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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树 八、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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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大饥荒。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所有的城市,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像橡皮人。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三十七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三十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她父亲大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饥荒的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了拯救的意思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做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猪肉白菜,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凉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大前门,或者凤凰。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三十公里外的省城。

五十年代初,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你全靠营养来撑着,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乎乎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轰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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