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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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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都善于适应环境,人也不例外。

 黄公愚很快就习惯了家中的新秩序。子女们各管各饭,大多早出晚归。新来的姜阿姨只做他和祁阿姨的饭,伙食明显比过去好了。院内也较以前安静些。只是夏平每日不在家中陪伴,颇觉孤寂。听说有个老年人俱乐部,不远,便与一两个老朋友晚上相约着去了。

 一块钱一张门票。里面是个雅致的礼堂。中间是舞厅,有乐队,四面有些活动间。一桌桌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香烟袅袅,茶气幽幽。围观的比下的、打的人更多,看样子都是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热闹又不喧嚣。还有搞书画的,几条长桌上铺着白毡子和大幅白纸,摆着笔墨,围着一群老先生在写,在画,在评议,在切磋交流。有些字画挂在了墙上,众人指点。有一堆人在讨论气功,什么“内养功法”“强壮功法”“小周天练功法”“放松功”“意功”“太极捧气功”还有“因是子静坐功法”一是静坐前后的调和功夫,二是止观法门,三是六妙法门。详而又详,玄而又玄。要买烟,买酒,买冷饮,买茶糖糕点,礼堂一角有个小卖部,全是高档品,年轻的女售货员冲你甜迷迷地微笑。舞池里不满也不空。有几十对在舞,多是老夫老妻——那是一眼就看出来的,也有不是夫妻的。来俱乐部的有不少单身的老头老太太,还有些不算老的五十来岁的妇女,他们都坐在舞池周围的一张张圆桌旁,看着聊着。“这倒是个说话解闷的地方。”他说。“可不光是说话解闷。”老朋友在一旁谑语道。“还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他指了指舞池。“不,这还是丧偶的老年人找对象的地方。”老朋友点破道。他一听仰身哈哈笑了,表明这很有趣很可笑,心中却不禁浮想起在清华大学盛律明教授家做客的情景,那一对新婚的老年夫妻。

 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她若有所失地来到天坛公园的“英语世界”这儿依然熙熙攘攘,松柏浓荫下,是密匝匝的人群和ABCD的声音。看了一遍,细细的,没有他。接连几个星期天都不见他了。周围接连有人与她用英语会话,她一一应对着,最后不再搜寻了,终于设法把他忘了,使自己逐步投入英语会话的兴奋中。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外移动,她礼貌地终止会话,犹豫地穿过人群,来到“世界”之外。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背影,垂着头在树下踽踽独行,偶尔往“英语世界”看看。那背影的每一线条都很凄凉,像是被人群遗弃了,又止不住想来看看。她迟迟疑疑走到他前面,是羊士奇:蓬头,胡茬很长,眼窝下陷,黯然无神。

 “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都洗完了。女儿早睡着了,于粉莲也躺下了。他一个人缩在厨房里铺开书籍、资料、稿纸,还搞他的翻译。桌子太小了,灯光太暗了,空气太热了,他却在深夜的苦行中得点麻麻木木的安慰。我活得不像个人,可我能忍。厨房里满是油腻味,灰老鼠无声地溜来溜去。街道像铅色的剪纸,风一吹就皱了。一把大扫帚扫来扫去,一双老女人的小脚狰狞地从大黑袍下露出来。一个老头戴着黑皮帽,在严冬的城市中驼背走着。冥冥夜空中,一座剪影般的塔式高楼睁着雪亮的独眼,阴险无比…

 第二天中午,他下班一回来,看见家里烟雾腾腾,于粉莲站着,脚下一铁盆灰烬,有的还白中透红地微燃着。他疑心了,再一看,自己所有的书籍、资料、笔记、手稿——其中有他已翻译了三十万字的一部书稿,都不见了。

 “你——…”他浑身哆嗦了。

 “我把它们都烧了,我不让你再搞这些。”于粉莲说道。她恨这些书籍纸张,看着它们她就有不安全感。

 “你这是干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从来未有过,吓得于粉莲一颤。继而他又发现不对:他的书籍、资料、手稿很多,就这么一盆灰?“它们还都在哪儿?”

