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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女性。自称来自遥远的故乡。她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没有在家里检查别人工作证的习惯。我细细打量她，我真怀疑她来自那遥远的县城。她的衣着很入时，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领衬衣显然是价值不菲的来料加工然后又“外转内”的三件套；只是脚上的一双半高跟鞋样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气；不过在我们这个大都会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让港台而鞋袜大为“露怯”。据说有位境外的摄影家来大陆后专门拍了一组都会女郎的照片，裁为两截刊载在杂志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说明词是：“猜一猜，她们行走在香港、台北还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说明词则是：“不用猜，全是大陆靓女。”来客落座后进一步说明来意，是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况。我不免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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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舅舅是我母亲的从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唤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应称为八姨父，因为觉得绕嘴，他姓曹，我便称他为曹叔。按说“七舅舅”这么三个音节的称谓也够绕嘴的，但不仅是我，我们家族中与我平辈的，也都不简化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们，提起来也是说“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说成“你七舅”如何。多一个音节少一个音节值得这么细交代么？值得。细细推敲，“曹叔”、“七舅”这类双音节称谓，似乎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而“七舅舅”，就化为柔曼的韵味了。的确，回忆起来，我的这位七舅舅，无论形象、性格、做派，都绝少阳刚之气而只使人联想到天鹅绒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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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已随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两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觉得他处处都是圆的。圆圆的脑袋(他不留长发，我每次见到他，他总像刚从理发馆里理完发出来，不是时下时兴的那种有棱角的“板寸”，而是随头形而保持等长的短发），圆圆的光下巴；圆圆的肚皮；圆圆的手；圆圆的鞋头。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圆形的。母亲一旁对我说：“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刚下火车哩。”我叫过七舅舅，便去亲热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没有什么特色，但我记得母亲多次谈过，我落生时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个助产护士。七舅舅是个牙医。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时间来北京游览。他们来自上海。父亲因为天天要去机关上班，不能陪他们，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但一来体力不支难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须在家里安排饭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们，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学、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课堂上托腮与他们一起神游。
别看七舅舅那么富态，似乎行动不那么利索，他的游兴可真浓得出奇。天天早出晚归倒也罢了，他的一大特点，是要按照旅游地图和指南上所标示介绍的一一游遍。没几天以后我就发现七舅母宁愿留在家同母亲折豆角、擀米粉、聊闲天，也不愿再随他出游了。七舅舅的旅游地图和指南不止一种，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于当时新出版的，有多少种他就买多少种。一天吃早点时他问我父亲：“利玛窦墓怎么个去法哇？”我父亲称得上是个“北京通”了，在这个问题面前却也张口结舌。但傍晚时七舅舅兴冲冲地回来了，满面红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终于在阜成门外的一个什么旮旯里找到了利玛窦墓。我母亲问他风景究竟如何？他说有一块碑，他见到了。
父亲望望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后来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听父亲向母亲议论七舅舅说：“他那个人呀，连利玛窦墓那样的小风景也不放过，可他根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哪里品得出滋味来？他是急匆匆地把旅游图和指南书上提到的地方都转上一圈，满足于到此一游罢了。比如利玛窦，他究竟知道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多少事迹呢？”母亲夫唱妇随地说：“是呀！不光逛风景如此，就说看戏吧，他是什么戏都要看，可他连好戏孬戏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见他感动喝彩，孬的也不见他厌烦皱眉……”
