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花盆里开了一朵奇异的花，像蝴蝶张开的翅膀：两瓣，南边一瓣是红的，北边一瓣是蓝的。子午线又把每瓣一分为二：一半紫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
范书鸿看着，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清晨的阳光像千万片金箔交错闪亮，被撕碎了的蛋青色黎明斑驳陆离，他眼前迷迷蒙蒙，白烟袅袅，气氛神秘。
这是什么预兆？
昨晚，历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白贵德与一位女秘书一同陪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到他家。“范老，晚上还没休息？”高颧骨凸额头的白贵德用他那沙哑的嗓音大声说道。
范书鸿正在堆积如山的桌子上拱出一点空看稿，闻声连忙站起，摘掉眼镜，笑着招呼：“老白，你来了？”他感到事必非常，白贵德从未来过，同时想到那朵红蓝两瓣的花。
党委副书记嘛，当然应该经常来。不过，知道范老在家忙于学术研究，平时还是少打扰的好。你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我是理解的，物质条件多艰苦你们都不在乎，你们最需要的是时间，保证你们的时间是首要的。啊？不过今天，范老，看来要打扰您一下，有重要事情。“这位是市外事办的显纪民。”他介绍道。
年轻人左右看看：“范老，您居住条件很拥挤啊。”
“是啊，老同志德高望重，对个人困难很少提。而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对他们关心太不够。范老的住房问题我在所里提了几回也解决不了。好了，范老能忍受这条件，我们也应该能习惯。来来来，咱们就这样挤着坐吧，来个促膝谈心。”白贵德反客为主地招呼道。
三个来客在一片拥挤中分别坐在椅子上、床上。白贵德坐下得随便，显纪民坐下得平和，女秘书坐下得拘谨。
来自外事办的年轻人拉开文件夹看了看，说明了主题：有位西德著名记者，叫希恩斯，想来采访范书鸿：“他认识您。您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时，他见过您。”
范书鸿点了点头。
“我这次来，只是把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一下，使您大致有个底。”年轻人对范书鸿很尊敬，同时带有职业的优越感和熟谙业务的自信，尤其显得平和稳重，不慌不忙。
“关于这位记者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希恩斯今年四十三岁，来过中国访问，‘文化革命’中和‘文化革命’后各来过一次。他的妻子有一半中国血统。希恩斯本人的政治态度，主要说他对中国的态度，不属于那种特别友好的，用咱们通俗的说法，”显纪民笑了笑，从表情到话语都卸了两秒钟官腔，露出一丝年轻人的随便劲儿来“不是亲华派，但也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比较中立。当然也有偏见，那是属于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看问题的角度和咱们不一样。
“他这次来中国，有一个多方面的采访计划，要找几位知名学者，包括您，着重想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现状。这些方面范老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年轻人温和地笑了笑“我们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既充分肯定我们各方面的进步、成绩，同时也不讳言我们某些方面的不足。”
“你光说好话，别人也不相信嘛。”白贵德呵呵呵笑着，添了一句。