 “太多了,烧不过来,我都卖破烂了。”

 他抡起手臂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疯了一样跑下楼。

 收破烂的去哪儿了?天昏地暗,凉风掠地嗖嗖吹过来,雨点打得脸生疼,哗哗几阵下成瓢泼了。雷电闪着,马路成了河。他像只瘸狗在街上挣扎着。废品收购站去过了,哪儿还找得着?满街一片灰冷。扑哧,他滑倒了,雨浇在脊背上像要掩埋他。活埋人,土落在身上大概也这样舒服?混浊的水在身体四周冲刷着,还不如埋在水中死了。有人蹚着水从旁边走过,雨靴,赤脚,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这么多人都站着,他只能趴着。一道闪电照亮了灰暗的街道,他撑着爬起来,旁边就是法院,白底黑字的牌子。他跌跌撞撞往里走,他要离婚。离不了婚,他就不想再活了。

 他不知道于粉莲打着一把伞在大雨中到处找他。他也不知道,他在闪电中挣扎着站起来时,她东张西望地看见他了。可她又看见他进了法院,她咬牙了,她再也不能失去他。她宁肯把他喂狮子,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也上法院。他的离婚上诉被驳回;而她告他虐待罪的上诉则在受理中了…

 他断断续续把情况简单讲了。夏平想安慰他,没找到话。两人在长椅上坐着。几个小男孩在近处玩飞盘,一个绿的,一个粉红的,飞来飞去。不时滴溜溜滚到这儿来,引来小孩急跑的脚步。

 “你去人生咨询所了吗?”夏平问。

 “去了,你介绍的陈晓时我见到了,他分析得很对。”

 “他告诉你怎么办?”

 “有些情况是谁都无能为力的。”

 “你再找找他。”

 “…好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我看清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法院判我虐待罪,劳改几年,这倒好,只要能离婚,关几年也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这样下去。”他微微抬起头,脸抽搐着“天下还有比这不讲理的事吗?”

 “…”“我是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自由?”

 “你们好自由哇。”突然一声大喝,于粉莲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面前。

 羊士奇僵了,夏平也呆了。

 “上次我冤枉你们了,这次没冤枉你们吧?大天白日的在公园里胡搞,还有什么说的?”

 小华呆呆地坐着。窗外下着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电大补考总算及格了,有资格接着上下去了。暑假还有最后几天,这些日子每天下了班闲逛逛,胡乱温温书。怎么又翻开《精神病学》了?放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怎么又胡乱想开了?尽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腿。不想了。

 再过些天就三十周岁了。在内蒙建设兵团种过几年盐碱地,现在已是十三年工龄的“老工人”了。三级,铣工,工资四十五块,电大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再熬两年拿文凭,三十二岁了。身高一米七四,勉强够标准。相貌不错,二十岁时都说自己是漂亮小伙儿呢,现在胖了。从兵团那么苦的地方回来,能不发胖吗?体重一百五,裤腰二尺七。以后再节食吧。现在又上班又读电大,少吃了顶不住。头发还挺硬,说明自己肾气不亏,还结实,还有劲,还…这就不能说了,墙上贴了好几张半裸的女人像,健美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他的目光总是留在一张上,姐妹俩,外国的游泳运动员很丰满很健壮。他喜欢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太娇小的——没多大劲。身子有些热了,他索性脱掉背心长裤,穿着小裤衩在屋里走来走去。走走停停,看看那些半裸的女人,又垂下眼看看自己。确实太胖了,肚子都大了,没有腰。怎么才能不少吃又减肥呢?跑步?每天觉都睡不够。肚子上这块脂肪,如果能用刀割下去就好了,一下匀称了,显年轻了。这么个肚子把年纪全添上了。

 外面走走。每日步行四十分钟以上,据说就能消耗多余脂肪。哗,自动伞打开了,斜着出门。院子里一片水泊,罩着千万条雨丝。到底有多少条?这不是不能算。眼盯着,看一平方厘米——面积太小,不好看,看十乘十,一百平方厘米中落多少雨丝,再一量院子的面积就有了。怎么又立在这儿呆了?穿过院门洞,推开沉沉的大门,门受了潮更涩重了,到了外面,好清凉。一个个院墙水洞往外急流着水,屋檐挂下一片片瀑布,胡同变成河渠,白汪汪的朝前奔,对面一个山洞,火车呜呜地进了隧道,憋一阵又钻出来,天光地明,又入隧道。这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这个院门,自己来来回回过了几次。想遇见她?院门闭着,石头台阶冷水汪汪。嘎吱开了,出来个弯腰瘦老头,举着伞一跛一跛地走出胡同了。再也没人出来。见她几次了?四次?第一次她就冲他笑了笑,因为她从院门跑出来,差点撞上他的自行车;第二次两人在胡同口相遇,她又笑了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第三次是在胡同里,两个人都骑着车,半夜,最初她有点紧张,及至认出是他,又冲他笑笑,这一笑最动人,她推车上台阶,进院门时又回头对他说了声“拜拜”这是相互说的第一句话;第四次呢,怎么想不起来了?他虽然一直想再遇见她,可始终不知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家院门口白白走了多少次。