七舅舅来京时，的确几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饭便赶往戏园子看戏。话剧对于他来说不算“戏”，他只看古装戏曲。我父亲陪他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小哥陪他看过程派青衣赵荣琛的《荒山泪》，我母亲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场次就更多了，我总是闹着要跟七舅舅去看戏，多半是让母亲强行留下，让我在家温书，但总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戏，但并不懂戏。京剧、昆曲、河北梆子、蹦蹦儿戏(就是评剧)、曲剧(当时刚刚形成)以及恰逢进京演出的汉剧、豫剧、赣剧、花鼓戏……他都一视同仁而并无偏爱。一流剧团大名角儿演的戏和末流剧团四流演员演的戏，他都一样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样地认作享受还是同样地当作消磨时间。记得有一回我同母亲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场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戏，一位嗓音沙哑的小生在纸片搭成的“望乡台”布景上唱个没完，我打完个瞌睡，一睁眼，那小生还在唱；再打完个瞌睡，再睁眼，还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边的七舅舅，他坐姿不变，但双眼合拢，他不仅在打瞌睡，而且还在均匀地打鼾。显然他比我更难享受那小生的绵长咏唱，但散戏以后，登上三轮(那时七舅舅出游及上戏园子多半雇三轮)，搂着我坐定，七舅舅却悠悠地自言自语一声道：“唱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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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刚才讲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为我父亲和母亲谈及的话题。但七舅舅毕竟是我三亲六眷中的一员，所以等我上到大学以至工作以后，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况。据说七舅舅的医术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头几把交椅，解放后头一回评定工资他就挣2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工资直到十几年前听来还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轻易直接给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养徒弟，他的徒弟总是同他建立起一种类似父子至少是类似叔侄的亲昵关系。有几位干脆就拜他为干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后来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医。据说上海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都经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给治牙镶牙，倘若他亲自出马，则更觉荣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们还有两点广泛地为人称道，一是对普通的市民患者与对上述人士的态度绝无差别，二是绝不靠医术谋求额外的好处，小礼品有时收下一点是因为不收似乎过于绝情，贵重礼品则坚辞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时间，据说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吃馆子，一是进戏园子。他终于吃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胖子，但始终没有看戏看成一个行家。他吃东西绝不忌口，各种风味各种菜肴他都乐于品尝，并且还亲自在家里同七舅母一起自制水豆豉和豆豉，这是两种我们家乡的家常佐餐食品。制作过程中都要刻意让黄豆瓣长上霉菌，按说他们两位大夫应该最忌讳这种食品，但他们几乎是无一日不食这类东西，还有糟蛋、腌肉、熏鱼等等。说来也怪，他们吃了一辈子时下保健书中谆谆告诫不宜食用的这类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却都没有患上癌症。
上海这地方说实在的除了吃馆子进戏园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风景真是没什么风景，于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间，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风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费乘飞机游过海南岛，以那个时代的总体风气及他胖大的身体而言，真不可不称之为壮举。据说他每去过一处就在他保留的旅游地图及旅游指南书上在该处画上一个圆圈，颇有某类高级干部圈阅文件的架势——永远只是画圈，而并无一字一句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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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说明七舅舅是个绝对不问政治的人。过往北京的亲友们，特别是我这一辈的，常常传说一些关于七舅舅的笑话，比如他家中虽然既订有《解放日报》又订有《文汇报》还加上《新民晚报》，但这绝不是因为他对时事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兴趣(很长时期里这些报纸的时事报道是大同小异乃至于完全相同的，最关心时事的人也订一份足矣)，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的广告栏中戏曲演出的广告常可互为补充，如有一两份报纸因故未登完全，则另一份报纸上必可钩沉，便于他遍看诸戏。上海最常演出的戏曲是越剧和沪剧，尽管七舅舅始终不会说江浙话并且不能完全听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对越剧和沪剧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饴。