年轻人感到这话添得并不自然，他脸上浮着宽容的微笑，等白贵德难听的笑声过去，又从容地接着说道：“要有思想准备的是，他可能会提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希恩斯提问题的角度往往比较刁。当然，范老是有经验的。比如，他会问到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涉及国际国内各方面政策，政治，外交。您是历史学家，还可能问到您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等一些人物的评价，您研究过宗教，又可能问到宗教政策问题，如问：你们允不允许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等等。凡是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坦诚谈出自己的看法，但在原则上，要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
范书鸿点点头，他懂这个。
“另外还会问到许多情况，如知识分子目前的生活、工作、待遇等等。这些嘛，我们当然也是实事求是，以诚待人，不说假话。但是，”年轻的外事干部又卸了两秒钟官腔，近人情地笑了笑“不说假话，并不等于任何真话都可以无限制地说，总要有所选择吧，咱们平时人与人相处，话说几分也要看对象嘛。”
“总之，要让对方形成一个全面的看法嘛，哈哈哈。”白贵德又添着话。
范丹妮陪母亲从外面散步回来，听见最后的谈话。爸，要干什么，接待德国记者采访？“以诚待人，不说假话？这就是句假话。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不说假话的。”
显纪民不介意地笑了笑。有了范丹妮这样一个言辞讥诮的女性出场，他倒不适宜像刚才那样一味官腔了。
“在哪儿接待？”范丹妮问。
“啊，”显纪民瞅着范书鸿“对方有个要求，希望来您家中采访，看看您的生活情况。”
“我这家…”范书鸿为难地左右看看。
“您居住条件是差一些，应该想办法收拾一下。”显纪民上下左右看了看。
“咱们就这样让他们看，以诚待人嘛。”范丹妮说。
“主要是考虑国际影响。”显纪民温和地赔着笑。
白贵德很决断地站起来，说道：“范老的住房问题，所里立刻想办法解决，我早就想解决了。这次正好借东风。”
那朵红蓝两瓣的奇花。
她还活什么劲？胡正强，让他得意去吧。文倩岚，让她撑着脸，厚颜无耻地去做贤妻吧。自己就是想喝酒。接连几天到小酒店要上两碟菜喝酒。
他又来了，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诸生华。在她身边坐下，关心地看着她：你怎么了，借酒浇愁，不怕喝醉？我？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醉？她斜睨着眼睃着他，怪样地笑着。我送你回去吧？不用。她挥了挥手。这位年轻人向她献殷勤许久了，她对他不感兴趣：年轻人性饥渴，想找个女人睡睡觉而已。
别再喝了，明天我陪你喝，好吗？一人不喝酒，两人不赌钱嘛。年轻的骑士劝道。她直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垂下头，任他扶着站起来，东摇西摆地走了。周围的世界在跳舞。
像是回到了她暂时借住下的一间单人宿舍。他扶她躺下。她要水喝，他端来，还没喝就吐开了，哇哇的酸辣一地。年轻的骑士皱了皱眉，拿来扫帚拖布收拾了。然后扶她喝水，漱口，用温言抚慰她，接着又用手抚慰她，她的头发、肩背被熨着，她晕乎乎地感受着。大概是到了后半夜，远处，谁家的钟冬地敲了一下，悠悠的。诸生华对她有了进一步的温存，他拥抱着她，亲吻着，呼吸也急促起来。灯早已熄了。她知觉了，推他，不要，我不要，你起开。他起身走到脸盆架旁，拿毛巾擦了擦脸，又挨着她躺下。两个人睡了。她只记得一窗清凉的月光。那月光便入了她的梦。一个冷清透明又寂静无声的世界。所有的人、物都静止不动，像舞台上的布景。