 雨没完没了,他走来走去没完没了。烦,没完没了。憋闷,没完没了。不在这胡同里来回走了,再走一个来回,碰不见她就上街。还是冷清清的院门,还是紧闭的红漆脱落的大门,再走一个来回。往东五十步,往西五十步,低着头只看自己的脚。院里出来人听声也知道,眼巴巴瞅它干什么?这院里的人都死了?不走了。再走最后一个来回,再不见她,就永远不想见她了。还是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算了,上大街吧。天安门那儿多宽敞。不,再走最最后一个来回,往东一百步,往西一百步,这次不见她,就是她跪在面前也不看她了。可还是一个冷大门,他简直暴怒了。再走最最最后一个来回,如果再碰不见她,就视她为最大仇人。她就是裸体跪在面前,他也不瞅一眼,甚至还要唾她,一脚把她踹倒在水中。他发誓了。

 魔鬼被神关在了瓶子里,扔到大海中。魔鬼发誓道:谁救出了他,他将把世界上一半金银宝藏送给那人。一千年过去了,没人救他。魔鬼又发誓,谁能将他从瓶子中救出,就把全世界的金银都献上。一千年又过去了,他还关在瓶子中。魔鬼在第三个一千年中发誓,谁救出他,他就甘做奴仆,让那人做普天下之王。又一千年过去了,他还在瓶子里。第四个一千年中,他恨怒地发誓道,谁救出他,他就让谁去死。一个农夫在海滩捡到了瓶子,打开盖,魔鬼飞了出来…

 没有,灰青色的雨幕中,那个院门还像坟墓一样。他盯着那扇门,充满了仇恨。他该跑上去连踹它几脚,把它踹得七零八碎,他该找一个绳索,勒住那院门,把它勒得粉碎,他该抱根大电线杆,一下,两下,三下,把它撞个稀巴烂。结果,他是抡起了双拳,狠揍起自己来。胸口,肩,大腿,发疯般捶着。你混蛋,你什么玩意儿,你没出息,你就知道揍自己,你白痴,你没种,你见人连话都不敢说一句。雨浇着他,拳头如雨点,他喘着疯着。一辆自行车远远停下来,犹犹疑疑往这儿推着,绿雨帽下有一张清秀的脸,正是她。

 她认出他了,惊惶变成了关心:你怎么了?

 他僵住了,直愣愣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冲自己发火啊,遇到什么事了?

 他垂下头,身子因为发热又发冷而猛烈战抖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在这院门口已经来回走了一百遍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姑娘愣了。

 冬平接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很快就报到上班了。中国生态保护基金会,一个经常有外事往来的单位。不错。

 下了电车,十层的办公大楼就在路边。绿栅栏院墙围着一块方方的楼前区,敞开的绿栅栏大门,直直的甬道,两边是草坪,桐树,然后是平整的水泥场地,停着一辆辆高级小轿车。轻轻盈盈上了几级台阶,旋转式玻璃大门,随人流鱼贯而入。挺凉,门厅就有冷气?电梯,一按键纽,抬头看,门上闪亮的红色指示数字跳着,6,5,4,3,2,1,电梯下来了。里面人彬彬有礼出来,外面人热热闹闹进去,各自在键盘上按亮自己要上的层数,你五楼,他三楼,她是十楼,平稳地上了最高一层。一出电梯就是她上班的地方:外联部秘书办公室。一墙大玻璃窗,敞亮极了,全北京都在阳光下耀眼地展开着。

 “你好。”招呼她的叫薛彩明,三十来岁的男性,宽额头,微呈褐红色的鬈发。

 “你好。”她笑笑。薛彩明是她的顶头上司,办公室的副主任。主任是个老头,姓查,十天有九天半不来上班,大权便旁落在年轻的副主任手中了。

 薛彩明对她很好,有些殷勤。不仅介绍情况、教授工作,还指点她知晓各种人际关系。她不反感,这是她在这个大楼中的第一个立足点。要不刚来乍到,人地两生,还不是睁眼瞎?