有一则轶闻大约过分夸张，属演义性质，但听完细想，倒也恰能传神。据说60年代初，大约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通过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暴露于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饭桌上听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几乎每餐总要留亲友乃至偶然造访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饭——大声议论时事，不禁难得地开口问道：“怎么？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怎么才知道！都撤了一两年了！大家争先恐后、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输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轻松而闲适地吃饭，也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大家讲的政治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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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我惊吓成了一只傻鸭。但到1966年秋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以及第一茬“革委会”相继被“造反派”轰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现了一种绝对混乱的局面，绝对的混乱造成了权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松了一口气，适逢“革命大串联”之风兴起，因此我也便裹挟在“大串联”的旋风里，挤进了沙丁鱼罐头般的硬座车厢，钻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几个小时，串联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时，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时并不同他们通信，依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准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真不知我能否顺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离市中心并不太远的近郊新居民区中。我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们二位。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约属于上海市民中最早住进单元楼房的幸运儿。他们的住房宽敞而整洁。七舅母见到我是“惊呼热中肠”，七舅舅呢，却淡淡的，仿佛我们不是十多年未见，而是昨天才刚刚见过。我见他们的家具摆设十分质朴，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破四旧”时把那些碍眼的东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儿瑶表妹住在他们那里，遂告诉我，他们这里原来也并无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我在那里住了几天，渐渐知道多年来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么过的。他们过得很舒服很实惠，应有的尽有，但避免一切多余的“符号”。比如他们的床虽是宽大的席梦思床，但床栏绝无新奇的样式与装饰，铺的床单、枕巾、枕套以及罩单，质地优良但一律素色或仅有条纹或格子，没有一点花朵或其他的图案；沙发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样单调而古板；墙上不挂任何照片、图画或装饰品，没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纯装饰性的摆设；暖水瓶有好几个，但也都是素色外壳的；走进卫生间，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没有图案的；书架上除了医学书和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游图和旅游指南其实算不得什么“四旧”，但“文革”一起来都当废纸卖掉了。瑶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壶给我看，笑着说：“惟一有点‘四旧’的就是这只壶，是六娘给七舅舅他们买的，上头原来有牛郎织女渡鹊桥的图画，可是我拿张白纸往这上面一糊，就连这点‘四旧’也没有了。‘红卫兵’也来查过，连他们都说：‘呀，没想到这家人真连一点‘四旧’都没有！’……”再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七舅舅连旧照片也一张未保存过，打开他的衣橱，也找不到西服、领带，他都是中山装——当然质地都很好，但样式绝无问题，衬衫都是白的；他也不爱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旧的、半旧的和新的布鞋。
瑶表妹见到我兴奋不已，不住地问北京方面的这个那个，打探小道消息，同时也不停地告诉我上海方面的这个那个，散布许多的传闻。七舅母偶尔插进来问一句说两句，七舅舅却既不问也不说这类时事，只简单地问问我父母的身体，特别是牙齿的状况。
