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子东还是镇长，但邱子东觉得这镇长当得没有多大意思。他依然可以走在田埂上，对那些正在割麦子的人大声吼叫:“麦茬留得太长了!”他依然可以领着几个人，将一只外地来这里偷割芦苇的船拦截下来，让人家磕头作揖地向他苦苦哀求。他依然可以走到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场上，摆摆手:“将那出‘小放牛’演给我看看。”但，他在煞有介事地大喊大叫地发威时，自己都能听出这声音的空洞与苍白。他在油麻地只是虚担了一个镇长的名分而已。那些庄稼人尽管镇长长镇长短地叫着，但他从他们的眼神里却分明看出，他们只是一番客气，
一番敷衍，一番礼数而已。而那些镇委会的班子成员，尽管没有公然将轻视的神情表露出来，但他仍然还是感觉到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无足轻重。他算什么?一架闲置于冬季的风车，一条拖到岸上的船。甚至是朱荻洼这个瘸子，都越来越不在意他了。那天他让朱荻洼送封信到下边，朱荻洼嘴里答应着，人却坐在长椅上抠脚丫子半天不起身。他没有发火，而是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个从前在他面前屁颠屁颠的瘸子。
整个油麻地都在杜元潮柔和而不可抗拒的掌控之下。杜元潮像一只大鸟，它翱翔着，用它的翅影遮蔽了油麻地的一切。
邱子东想走出油麻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也是一只大鸟，大鸟跟大鸟，是不能呆在一棵树上的。他时常想像着外面那个可以任由他恣意翱翔的高阔无垠的天空，渴望着在这片天空下让生命光彩四溢。然而，杜元潮将油麻地变成了一只笼子。冰封三尺的地底下是压抑的种子，无法发芽，更无法青枝摇曳、绿叶扶疏。
他对他的前途已想得很清楚:必须突围！
他在油麻地以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有一阵，他四处在外活动，为自己找一新的落脚之处。那些朋友都很讲义气:“别他妈呆在你那个鬼油麻地了，到我这里来吧。”粮食加工厂、机电站、食品公司、建筑站的头们，都鼓动他，并都承诺给他安排一个好位置。但杜元潮死活抓住他不放。
杜元潮对上头说:“调邱子东走可以，条件是将我免了。没有他，我杜元潮可撑不起这副大梁!”样子很决绝。
杜元潮走一处说一处，他绝对离不开邱子东，邱子东要真的离开油麻地，油麻地将天塌一角。他从不对任何一个人说邱子东半个“不”字，只说他的好话。
有两回，调令都下来了，却被杜元潮连夜给悄然无声地顶了回去。
邱子东只能窝在油麻地。
有一阵，上头要调杜元潮，并要委以重任。邱子东着实暗暗地兴奋了一番:“我不走，你走。哈哈!”
这消息不胫而走，那几天，邱子东明显地感觉到了整个油麻地的变化———油麻地的重心开始暗暗地倾斜，往他这儿倾斜。
杜元潮却没有丝毫的动静，仿佛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一消息一般。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在晨炊的淡烟还哩哩啦啦地往河上、往村子里飘散时，他已差不多走完油麻地的主要地方了。见了年长的，一样的谦和;见到孩童，一样的关爱。一路的问候，一路的指点，步履匆匆。
油麻地很纳闷。
一个月以后，又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杜元潮不走了;杜元潮不走，是因为他不想走。
杜元潮对上头的态度依然是干脆而直截了当的:我哪儿也不去;若要我离开油麻地，我就回教师队伍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我还挺怀念教师生活呢。
他向油麻地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一辈子就呆在油麻地;除了油麻地，他哪儿也不去！
他是一棵树，这棵树决心用富有韧性的长根，深深地密密地抓握住油麻地的大地，风吹不倒，雷轰不倒;老要老在油麻地，烂要烂在油麻地。
油麻地一切如常。
邱子东很失望，是那种麻雀飞到糠堆上、公鸭子见到母鹅的失望。
邱子东心情一不好，就想要戴萍。如今要戴萍已不可能像当初那么肆无忌惮地要了。有时，光约定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就很费心机。要起来，感觉也不像当初那么电闪雷鸣、天塌地陷了。暴风骤雨，也不是当初的自然迸发，而有点儿刻意。一刻意，所有的感觉也都随之变了，常常是草草收场。收场之后，邱子东觉得这样的一种死水微澜式的做爱，更加的索然无味。而戴萍也越来越变得有点儿勉强，有点儿无奈，甚至有点儿无动于衷。
这年暑假结束后，戴萍被调到与油麻地相距二十里地的另一所学校去了。
每年暑假期间，都会有一次规模不小的教师调动。确定谁在何处时，是文教部门与各地方上的头儿一起商量。杜元潮在商量名单的一个十分短暂的休息时间，走到文教干事的面前，很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戴萍倒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会唱会跳，但，她正在和林文藻谈恋爱。两个人在一个学校，好不好?”最后的名单上，戴萍就不再属于油麻地了。
邱子东觉得油麻地已无趣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