 明天查主任来,你先穿一身朴素点的衣服,带一身漂亮的放柜子里。查老头喜欢年轻人朴素。他见了会高兴,可接着就会批评你。薛彩明瓮起嗓音拖腔拖调地模仿起来:“年轻人穿着朴素是应该的,我一贯主张这样,可你现在从事外事工作,就要变通一下,穿着漂亮点,讲究点,为了工作嘛。”那时,你再装着不得已地换上一身漂亮衣服。他认为你本质又好又听话,就高兴了,对你满意了,从此你就有了任意穿着的权利了。

 果然,第二天一个秃顶的和蔼老头来了,一切都如薛彩明预料的发展,简直是在照排一场有台本的戏,真有意思。

 咱们办公室还有个干事,姓花,大家叫她花大姐,四十了,出差,这两天就来了。你和她相处稍微注意些,她这个人肚量小,喜欢嫉妒人。

 “我又没惹她。”

 你也是女的呀,而且你比她年轻漂亮,所以,什么事你和她多商量。她虽然不是领导,可她是老同志嘛,你就是会的事也请教她,她这个人好为人师,又喜欢抱团儿,所以,如果她真把你当成铁哥们儿,还是对你挺热心的。还有一点,如果她帮你买点什么便宜东西了,千万别推辞,像毛毯厂内部处理的毛毯啦,保温杯厂内部处理的保温杯啦,需要不需要,你都要感激不尽地要下。可以再转手卖给别人嘛。她最爱搞这个,大家背后叫她“处理品经理”嘘——她来了。

 一个身子与门等宽的矮女人,手里提着黑包,嗓门挺洪亮:“你就是新来的黄冬平吧?”

 “是。”她尊敬地答道。

 “花大姐,咱们这儿的工作情况你给冬平介绍介绍吧,我正忙,顾不上,也没你熟悉。”薛彩明为冬平铺垫着。她明白,笑笑接上话:“花大姐,我正愁你这两天不来呢。”

 “哟,还非等我给你介绍?我也没啥经验啊。”一张原本很生硬的胖脸立刻笑出花来。…

 “冬平,你今天准备和苏兆年一起去林老那儿吧。”薛彩明打完招呼后,说道。

 “我?那也要翻译?”她不解了。苏兆年是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其实就是这个部级单位的真正部长。

 “不是,苏兆年原来想让我陪他一块儿去。待会儿他来了,我推荐你去。你需要多见见世面嘛。”

 “我去能起什么作用?”

 “这就不用问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小薛,小薛。兴冲冲推门进来的正是苏兆年。四十多岁,稍胖,戴眼镜,大学生样儿。你们看看,咱们机关这体制改革表怎么样?来来,你们进来。他招呼着,进来两个挺腼腆的小年轻,一左一右地举着一张很大的绘图纸,上面画着表格。基金会所有的机构,部、处、科、室,都成了一个个小长方格,它们之间画满了密如渠网的箭头、联线,横的,竖的,实线,虚线,单向箭头,双向箭头,主线分出支线,支线又分出小支线,小支线又分出更小的支线,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然后又一层层汇合向主线,又交叉,又环形,有些地方还搞了“立交”各种图示说明,各种标记,红蓝黑多种颜色,一切隶属关系、权力关系、责任关系都表明了,每项工作的调查、请示、汇报、决策、下达、执行、追踪、反馈都规定了。详细得很,复杂得很。

 薛彩明后仰着认真看了看,笑道:挺好的,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其实,这个表格草案早已试行了一个月,除了让人们痛感繁琐啰唆、滑稽可笑以外,再没起过什么作用。明明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必须照程序转七八个办公室,经好几个环节。可苏兆年每天就背着手在各层楼走来走去,检查人们是否执行。发电影票,原本是后勤福利处一个小干事的事,把票送到各科室一分了事。经他一检查,不对,照章办。各科室先上报实到人数,汇集到各处,再汇到各部,再到基金会,由会长办公室转后勤福利处,经处长签字,再交给分管的干事;再发票,程序与刚才逆行,到会长办公室,分到各部,再分到各处,再到科室,再到每个人;然后,再来一次反馈:票是否发到每个人头,科室,处,部,逐层汇集,又到后勤福利处,作为下次发票的参考依据。这分票是小事,可养成按程序工作的习惯是大事,人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他训导道。

 真不错?他听了薛彩明的称赞笑不可支,左右端详着图表,这是他上任两个月来的心血啊。夜以继日的设计构思,伏案制作,汗流浃背,把他这个理工科大学生的才能全面用上了。“那就这样吧,再一个个办公室巡回征求意见,都没意见了,就做个大镜框,挂在一楼大厅的墙上,大家一目了然。…小薛,走,跟我一起去林老那儿。”