“文革”使得七舅舅无古装戏可看，并且也无法外出游山逛水，连上饭馆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着他的乐趣——就是在家里自己烧菜自己吃。“文革”毕竟革不到餐桌上来，反正七舅舅有钱，只要一早挽着菜篮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转，他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便川流不息，他烧的菜比七舅母烧的还要可口。我住在他那里“串联”的十多天里，就吃到他的拿手菜红焖肘子、红烧狮子头、麻婆豆腐、白斩鸡、樟茶鸭子，以及椒盐田鸡腿、怪味田螺、清炖乳鸽等以往我从未吃过的东西。因为他品尝的经验十分丰富，所以他烧菜的路数不拘一格，并且常常按自己的爱好加以发挥创造。我说肥猪肉简直没法儿吃，他不是像我母亲那样，以“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来压服我：“饿你几天，你就要抢着吃了！”而是默默地埋头操作，他把肥多瘦少的猪肉白煮之后，又放进冰箱(他恐怕是上海市民中最早使用冰箱的；那冰箱记得是医用冰箱，七舅母说是医院要进新冰箱，淘汰下来折价给他们买下的)搁放一阵，然后取出来，切成小小的薄片。然后用酱油、醋、精盐、白糖、味精、麻酱、葱花、蒜泥、辣油，少许白酒调成汁液，把那肉片一拌，端到我面前，让我尝，我一尝真叫可口！瑶表妹一旁自豪地说：“这可是七舅舅的一绝！白煮、冷冻、切片和调料都要掌握好火候分寸才行！真是人见人爱，百食不厌！这样的肥肉片，不吃饭的时候，当零食吃也行，再佐以一杯热滚滚的绿茶，真是神仙一般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口有余香。从那以后我对肥猪肉不再一概排斥了。
七舅舅他们医院，自然也有如火如荼的运动，也确有人按运动的逻辑自然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范畴之内，但他没有丝毫的民愤，因而引不出一张大字报来。当昂首的“造反派”把医院里的高薪大夫们集合到一起，并“勒令”他们每天一早必须到医院清扫厕所时，他们望到自动入列的七舅舅，却都禁不住一愣——原来七舅舅多少年来就是一个最爱主动帮助勤杂工打扫厕所的人，曾广泛地被视为有洁癖和怪癖的怪人——他不能容忍医院任何一处的厕所——包括那些他自己并不会去使用的厕所——有一点脏乱差的景象和飘出异味，而且他并不是用提意见或提建议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身体力行地去打扫消毒和保洁，这感动了医院所有的勤杂工，他的徒弟以及一部分大夫和护士乃至于科室人员，最后并带动了院长和党委书记，使他们那所医院成为厕所最清洁的医院，一个地方的厕所既然清洁了，其余的场所的清洁程度便不言而喻了。这情况也使得他们医院对“牛鬼蛇神”的这种惩罚变得远不像其他单位那样显得屈辱和难堪。“造反派”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反过来好言劝喻七舅舅这时候不要再参与清扫厕所的劳动。于是七舅舅自动提出来去院落里帮助勤杂工收拾花木。当然，除了这种“改造”性质的劳动，大夫们也照常给病人们看牙，七舅舅亦然。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人打烂了嘴巴，他们都愿意让七舅舅及其徒弟们来处理，七舅舅及其徒弟们对双方一视同仁，耐心、细心、精心地给他们治疗，该拔的拔，该补的补，该镶的镶。
瑶表妹总结性地对我说：“七舅舅没人冲击他，固然是因为人缘好，无民愤。可最重要的还是他并非当权派，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个政治白丁，他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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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舅舅终于还是受到了专门对他而来的冲击，那是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瑶表妹的信，她在信里简单地说：“原来七舅舅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1927年在江西脱党！现已被医院‘革委会’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在北京当时俗称“办死班”——即被指定在一个不许回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交代问题，又借用托儿所的名词，叫做“全托”，要由家里人送去被褥脸盆牙刷牙膏粮票饭费之类的物品，非探视时间不许见面。我见信大吃一惊。我之吃惊倒还不在他的脱党，而在难以想像他那么一个人怎么会一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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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的那位不速之客——来自故乡的女郎，坐在我面前，自称她是县委下面一个专设的县志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具体负责县志中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史料这一部分的搜集、整理与记录成文工作。
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女郎：我们给您寄出过好几次征集资料的信，都收到了吧？
我：收到了。大概有三次吧。
女郎：对，两年里一共三次了。您怎么不回我们一封信呢？
我：当然，这不礼貌。可我也实在提供不了你们需要的资料。据你们来信说，我七舅舅竟是1923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县里第一届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可是，我比他晚生三十多年，又不曾长期生活在一起，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这些事呢？况且，他也去世十来年了……
女郎：你母亲，你父亲，会知道他许多情况，难道你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过？
我：“文革”当中，1969年，七舅舅被当作“叛徒”揪出来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以后，我才听父母，主要是我父亲，讲到七舅舅的一些往事……可是，那恐怕并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因为你该知道，我父亲从来没跟七舅舅共过事，他讲的那些七舅舅的事，只有小部分是从旁观察得来的印象，而大部分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辗转相传的东西，恐怕变形得厉害，难以当作历史的……
女郎：你父亲知道你七舅舅曾是县里第一届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吗？
