一个人大约有6亿个肺泡，展开面积在50到100平米左右，随着越多肺泡的死亡，肺部纤维化的速度就会越快，肺泡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少，展开面积也相应越来越小，人类的呼吸功能也将越来越弱。“如果这些您想象起来有些困难，”主持人说，“您一定听说过煤矿工人的职业病中，有一种叫‘煤尘病’，又称‘黑肺病’。两者差不多是一回事。还有更为可怕的事情，也得跟开车的朋友知会一声，雾霾中还有更多直径小于PM2.5的小东西，可以透过肺泡直接进入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您一定知道，人体的血液循环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旦污染物进来了，您就准备它安家落户吧。”
余松坡从后座上拿起包，里面有祁好准备的几只防霾口罩，他戴上一只，又揣了一只新的放到皮夹克的兜里，然后对着后视镜照了一下。除了那两道浓黑的眉毛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式的发型，能被熟悉的人一眼认出来，眼睛以下的部分他自己都很陌生。他从仪表台上拿起墨镜戴上，这下镜子里的人余松坡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清一下嗓子，从车里出来，一步一个台阶上了天桥。
墨镜之外的雾霾世界更晦暗了，有种强烈的中世纪之感。那个人怀里饱满的白色塑料袋颇有些刺眼。余松坡看清楚了，他抱的不是塑料袋，每一个扎好的塑料袋都垂着一根线，他抱的是所有的线头。所有线头加起来也没有一根点五的中南海香烟粗。余松坡站在那人两米之外，掏出烟，等他转过脸来。漫长的三十秒等待，那人才发觉身边站了个人，目光从天桥下一辆车体印着北五环外售楼广告的公交车上撤回来，斜斜地看了余松坡一眼。
“买新鲜空气吗？”流浪汉说，转过身，傻傻地张嘴一笑，露出了凌乱的胡子堆里稀疏的大黄牙，“便宜，十块钱一袋。你看这天气，吸一口我的新鲜空气，你就能回到草原上，你就能回到大森林里；再吸一口你能回到老家去。来一袋吧，很便宜。”他择出一个塑料袋往余松坡这边递。
余松坡赶紧把中南海递过去，速度比预想的快。他看见了他的两只眼，深隐在皱纹、雾霾和不知来路的污垢里，眼神浑浊、漫漶、邈远，不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但当他看见递过来一根香烟，兜售新鲜空气的事立马忘了，眼神迅速聚了焦，尖锐、精明和玩世不恭的神采一下子全出来了。不可能是第二个人。余松坡觉得肠子剧烈地扭动了一下，带得两条腿都打了个趔趄。不管有多老，不管身置何处，只要心没死，一个人的眼神是没法被篡改的。余松坡把烟送到他黢黑的手里，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点火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不哆嗦。
如果不是余佳山那错乱的表情，余松坡真觉得这是个阴谋。他出现在北京，他甚至来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半径里。他怎么就会到这里了呢？这个问题余松坡琢磨了一阵子，跟一个朋友喝茶聊天时突然弄明白了。朋友说起他来北京的缘由，哪有那么多深谋远虑，纯粹出于一个可笑的情结，就想看看天安门城楼是不是像小时候美术课上画的，一天到晚都金光万丈。懂事后，当然知道多高大的楼子也发不出光，但心里有个结。余松坡就想，其实大家都有结。朋友有结来了北京，余佳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有结：因为北京，他才成了现在这副模样。脑子乱了，有些记忆还残存着；就算记忆也不在，那钝刀子长久切割灵与肉的感觉想必不会丢。而他余松坡，何尝不是因为一个结来了北京，去国经年，又再次回到北京。如此看，遇见余佳山既偶然也当必然，北京再大也只是个城，这里碰不上那里也会碰上，今天撞不着明天早晚撞得着。
余佳山那根烟抽得很享受，夸张地张大嘴，对着灰扑扑的天空喷出烟雾。若非他从第一口烟咽下去眼神就散掉，回到一个流浪汉无赖、满足和得过且过的表情，余松坡可能就转身走了。眼下的状态，他是无论如何认不出自己的。二十多年没见了。余松坡决定再待一会儿，陪他抽完这根烟。二十多年他预演过无数种碰面，都是杞人之忧，它竟轻易简单到只这么一站，递上一根烟。他知道自己此刻不能摘下墨镜和口罩。他往余佳山身边靠近了两步。
余佳山抽着烟，对他苍茫一笑。他在墨镜和口罩里还一个笑。
“等等，等等！”桥下跑上来个胖子，在口罩底下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抱着个单反相机。“别动，别动，就这样。这造型，这扮相，还有咱这醇厚的北京霾，没治了。可以给你们哥俩来一张吗？”他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余松坡想撤出镜头，但余佳山愉快地答应了，往他这边侧了侧身子。余松坡颇为纠结，正要扭头躲过，听见连拍的快门声。那一连串照片中，有一张第二天早上出现在《京华晚报》头版，成为那几天北京雾霾主题摄影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余松坡戴墨镜、口罩，穿皮衣，围围巾，转头的那一瞬间既像悲悯地看着余佳山，又像忧心忡忡地面对北京牌雾霾。余佳山的流浪汉形象本身就抓人，有故事感，此刻怀里还抱着一堆装满新鲜空气的白色塑料袋，另有大红的围巾，画面效果很跳；右手夹一根香烟，与嘴若即若离，一股烟正纠缠着从胡子里喷涌出来。背景：北京灰色的高楼，天空，车辆，行人。完全是精心设计的摆拍。
胖子拍完，向他们俩伸出右手胖乎乎的食指和中指，一个V字形，“耶！”他说，“来二十块钱的新鲜空气。”他熟知行情，打余佳山的主意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没准一直蹲守桥下，就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和构图，而刚刚，“天使”余松坡终于出现了。
余佳山认真地把两个塑料袋交到胖子手里，胖子下天桥离开，他还热情地跟上几步说再见。走起路来，余松坡发现堂兄成了瘸子。在里面待了十五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余松坡想起当年村里的传闻：余佳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诉苦。余松坡不相信，也不愿相信，他跟父亲说，怎么可能？现在看来，即使他寄出来的信是夸张的，他也没少受苦。余松坡数了数余佳山怀里剩下的塑料袋，十二个。他掏出一百五十块钱递给他，在塑料袋外围画了一个圈，全买了。这单生意出乎余佳山意料，他惊喜地张开嘴，衰败的牙齿一览无余。余松坡接过塑料袋，把那盒中南海香烟和那只新口罩塞到堂兄手里，转身下了天桥。他听见余佳山用夹着家乡方言的普通话在他背后说：
“找你三十块钱！找你三十块钱！我会向政府报告，戴墨镜的也可能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