她梦见到了前门，那儿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大音乐厅。外观无比华丽堂皇。要上演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她高兴极了。这不是胡正强的音乐会吗。两个年轻女人买了两张退票便往里走，她也立刻拉开钱夹拿出钱买了两张退票。她比她们钱多，这是她一时涌上的优越感。她独自拿着两张票走进音乐厅。里面却很破陋。她沿着很陡的下坡台阶往前排走着，感到一种恐惧，周围影影绰绰，蓝蓝绿绿，看不分明，来到舞台前她回过身，音乐厅内找不到一个合适座位。前两排坐着一些灰头灰脸的人，衣衫破旧，表情呆板。有两三个空位。她坐下了。始终没有注意过台上，也没听到音乐，只关心着台下的观众。演出将结束时，一个男人上台报幕，下面将演唱一支颂歌，歌颂一位伟人，因为他快死了。她正奇怪，却已散场。人呼啦呼啦往外走。外面很黑。很快人散尽，街上冷清，空无一人。她看见一个人骑着摩托，带着一辆自行车，便叫住她。回过头却是林虹。她从林虹手中要过自行车来骑，车却坏了，骑不动。她恐惧地想叫，却变成呻吟，她醒了。你怎么了？年轻的骑士又抚慰着她。她翻转身紧紧搂住他啜泣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是他陪着她。上公园，去影院，进饭馆，入舞厅，回房间，两人同居着。年轻的骑士如饥似渴，在她身上倾泻着，弄得她也渐有了亢奋。身体发暖，脸颊发热，如葡萄酒半醉，却感到他日趋凉淡。每天来得时间短了，隔日才来了，来了三言两语便告辞了，开始忙于学问了，后来，便杳无音信了。一打听，他已出国深造了。
她失神地坐了半晌，明白这是遗弃，又一步步去小酒店喝酒。耳边分明又响起孟立才阴狠的笑声：“你现在是最不值钱的廉价货，谁都可以尝一口就吐掉的贱货。”
这一天她醉得厉害。她的自传体小说被编辑部退了回来：《大海中没有我的停泊点》。她没有停泊点。她被浪冲来冲去。她是一条残破的小舟。她被打得粉碎，再无生路。
她在酒店里吐了，周围都是嫌厌的目光。她回到单人宿舍又吐了。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这是她的肝，红艳艳的，连着绿胆，那是她的心，跳着，还滴着血，那是她的胃，脾，肠，一摊，五颜六色，鲜血汪汪。痛苦到极点了，活不下去了。她睡死过去了。
从中午睡到天黑，又到天亮。她梦中经历了一个世纪，醒了，看见窗外朗朗的阳光。她喝了几口水，又昏恹恹睡去，到中午，再醒来，看着窗外一树绿阴，感到一点饥饿。她懒懒地起来，收拾了地上的污秽，洗了脸，刷了牙，开始清醒，淡忽忽掠过脑海的是：今天该换什么衣服？及至换了衣服，坐在镜前慢慢梳妆打扮时，一边抚摸着脸上的皱纹一边想：那篇退回的小说稿该托谁推荐到另一个编辑部？
她站了起来，拿起皮夹倦倦地伸手拉门，又站住。目光恍然地露出一丝自嘲。她发现：人痛苦来痛苦去，最后却还是照旧地、平平常常地生活。
德国记者一周以后来。一周便是七天。白贵德与历史研究所党委紧急开会，紧急行动。外国记者采访，外电一报道，反馈回来，中央领导一批示，如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该撤职、处分、通报了。这个程序，他们晓得。
每一天时间都是宝贵的，工作要有效率。范书鸿原是三室一厅“文化大革命”中搬进锅炉管道工王满成一家，占去了一间。只要把这间房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第二天上午立刻研究决定：拨出一套两室一厅，分配给王满成。白贵德亲自找他谈话：所里很关心你的住房困难，现在总算解决了。你回去马上就搬。今明两天内搬完。王满成点着头走了。
中午，听完丈夫传达，张海花眼睛一转：好。我还没想招儿呢，外国记者倒自己来了。咋说？两室一厅到手了吧。干啥事心软不得，要是前一阵听你的，顶大一间半，哪来这两室一厅。房子在哪儿？东直门外？不要。咱们要前三门这块儿的，你们所里有。东直门外的房子没前三门的好，又远。不敢张嘴？你就说东直门外孩子上学太远，老婆上班太远，说我身体不好。
下午，王满成又低着头来到研究所，半晌把话说了。白贵德愣了。他们不想搬？又半晌，王满成又说了一句：要是前三门这一块儿就行。
白贵德一眼便看明白了：是老婆在背后指使这个老实疙瘩。他放下脸：王满成，给你交个底，这次要不是外国记者采访范老，还给你挤不出这套房子呢。不搬，过了这机会，这房子就没了。另外，这外事任务，国际影响，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有啥困难，搬过去再慢慢解决。