我：我想他并不知道，他从没提到过这一点。1923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方求学，并不在故乡了。
女郎：可是你七舅舅1924年也到北京来了，追随你爷爷。并且在1925年同你爷爷一起去了广州，投入了大革命……
我：这我当然听父亲讲到过。但是你也该知道，大革命失败后没几年，我爷爷就去世了，我在那以后十多年才出生，根本没见过我爷爷，所以关于七舅舅追随我爷爷参加大革命的事，光凭听我父亲那么一说，能有清晰的概念么？
女郎：当然。可惜你父亲和母亲也都过世了。我们修这段县志动手太晚了！不过你要是能提供一点从你父母那儿听来的资料，对我们多少总有点用处。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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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愿意对那故乡来的女郎讲述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一切。
我很早就发现父亲不喜欢七舅舅。七舅舅被揪出来以后，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溢于言表。我不愿意转述这些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怕伤害了母亲一系的家族感情，而是因为怕人们误解了我的父亲，以为他是一个落井下石或者思维偏激的人。父亲对我讲到七舅舅的种种事情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潜意识深处激荡着的因子不仅繁杂而且相互撞击，而这又与他本人及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一些人的命运遭遇直接有关。我或许永远不能深入到父亲的思路和意绪中去，因而我如转述很可能都是些无意的歪曲。我最好还是凭借我自己的想像力来勾勒一切，把父亲提供的材料糅进去，当然，也有母亲及其他人提供的某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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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还得从我爷爷讲起。我爷爷一度是故乡最有名气的人物。他到省城参加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这样他就来到了北京，以图进一步的功名。当时西方已敲开中国这座巨大庙堂的殿门，连朝廷也认可派举子出洋深造是一种有益于加固中国殿堂的措施。于是将两条路摆在众举子面前供他们抉择：一条是像老规矩那样在京等待委派官职，另一条则是出洋留学。我爷爷选了后一条路。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人类学。结果他同许多留洋举子一样，不但没有通过留洋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反倒滋生了猛烈的掀翻古老殿堂的激进思想。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到北京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过从甚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各种家里人不甚清楚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在蒙藏院(清朝覆灭之后国民政府的一个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任佥事，这也是他挣钱养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不知道为什么凭借这样的身份和经济来源他能一度生活得那么好——父亲把那一时期称为“朴园时期”，朴园是爷爷租住的一所位于北城净土寺街的大宅院，宅院的格局次于王府贝子府贝勒府，但绝对高于一般阔人的四合院。据父亲形容，住房部分有精致的穿堂倒厅、穿山走廊、回廊别院。其中央部位的房屋是歇山顶带卷棚的高大轩昂的建筑，有着花雕金边靛蓝底子凸起金字的廊柱对联，并在气派十足的正屋正门之上悬有一块大匾，匾上书有“朴园”二字，这所大宅院的总称谓即由此而来。宅院前部及一侧有土山太湖石及无数高大的树木和丛生的花草灌木，其间点缀着旧亭荒榭、石桌石凳、古井灯台，由于久未刻意收拾而任其生灭，因而充溢着神秘的气氛。
朴园时期，我爷爷享受着一种特殊的尊敬，那就是来自遥远故乡的进京士人的崇拜与投靠。据说那一两年里，几乎每个来自故乡的读书人都不仅一定要来拜望我爷爷，争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且常常就留宿在我爷爷家中，那大宅院中的一些偏房几乎成了同乡会馆式的免费宿舍。开饭时就更热闹，不仅留宿的人都坐下来白吃，更有并不住在朴园而特意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赶饭的。所以据说爷爷家那时候雇佣的厨子就有四个之多。白米捞饭和白面馒头每顿都是用大笸箩往饭堂里送，菜肴和热汤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高级，但分量颇大，大盘大碗地往桌上端，还总有泡菜和霉豆腐佐餐。据说每顿开饭时人们并不固定座位，随便乱坐，一般当然都愿与我爷爷同桌，但我爷爷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多，回家吃饭时候少，所以很难获得与他同桌的荣幸。但我爷爷因为一脑子新派思想，所以并无架子，他回来吃饭时，常常端着碗，主动移到这里那里，边吃边同故乡来的年轻人攀谈，有时候突然来吃饭的人过多，菜供应不上，我爷爷就用筷子，敲着桌上的霉豆腐碟子，乐呵呵地说：“你们莫忙，莫忙啊，把这个留给我啵！”而也就偏有调皮的年轻人连那碟子也端走，笑嚷着：“先生吃白饭！我们白吃饭！”我爷爷便仰脖大笑，常常把嘴里的饭喷了出来。也有时候突然某顿并没有多少人来吃饭，我爷爷便皱眉，显然心里在嘀咕：今天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还没有冰箱，厨师怕做多的饭菜馊掉，也唉声叹气，也确实经常馊掉许多，只好便宜了来捡泔水的郊农。
