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完酒，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没醉，庆子也没醉。庆子把我扔在一条叫胜利的大街上，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说，想一个人走走。
可惜，我一个人没走出多远，黑丽说的那句话又在耳朵边响了起来：“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这太烦了，她的话比她本人更让我烦。我经过一个小店，看上去既像酒吧又像咖啡馆儿还像饭店，招牌上写着：文学小坐。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写过小说，爱过文学，能不进去坐坐吗？！
我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多恶心，我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栽了，我是说理智。
“哎，进来吗？”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我说，“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
“这儿是什么？”我进去。
“文学小坐。”他大声大气地说。
“我知道，我是问，是酒吧，还是……”
“什么都是，是酒吧，有酒，马丁尼和二锅头都有。是咖啡馆，巴西爱尔兰海南岛咖啡都有。是茶馆儿，红绿花，什么茶都有。是饭店，兰州抻面和意大利面都有。你想干什么？”柜台后的男人一口气说完，店里的另外两位大笑起来。
好像这儿应该叫“文学大笑”。
我扭头看看他们，他们没有坐在一起，估计不是一起的。我选了另一个位置。对柜台说：“来瓶日本清酒。”
他看我半天，然后说：“就这个没有。”
“那就从有的里面随便来瓶酒吧。”
“青岛干啤？”
“行。”我选了个地方坐下。
我的干啤上来后，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三个男人喝闷酒，柜台上的那个男人不停地东擦西擦，擦柜台，擦酒瓶，擦，擦……
过了一阵，我心里的无奈有增无减。坐在我右边的男人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我多少有点紧张，不想搭讪。
可他经过我，走到了我左边的男人那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啤酒。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写小说的李大轮子？”根据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写小说的，糟一点儿是个写散文的。
“没有‘子’字儿。”李大轮说。
“反正你是吧？”
“你想干吗？”李大轮问。
“跟你说句话。”
“说吧。”
“真说了。”那个男人像孩子恶作剧似的说。
李大轮轻蔑地笑了笑，好像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他每天都见，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你写的那些小说，狗屁都不是，软不拉叽的，不清不楚的，黏黏糊糊的，还弄了那么多本，还叫什么实验，可别逗我们老百姓了。冲那软劲儿，给老娘儿们看还行，可老娘儿们又看不懂。我真不懂，你干吗要那么写？”
李大轮站了起来，引得我紧张起来，都是东北人，一站起来事情可能就麻烦。
“来，干一个。”李大轮端起酒杯。
“我操，你有病？”那男人虽然是东北人，还是有点没想到。
“有啥病？你刚才说的话，是我一直想说一直都没说的，这还不值得干一杯？”李大轮说完就先干了。
那男人一看赶紧也跟着干了。
“哎，一看你就是东北人，爽快。”
李大轮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哎，”那男人说话喜欢用“哎”起头，“我看那帮傻×说得不对，你这人挺好的。”
李大轮尴尬地笑笑。
“哎，我看你将来准能写出点别的来。”
“还有啥好写的，当作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哎，比如你写点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还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呢？！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东北出的汉奸最多了。”
“真的吗？”那男人受的震动不小，“你这资料准吗？”
“咋不准？！我在图书馆查的。”
“你在哪国图书馆查的啊？你可别是在日本图书馆查的啊！他们日本人净埋汰我们东北人。”
“你别说东北土词儿，埋汰，他听不懂。”李大轮说着指指柜台的男人，“他是牡丹江来的。”
“埋汰就是贬低，说你坏话，懂了？”那男人对柜台男人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哎，你说，那日本人净埋汰咱东北人，那咱们汉奸不是白当了？”
“那还不白当，当汉奸你还想得奖状啊？！”
“说的也是。”他若有所思，“不过，你别太悲观，咱东北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还怕没写的！你写个吓人的，落后的，残酷的，说不定就能让张艺谋看上，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一拍电影，外国人就能注意你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个诺贝尔提名啥的。”
“行了，我看你还是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说来说去又归到外国那边儿去了。”李大轮咕哝着。
“哎，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我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咋拐着弯儿骂我呢？”
“哎呀，你就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我们不是一条路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算个球，你这人真不怎么样。我看那帮人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大傻×！”
“你再说一遍？”李大轮站了起来。
“我再说一遍，你能把我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你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了，你是一个大傻×！”
我扔下酒钱就跑出来了，没有受伤，但是，那个绝词儿一一“傻×”，就像一把大锤把我的心情砸开了，把我的理智砸碎了，把我砸醒了。
我随便走进了一个理发馆儿，让他们把我脑袋上还剩下的那么一点头发剃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