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局副局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局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名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地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89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吃吃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借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得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但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现在她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介面用了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像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经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