七舅舅原只不过是众多跑到朴园来赶饭的故乡青年之一。他究竟是来朴园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来朴园后、甚至是经我爷爷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或别的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哪位早期共产党人后在北京加入的，还是他在几次往来于故乡——北京——上海之间的过程中在故乡或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加入的。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档案材料上是写得一清二楚的。这一点来自故乡的县党史修撰者也毋庸我来考据证实——但有一点父亲告诉过我：我爷爷很喜欢七舅舅，甚而从喜爱发展到宠爱。
那是个大革命的时代。1925年年初，我爷爷决定抛弃朴园，把奶奶、我父亲和当时尚未成年的几位姑姑移到远比朴园狭小简朴的四合院中，前往广州参加革命。他决定把七舅舅当作他钟爱的弟子及亲密战友带走(其实就七舅舅方面而言，无需谁把他带走，他是把我爷爷视为可爱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辈，愿推动他进一步加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利革命事业)，这大约引发出了我父亲与爷爷同时兼及七舅舅之间的尖锐矛盾——须知我父亲当时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凭什么他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维持一家的生活重担？凭什么他就不该前往迸发出诱人的革命魅力的广州，也成为一个惊涛骇浪中的弄潮儿？难道七舅舅就真比他强么？难道爷爷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亲生儿子一起更感到昂奋而快乐么？
但不管怎么说，爷爷同七舅舅一起去广州了。北京的一大家子人，并不能及时得到爷爷从广州汇来的钱，后来更干脆一个子儿也收不到，恐怕是爷爷根本就没有再寄，我父亲，当时也不过才20岁的样子，便在对爷爷爱恨交加的感情冲击中，咬着牙挑起了越来越沉重的家庭重担。
七舅舅呢？他是快快活活地革命去了！一身轻松地弄潮去了！据父亲告诉我，七舅舅年轻的时候不但不是个猥琐的胖子，竟是个身材颇显修长的健壮男子。他蓄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并且蓄着一腮一下巴的胡须。父亲曾挤在人群中听过七舅舅演讲。据他形容，这位与他同年龄的布尔什维克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与雄辩。他纵论天下事，横扫当世雄，像一支火把在劈劈啪啪地尽情燃烧，不打手势时，他两手手背贴在后臀上，打手势时，他的一只手或双手突然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来，五指用力地张开，“赤潮澎湃！”“惟我工农！”当这类词语从他口中喷出时，听众中的一部分会狂热的鼓起掌来，而一些剪着短发、穿着月白肥袖短衫、深黑百褶短裙、长统厚袜子、带绊布鞋的新女性，便会从仰望着他的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连我父亲的恋人——我的母亲，当时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七舅舅的从堂姐妹——也是如此；父亲回忆起这类情景时，心头肯定是五味交织。
北伐军节节向北推进。据说我爷爷和七舅舅都担任随军的军医。爷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便上过医学课，后来又专门去修过外科，七舅舅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一位教会医院的洋医师学牙科，因而他们担任随军医师自然相宜。据说终日处于激昂亢奋状态中的七舅舅面对着送入野战医院的鲜血淋漓的伤员，常常一边心疼地抢救，一边大声地用家乡话中最刻薄凶狠的脏话骂军阀及其走狗，还常常不顾我爷爷及其他军医的劝阻，跳着脚要去参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且在汀泗桥一战中，果然擅离野战医院的职守，跑去强行参加了敢死队。据说他高举着一面北伐军的战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么图案的旗帜)，在烽烟中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列，并终于把那面旗帜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热情、浪漫、豪放，一时传为佳话。
我爷爷和七舅舅随着胜利的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城。那时候我还远未出生。后来我从教科书上和老师讲述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国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我爷爷同一位“马日事变”后从湖南逃出来的女赤卫队长(几乎比他小30岁)，一起前往上海同居并开辟新的局面，七舅舅则辗转到达江西南昌。后来就有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并使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年8月1日永志不忘这一壮举。那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七舅舅生命历程上的一个转折点。
传说起义前数小时，召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北伐军军官会议，后来彪炳于史册的几位人物主持那次会议，他们宣布了起义计划，并郑重地说：愿意参与的，留下来；不愿参与的，可以坦率地表白，发放路费请速回乡——当然，不允许做有害于起义的事。七舅舅出人意料地当场走上前去，冷静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愿。他不参与，他将于第二天返乡当一个牙科医师，他绝不会投靠国民党或别的什么政治派别，他将永远从政治中退出。他不领所发放的路费，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钱供他退出。说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出了会场，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许多目光逼视着他，他却双眼不看任何人，匀速运动地走出了大门，消失在苍茫夜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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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不仅有一般政治道德标准的依据，更多的，是他以自身及另外一些亲朋的遭遇与之作平行对比，而切肤般地感受到一种不平。