王满成当下就打电话向内掌柜汇报。张海花斩钉截铁：有责任也不该咱们负。你来个嘴上软，心里硬，不搬，看他们怎么办？王满成犹豫着：要是连这一套也没了呢，那不就鸡飞蛋打了？张海花举着话筒翻着眼珠想了又想，咬了咬牙：豁出去了，就押这宝了。不给前三门的不搬。
白贵德这次真火了。好哇，利用这机会来要高价，岂有此理。你们不搬算了，东直门外这一套所里也收回了，你们还在老地方住吧。
王满成心里打着颤，但到最后，他不知为啥也铁了心：白书记，那我们就不搬了，还是挤着住吧。说着低头走了。
白贵德气坏了。一天时间就这样毫无进展地过去了。前三门的房子已然全分出去，只剩一套，他掌握着。有用场。哪能给王满成？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晚上回到家又筹划了一夜。第二天，翻过一页台历，歪着脸咬了咬牙，又拿起电话把王满成叫来。
王满成终于得到了前三门两室一厅的钥匙。张海花从厂里叫来十几号人，两辆卡车，一天，就把家搬走了。
当晚，白贵德亲自到范书鸿家来视察，看了看已搬空的房子，从上到下。墙壁白灰斑驳，污渍片片，到处是钉子，被浆糊粘得撕不下来的花纸。他皱着眉。
这我们自己打扫一下就可以了。范书鸿说。看着十几年后又回到自己手中的房子，他又高兴又有些感慨。恍恍惚惚，犹如隔世。
不，这不行。白贵德回头吩咐同来的行政科长：把房顶、墙壁整个粉刷一下，再用油漆刷一圈墙裙，天蓝色的。地面也不行，来不及了？想办法铺一层地板革吧。要快。明天一天之内完成。有困难？克服。这是政治任务，已经是两天过去了。
第三天，楼上楼下，叮叮当当，行政科长领着工人跑上跑下，跑进跑出，汽车喇叭嘀嘀响。晚上，静下来。那间空房白是白，蓝是蓝，一片崭新刷亮。范书鸿看着漂亮洁净的塑料地面，简直不敢踏进去了。
第四天，行政科长又领着几个人帮助倒腾家具。多了一间大房，门厅、厨房、厕所、卫生间又都变为独家使用，空间多了一倍。可以把东西匀开了。但问题又出来了：这两年因住房拥挤，范书鸿已把一些书柜、写字台“精兵简政”卖了。能倒腾过来的多是一捆捆的书，这像什么样？想办法买两件家具吧？范书鸿和吴凤珠商量着。
这哪儿来得及？白贵德一听汇报又作了指示。于是，历史所会议室的一套沙发被拉到了范书鸿家，又有一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柜也运来了。算是借给范老的吧。
第五天，忙累了一天的范书鸿一家刚刚起来，白贵德又笑呵呵地背着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困难似乎没有，但他仍然对布置不满意，对陪同干部又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一天之内，三室一厅的普通电灯都换成了富丽堂皇的乳白色莲花大吊灯。门厅里还装了壁灯，电铃也装上了。原有的两间套房，自然布置成卧室，王满成搬出的这一间，布置成范书鸿的书房兼会客室。沙发、茶几、书柜自不必说，又从所里的花房搬来几盆花，绿幽幽青翠翠地摆设上，挂上了一幅竖轴山水画：烟雨黄山。那原是党委会议室的。好不气派。
白书记工作既果断又过细。第六天，他发现一个重大细节：范书鸿家还没电话。这在国际上太说不过去了。电话不是说安就能安上的。没关系。范家楼下住着历史所的一个党委委员，把他的电话拆了，移到范书鸿家便可。优先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会成典范。还有什么困难？白贵德再次亲临视察，背着手在门厅里左右看着。
有。想买冰箱一直买不到，招待起外国客人有困难。范丹林说道。他自然懂得“借东风”
怎么不早说？白贵德转过脸来。冰箱时下是紧俏货，有钱也难买。这难不住他，有整个党委领导的力量呢。下午，雪花牌冰箱就运来了，钱当然是个人付。同时还运来一盆青山秀水的盆景。行政科长搓着手：白书记说，放在你们门厅里。
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楼道里开始打扫卫生，自行车通通搬走。楼外也有人在打扫，坏了几年的单元门和楼梯窗户也在赶着修理。范书鸿全家则忙于采购烟酒菜肴，准备明天招待外国客人的家宴了。