 薛彩明笑了:“今天让黄冬平陪你去吧,让她也锻炼锻炼。”

 “嗯?”没反应过来。

 “去老头子们那儿,有个年轻姑娘气氛会轻松得多,说话要款也容易些。”

 “啊…”苏兆年不完全自然地笑了“好吧。”

 小轿车平稳驶过街道,苏兆年兴致勃勃没点官架子,一路上又说又笑。他是怎么来基金会的,他是如何不爱当官,林老过去是他父亲的老战友,基金会有事就去找林老,中国太落后,思想不解放…

 林老耳朵不太好了,苏兆年要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也介绍了冬平,她拘谨地坐在一边。林老很和蔼,谈笑风生,她听着苏兆年汇报这汇报那,林老是基金会名誉会长,许多老大的事情随随便便就谈了,解决了,或没解决。挺有意思。

 上班这些天,就是认识一个又一个人,见识一个又一个场面。她生性温和,话不多,倒很适合这个环境。遇到要翻译的活动她就认真了,全力以赴,有时太紧张,译错了,中国人,外国人,都对她和蔼地笑笑,她年轻,她美丽,因而不仅能得到宽谅,而且还增加了谈话的愉快。慢慢她懂得了这一点,便更从容些了。

 基金会特别注重从海外和港澳募集资金,她也便很忙。北京饭店又召开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请来海内外各方名流,济济一堂。认识了这一位,香港巨富,迪耀宗,个儿不高不矮,人不胖不瘦,线条坚挺有力,有鹰的神情,又挺温和。他也是基金会副会长,金色的头衔,荣耀的位子,如此隆重的集会,有上百名中外记者,有摇来摇去的摄像机,有明天报纸上的新闻和照片,有遍及全世界的电讯,有刻在历史的名字,有纪念碑,于是,他便在上台讲话时豪爽地认捐一亿港元;于是便有热烈的掌声,就有闪光灯一片耀眼;于是就有一桌桌人在低声议论:这才是实质性的呢。于是他便感到安然,当然也略有一丝不安:钱是不是捐得太轻易了?于是他下台来坐下了,很谦虚,双手放在身前,但却感到自己很有身份;于是他听到还有人认捐百万,十万,就感到有一种从容的优越;于是他感到有更多的人在注意他,想到用钱买来的知名度;于是他想到自己祖先的贫困和自己坎坷艰辛的发家史;于是他想到嫁女时婚礼的豪华如何惊动了香港;于是他想到为福建故乡捐赠的一亿港元,在那里受到的欢迎使他热泪盈眶,他还看到了故乡的穷困;于是他又想了想自己的财富,有百捐一才是舍得的;于是他又想到钱这东西毕竟是身外物,死后带不走;于是他又想到自己对中国文化、教育、体育的捐款,他希望中国人扬眉吐气;于是他想到中国首脑人物对他的器重,一次又一次接见,这是极高的礼遇;于是,他想到,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在中国大陆捕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于是他想到自己死了要落叶归根,还埋到闽江边的故乡,那里会给他树个纪念碑;于是他想到到八达岭登长城时,如何想捐钱修长城;于是他想到自己文化很浅,把一个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硕士、读博士;于是他想到自己还能活多少年,身体怎么样;于是当他从走下讲台时的发热、矜持中轻松过来后,和身旁这位叫黄冬平的大陆小姐交谈时,觉得自己更有脸面。

 “迪先生,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笑笑。

 “我看过写您的一部长篇传记文学。”

 “大陆也登了?”

 “好几家刊物都转载了。”

 “哦。”钱还是该捐的。

 “我很敬佩您。”

 “我没做什么…黄小姐,欢迎您以后到香港来玩玩,我邀请您。”

 “谢谢,有机会我一定去。”

 黄冬平非常乐意接受这邀请,到基金会上班没多少天,她已接到好几个这样的邀请了。一位美籍华人,一位泰国籍华人,都这样热情邀请她。

 一个个新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叠印,苏兆年隔几日就来找她打乒乓球。薛彩明那微呈红褐的鬈发更常在眼前晃动,殷勤文雅的微笑。

 陈晓时来电话了,问:有个讨论会愿不愿去参加?她这才想到他,查了查台历,回答说:我正好有事,没时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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