父亲向我披露七舅舅的这段政治隐私，已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父亲已从一所军事院校被强行“复员”回到遥远而偏僻的故乡。其实父亲早在幼年时期就随我爷爷奶奶迁到了北京，后来几十年间从未回过老家，并且他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从北京国务院一个大部调去的。他之被强行“退休”回乡自然是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父亲遭难时，七舅舅却依然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前面讲过七舅舅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受到过冲击，被“揪出来”送进了“死班”“全托”，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为他落实了政策——认为他的历史问题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脱党而不能算作叛徒。确实也是，他毕竟是在主持起义的共产党领袖宣布了可以退出以后，当众明明白白退出的。他退出以后确实回到故乡、后来又到上海当了一个只给人看牙绝不参与政治的牙科医师。据说国民党在“剿共”时期也曾派特务严密监视过他并骚扰过他，但他确实没有再同共产党保持任何联系并且也确实没有向国民党提供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机密；又据说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及抗日战争后表示要实行政治协商期间，派大革命时期与他交往过的要员上他家去动员过他，让他出来在某种花瓶性的政治组织中充任某种插花角色，而都被他婉拒，他见到这类造访者都只热衷于为他们全面检查牙齿，并提供口腔牙齿保健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最后人家也便听任他当他的牙医。
不知道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时七舅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当他的历史污点曝光后，而社会又处于稳定而开放的状态时，他们医院中的一些人，乃至我们家族中的一些晚辈，都曾发过这样的议论：倘若那一天七舅舅不是从会场上退出而是依然保持一种昂奋的状态，那么也许率领解放军进城的将领中就有一位是他。但七舅舅似乎从未流露出过他对这一巨大历史进程的心情。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埋头为患者精心治牙。
又据说上海解放不久，一位很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被引到七舅舅面前治牙，那秘书正向那领袖人物介绍七舅舅是怎样高明的一位牙医，那领袖人物却突然快活地大叫一声，把秘书撇在一边，呼唤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当年的名号，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叙起旧来——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们在北伐进军中的几桩往事，七舅舅含混地应答着，只管笑眯眯地请他的这位故旧坐下来看牙。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连七舅母也难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当政协委员，七舅舅拒绝了；要给七舅舅挂医院副院长的名(并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绝了；后来又有统战部的人来动员七舅舅到“民革”中当个什么(因为当年在广州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绝了；派报社记者来采访他，要表彰他的医术医德，他称病挡驾了；请他出面会见招待来访的外国医务界人士，他推脱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送来请柬请他出席市里的大型宴会、集会或观看演出，他也都没有去过。更为古怪的是，医学方面的协会、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他也不参加，医学方面的杂志向他约稿他也从不投稿，后来院里打算让他的徒弟记录他的临床经验整理成书，他也摇头说：“写下来有啥子用哟，我教给他们做就是了嘛，他们日后再教他们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终于不曾挂过任何职务，不曾有过任何头衔，报纸书刊上也不曾出现他一次名字，他也没有留下一篇论文更别谈留下一本专业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个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论被列为“毒草”惨遭批判，最后竟被“复员”到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故乡，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呢？为什么七舅舅“逍遥法外”，而他却在劫难逃呢？我父亲还向我提到了一串亲朋的遭遇，他们当中大有与七舅舅同时参加革命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优秀之士，却挨斗的挨斗，受罚的受罚，甚至惨死的惨死……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跟我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有一位叫贺龙的元帅是怎么死的，当七舅舅啃那只炖得烂烂的香香的蹄时，贺龙元帅连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得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