这时，刚装上的电话响了，白贵德打来的。
范老啊，我们这两天又专门讨论了您的入党申请。您的组织问题，我想会很快解决的。这是您几十年来的要求。现在，您个人要做的，是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过去您是写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但，以前申请书中的有些话，您了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在已不适用了…
范书鸿放下电话，疲倦地坐下了。
红蓝两瓣的花。
怎么，要发展你入党了？吴凤珠瞪大眼问。她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入党的事呢？
万红红得精神病了。
听到姐姐带来的这个消息，范丹林直直地站住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一言不发走到窗前，双手插在裤兜里，皱着眉笔挺直立地看着楼下。
丹林，你帮阿姨收拾鱼呀，别袖手旁观嘛。母亲在背后唠叨。不用，让弟弟想事情吧，我忙就可以了。保姆连忙说道。丹林，你是不是去看看她？她母亲舍不得她住精神病院，就在家守着她呢。丹妮说着。去看谁，万红红？怎么了，精神病？那有什么可看的。血统论的牺牲品，那几年，她们一家差点没把丹林弄成精神病。母亲又唠叨着，丹林，你怎么不帮忙啊？明天要请外国客人。
“我没时间。”范丹林转过身，不耐烦地递出一句，然后，目不斜视径直出去了。听见很闷的关门声。
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然后，水果店，百货店，书店，副食店，破着人流进进出出，不知买什么，提了满满一网兜，上了无轨电车。
…傍晚，火车在一个山脚小站停了。他们一起插队的十几个知青都下来活动。这是冬闲到山里修筑三线工程回来。范丹林与一个卖鸡蛋的老农民蹲着聊天。他喜欢社会调查，竟没听见开车铃，车开了，他听见喊声，才转身站起来，是万红红站在车门口挥手喊。他赶不上了，后边的车门一个个都已关上，车速也越来越快。只见万红红从前面跳下车，扬着手跑来了。
“你怎么也下来了？”
“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她快活地说，被一冬寒风吹红的脸绽开笑容。
两个人沿着铁路一夜步行三十多里到了县城。一路上，他们不知夜黑山险不停地聊着，冻得受不住了就跑一程，然后搂紧着往前走。两边的山黑魆魆的。寒风在夜空呼啸，星星冷得哆嗦。铁路阴森地闪着青光，枯草从头顶飞过，沙砾打得脸疼。他们聊着，他只听见她的笑声，感到她身体的温度…
他一级级上着楼梯，最后一级，熟悉的门。他在门口立了好一会儿，终于抬手轻轻敲门。门开了，是万红红的母亲何慕贤。她扫了一眼他手里提的东西。
“我来看看万红红。”范丹林说道。
“不用了，她有病。”
“我知道，我…”
“不用了。”
“那把这东西…”
“也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门关上了。他垂下眼想了想，把一网兜东西轻轻放在门边，下了楼。他在楼下来回走着，不时抬头看看三楼上万红红房间的窗户。
万红红听见了刚才母亲开门和说话的声音：“妈，谁来了？”
“一个走错门的。”
“妈，是不是范丹林来了？”
“不是。”
“我不信，是范丹林。他现在肯定还在门口站着呢。”万红红说着从床上起来。
“就算是他，也早走了。”
“不，他就在门口，我觉着了。”万红红趿拉着拖鞋往门口走。何慕贤不放心地跟上来。门打开了，没有人。
“你这不是看见了，哪儿有人？”
“我就是觉着了嘛。”万红红眼睁睁地指着眼前的空气“这不是他站在这儿，右手提着东西？”
何慕贤感到恐惧：“红红，回屋去吧，那是你的错觉。”
“不是错觉，他在这儿站过。他手里提着东西，他后来走了，把东西就放在这门口了。”万红红一下僵住了，何慕贤的目光也一下冻住了。随着女儿的手指，她看见在门边的那一网兜东西。
做母亲的感到发瘆：“他是来过，走了。”
“不，他就在楼下走来走去。”万红红说着急步回到房间，拉开窗帘。
