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刻意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非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喽？”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的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89，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1975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版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1947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2009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只手托额。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家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
何东生继续说：“完全不要外国技术是不行的，但完全靠外国技术也是不行的。自力更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大国不能完全不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完全自力更生。老毛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粮食和消费品基本上自力更生，却想连科学、技术、信息、能源都自力更生，不假外求，放弃对外贸易，只跟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小国做生意，这就是追求绝对的自力更生，最终影响发展，没必要。老邓的改革开放年代美国人要全世界放弃自力更生，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是不科学的，老美自己都做不到。当时我们拼命出口赚外汇增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效果倍儿好，但是在这个用美元结算的世界，为了压低人民币汇价有利出口，就得购进美元，这从学理上就知道不可能长久，会造成结构性偏差，最后美元贬值，老美经济垮了，我们差点也被拖垮了，幸好及时调整政策，说穿了就是改成相对的自力更生，我们输出工业成品给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澳洲、加拿大，换取石油、粮食、矿产、木材、原料，都是我们中国缺的，也跟欧美做点双边对等贸易，买他们的波音飞机，再买些高科技工业生产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能种的就自己种、能研发就自己研发，能消费就自己消费，从土豆到小商品到手机到汽车都一样，十几亿人的大国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主要市场，不过度依赖美国，不再乱搞重商主义，但也不玩老毛闭关自守那套，对外贸易照样对外贸易，但只占GDP百分之二十五不到，这不等于说就是相对的自力更生！”
何东生说话时很带劲，一停嘴就变回泄气皮球。我们知道今晚的演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三个人喝闷酒，到十二点前何东生上完厕所，大家就撤。
他厕所出来，又问：“一起走？”这次我答：“好”。我不想留下听简霖酸溜溜的说文岚。
跟他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有点尴尬，何东生不说话，我也不好开口免自讨没趣，只能闷着头走。
他开的是一部黑色的路虎越野车，这类进口车在北京已属于常见到了不起眼的地步，我瞄了一下，车牌也是普通北京车牌，大概是谁送他用的吧。
何东生坐上车开动引擎后，从上装内取出一个电子仪器像个遥控器，一按即亮了一个小绿灯，三秒钟后再亮了两个小绿灯，何东生把仪器放回上衣内袋，说：“没事”。
我不好意思追问，谁知道他补一句：“反窃听、反追踪”。
我禁不住问：“谁敢窃听你、追踪你？”
他说：“都敢！中纪委、国保、国安、总参，这么多单位，养这么多人，谁说得准？谁没有对头？我监控人，人监控我，我有你的把柄，你有我的把柄，谁都有档案，游戏就是这样”。
我又长见识了，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怕有人监控。我强装见过世面，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样子，很酷的系上安全带，想调一下坐位，不知道按错什么吓我一跳，椅背往后翻，整个人就仰着平躺。何东生连忙把我扶起，说他的车改装过，两个前座椅都可以往后放平，像床一样睡觉。大概他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暧昧，想解释一下，但又忍住不说，怕越描越黑。我也不追上去调侃他。
他问我住哪，我说幸福二村，他说知道，熟得很。
我问他有见到当年兴华营的同学吗？他简短的回说没有。
我以为话又断了，谁知他主动说话：“水兴华是个有心的资本家，你知道兴华营让我知道了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而且不光是你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坦白说，也没有太大兴趣理解，我是说真的理解，几乎不可能，我是去了兴华营才意识到，三地知识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对我后来思考台港事务很有帮助”。
我三地都待过多年，他这番话我懂，难得像他这样去一次兴华营就领悟了。
我说：“这几年台港精英怕都乖乖的在好好学习大陆了吧”。
他只回了一句：“中国的事情外面人不好理解”。
大概车速太高，我们给交警拦住了。我想这交警真不知好歹，但不知道何东生会怎样反应，只看到何东生边慢慢停车，边拨手机说：“我在工体东路快到新东路，嗯”。
就这样他就挂了手机。一个肥胖的交警跟他要证件，他毫无反应，交警再问，他眼皮都不抬的说：“等一等”。我看那交警有点按耐不住要发作了，幸好这时候交警的手机响了，交警一接电话，何东生就启动引擎，不理交警的反应开车走了。他说：“我秘书会处理”。
我心想，老板失眠，开车乱闯，秘书一定经常深夜接到这样的电话，马上要摆平，当秘书真辛苦。
这一来何东生又不说话了，有些可惜，因为我挺喜欢听他发表高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这个失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