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谁也不敢在大先生面前，提“续弦”这档子事。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一头墨染似的乌发中有了星星点点的银针。夜里，常听到他咳嗽，吭吭的，声音很空，在寂静中传得很远，有一种让人不忍的哀痛。当然，在白天，他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先生”，重创和耻辱，最深刻的羞辱，没有改变他端正肃穆的夫子仪态。
四个儿女，最小的，只有两岁，还不懂事，时不时地会迸出一句，“妈妈呢？”除了这个幼儿，再没有谁，在大先生面前，提起过这个女人。那孩子出麻疹是半年后的事，不想，竟把他奶妈给染上了，原来那乡下女人没出过疹子。大先生只好从家乡接来了自己年迈的姑母帮忙照料，那时，大先生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姑母想，若是等自己再一死，这世上，就再没有谁，能主大先生的事；这世上，也再没有谁，心疼这个男人。姑母这样想着心如刀绞，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家乡为大先生接来了一个女人，大萍。
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敦敦实实，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大先生哭笑不得，可这大萍，二话不说，进门来，先抱起了大病中的孩子，把这没娘的幼儿，裹在她肥厚温软的怀中，眼里流露的，全是怜惜的神情。这一下，把大先生要说的话，堵了回去。
那句话，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
起初，这女人，大先生视而不见，只当她是没有。她出来进去，清早，用铜盆端来洗脸水；晚上，则是端来洗脚水。大先生在书房里看书，不管逗留到多晚，回到卧房，那一盆洗脚水，就悉心悉意地，等在那里了，并且，总是冒着热气。炕上，早已铺好了被褥，黄铜的汤婆子埋在棉被里，鼓鼓的，像孕妇的肚子。而几上，则是一壶热茶，那茶壶，套着保温的棉套，像穿了棉袄一样。棉套是用那种家织土布做的，红红的小格子，很拙，很亮，看着就让人一暖，是大先生家乡的风格。
渐渐地，这女人的气息，就无处不在了。先是三岁的凌天，有一天，突然穿上了虎头鞋，戴上了虎头帽，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把他写着“王”字、花红柳绿又拙又憨的老虎脚，伸给每一个人看。这只活生生的小老虎，在院子里，一晃，就晃了一个冬天。再后来，全家人，都换上了家做的棉窝或是俗名“踢倒山”的布鞋，千层底，刷了桐油，每一双鞋里，还都垫着花红柳绿的鞋垫，上面绣着富贵牡丹、喜鹊登梅、月宫折桂，还有万字不到头。餐桌上，常常会冒出一盘花馍，盘成各种花样，点着红绿的颜色，嵌着甜香的大红枣，这也是大先生家乡的面食。还有一碟红油辣椒，他们叫，油酥辣子的，喷香红亮的一小碟，是三餐都少不了的，用来夹热馍吃，那也是大先生家乡最正宗的口味。这大萍，浑然不觉，却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
腊月里，雪一场接一场，屋檐下的冰凌，挂了有一尺多长。耳朵都快要冻掉了，可是屋子里，却是暖洋洋。炉中的炭火，烧得毕剥响，上面坐着铜壶。酒枣开了封，漤好的柿子，也开了封。那酒枣，是她秋天里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每一颗都端正漂亮。柿子则是她一层一层码在坛子里，码一层，中间放一个苹果。酒枣和柿子，都用白麻纸，严严地，封起来，如今开了封，满屋子酒香、枣香，还有那一股温软奇特的果香，扑面而来，氤氲着，是专用来填那些还没填满的空隙的。酒枣和柿子，盛在大盘子里，摆上了大先生书房窗下条案上，人一撩门帘，走进来，熏风扑面。大先生一阵怅然，一阵心痛：从前，这个节令，那条案上，供的是腊梅，或是水仙。他望着这些朴素的、红火的、实打实的果实，眼圈红了。
这一晚，她端来了洗脚水，转身离去时，大先生伸手拽住了她的胳膊。
“你不嫌我？”大先生开口说。
她鼻子一酸，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泪光慢慢蒙住了她的眼睛，她问道：
“嫌你啥？”
“老。”大先生哑着嗓子回答。
她摇头，眼泪流下来，她回身伸手抹了一把。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
那一晚，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时辰。外面，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噼噼啪啪，十分嚣张热闹，是个喜庆的日子。
现在，这一家人，都来在了大萍的娘家。那是个小山村，窝在中条山里，山根下面。那山，可是座宝山，埋藏着各种有色金属，铜、铝矾土，还有别的什么。那里，满山都生长着药材，黄芪、川穹、菖蒲。春天，惊蛰一过，采菖蒲的人就进了山。有经验有运气的采药人，甚至还能挖到冬虫夏草。核桃也是那里的一宝，还有柿子树。冬天，第一场雪后，山坳里，或是向阳的山坡上，柿子树的大叶子，竟然还未落尽，白雪一映，真是精神，就像最红的玛瑙，美不胜收，人看了，就觉得抖擞和感动。
这山中的岁月，在大先生，是避世；在大萍，则是如鱼得水。她扶起磨杠推磨，拿起梭子织布，抄起扁担挑水，进山挖药，下地开荒，没有她不会的。男工女佣，到这时，已星散而去，只剩下做饭的孙大两口子还忠心耿耿跟随着他们。山根下，几孔土窑，一个大院子，安置了这一家人。院子空荡荡的，来年开春，大萍就一镢一镐地开垦出来，撒下菜籽，捉来鸡娃，养了奶羊，是一户过日子的农家了。到夏天，南瓜开了花，茄子、扁豆爬上架，也开了花，黄的黄，紫的紫，大朵小朵，竟也是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的气象。大先生挥毫写下了几个字：竹篱茅舍自甘心。没有宣纸，就写在糊窗户的白棉纸上，算是明志，其实是满心的不甘，不甘心也没办法的事。
这一年，凌香十六岁了，高中还没有毕业。大弟凌寒也将满十五，两个人都失学在家。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一天，有一个人，辗转地从西安来到了这山村里，要把凌寒带出去读书。这个人，当然也是大先生的学生，冒了风险才来到这里。本来，说好了是只带凌寒一个人出去的，可是，事到临头，谁也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个挡道的凌香。
“带上我。”凌香说。
凌香说话，从来不会疾言厉色，可是却说一不二，掷地有声。一家人，除了大先生，人人都很有点怕她，用人、弟弟们，包括大萍。其实，就连大先生，对这个长女也是心存顾忌的，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心疼。她孤僻、冷漠，不爱说话，独往独来，和这家里的人似乎谁也不亲。大先生其实是知道那原因的，正因为知道，所以尤其没有办法。一来二去，弄得大先生独自和这孩子面对时，就总有些小心翼翼，总有些局促和不自然。
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总归是不放心的，何况眼下家里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一下子供两个人出去念书，哪里是件容易的事？大先生犯愁了，踌躇再三，说出两个字，“再说。”凌香听了，久久不语，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一跪，让大先生悲从中来，万箭穿心一般。他从这孩子脸上、眼睛里，分明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神情，是另一个人的复活。这一跪，是悬崖绝壁前的摊牌，是生死的摊牌，不容分说、决绝、大义凛然。
第二天，来人从山里带走的，就不只是凌寒一个人了，还有凌香。凌香走出去很远，一直不敢回头，她知道父亲就在村口那棵柿子树下站着，一头灰苍苍的头发，她怕他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