“红红，他知道你身体不大好，早走远了，不会在楼下的。”何慕贤忙赶过来。然而，当她站在女儿身后往窗下一望，惊呆住了。范丹林正在楼下走来走去，树阴时断时续地遮着他身影。时钟停了，万籁俱寂，何慕贤连自己的心跳也听不见了。
万红红咬着嘴唇，下巴打着颤。做母亲的感到了女儿的激动。
“要不要妈妈请他上来？”她小心地问。
万红红一动不动，过了几秒钟，猛然把窗帘拉上：“不要，我不要，我要死。”
“红红…”
“我就是要死。”
“你听妈妈说…”
“就是你要我死。”
“妈妈想要你活得好好的…”
“就是你们要我死，你们不要在这儿，我不要。”
“好，那妈妈出去，你好好休息。”何慕贤看了看早已钉死的窗户，拉上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房间里空无他人了。窗帘把日光也遮暗了，范丹林肯定还在楼下走来走去。一个自天而垂的巨大钟摆形如铁锹，在摆来摆去。她荡秋千一样攀在了钟摆上，手抱“锹把”脚踏“锹头”一南一北，一北一南，楼群在左右反复倾斜着，马路、立交桥在反复倾斜着，整个北京城在来来回回倾斜着，圆形的地平线来来回回倾斜着，变成无数的椭圆。她头晕了，天地云雾在眼前掠来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她越摆越高入了云端，要被甩出去了，身子一阵阵发飘，脊背一阵阵冷汗。她紧紧抱住钟摆闭上了眼，风声越响，身子越飘，已分不清南北，钟摆一搂粗，又硬又凉，是铜的？是橡胶的？她用力搂着，云中可能有雷电，钟摆上有麻麻的电感传到身上。她哆嗦着，这一下甩到九霄云外了。她手脱了，抛物线自高空急速坠落，湿漉漉的云雾自下而上急速扫过她的脸。下面是大地了，是高耸的千楼万厦，像林立的剑丛戳向她，飞速地接近，一下摔在上面了，粉身碎骨了，她啊地大叫了一声。
“红红，你怎么了？”母亲闻声进来。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粉身碎骨的她变成千万块美丽的血肉向四面飞散着，整个城市都被炸碎了，在宇宙缤纷横飞着。
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摔碎了，你们也死了，这个世界都炸碎了，要等待重新组合了。过一百多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太阳系，再过四十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地球，再再过一百万年，又有新的人类社会。
我没有说胡话。你们才是神经病。你们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你们的脸在假笑，你们的嘴在说假话，你们假装着握手，你们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我清醒了，我这样轻松极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骂就骂。
人们都怕她，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
这时，有人敲门。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四十多岁的一位中年女性，与吴凤珠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她礼貌地笑了笑：“老岳让我告诉您，今天所里开会研究，已正式批准您的退休申请，明天他们来家里看您。”
我什么时候提出过退休申请？吴凤珠的手哆嗦起来。
有关退休的一些具体手续，为照顾您身体，所里也会专门派人来家里办。
再没别的事了？
没了。
这就是说，她要退休了，入党根本无望了。
来客拉门走了。吴凤珠心慌头晕，天旋地转，倒在了众人急伸上来的手臂里。
红蓝两瓣的花，深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一半的花，还在阳台上浴着黄昏静静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