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2004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作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明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回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少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先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注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小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了”。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就在这里好了”。
我们走进美术馆旁的小公园。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吱唔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吱唔应对。
她继续：“太好了，我就知道。刚才在书店看到你走下楼梯，我就在想，老陈会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楼梯等你上来”。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个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人。我喜欢别人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指一下长椅说：“我们坐一会”。
我这个建议是对的，坐下后她放松了，闭上眼睛说：“终于，终于”。
她曾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这么多年轮廓和体形都没有变样，可是脸缺保养多了绉纹，头发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发忧郁。
她好像在闭目养神。我看着看着，呯然心动一下，还是喜欢这个女人，我喜欢忧郁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说：“我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恋”。
我说：“别犯傻，谁不孤独，再孤独也得活着”。
她没有理会我的陈腔滥调：“没人记，我记。没人说，我说。难道是我疯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没人管”。
我喜欢她说北京话的腔调。
她闭着眼睛说：“你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怎么就这么多年都不见，你说说。”
“我以为你出国了呢。”
“没有！”
“没有就好，现在大家都说，哪里都不如中国”。
她睁开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无表情。她露出笑容：“亏你有心情开玩笑”。我哪是在开玩笑，但我立即顺着她，也笑一笑。
她说：“差点以为是我儿子在说话”。
“你儿子，刚才你说不要说他，你们怎么啦？”
她语气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学，入了党。”
我含糊说：“那，很好，将来好找工作”！
她说：“他要进中宣部”。
我以为听错，该是中移动、中石化、中银、中信之类吧。“中宣部？”
小希点头。
我说：“中宣部可以报考吗？”
“他说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没话。你见着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与小希挨坐着，有一种幸福感。好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园来消磨时间了，也有些烟民在抽烟……烟民？两位烟民一根烟抽完，再抽第二根。我爱看侦探推理小说，我还真写过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情景很有幻想余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节。不过在现实里，我只是个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畅销书作家，并无一点被跟踪的价值。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烟民，很平常。
我听小希还在向我倾诉：“这算添乱吗？算折腾吗？是，这儿没我的事，但是总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说变就变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么刺激？她儿子，还是她个人恶梦般的过去有后遗症？
她看着我说：“有一次在蓝旗营一家小馆，跟一个你们台湾男人相亲，是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资世界大局，没完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把我闷的，到我刚说了几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训我，说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气坏了，真想抽他，太可恶了”。
“台湾男人也不见得个个如此”，我觉得有必要替“我们”台湾男人说句话，然后好奇的问：“后来你跟那人怎么啦？”。
她现出笑容：“他只顾着教训我，屁股就坐了一个椅子边儿，隔桌有个挺高挺壮的男孩结完账起来，走过的时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扑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问。
小希：“年轻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么表示？”
“什么表示？就走了呗！乐死我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倒真想认识”。
我有点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得很。我现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见过太多暴力，难免受影响，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不敢和她过份接近的原因。“那台湾男人后来怎样？”
“他凶巴巴的站起来，想开骂，又找不到对象，就骂了一句：‘没文化’。你看，你们台湾人还是看不起我们”。
“现在哪敢？”我知道以前两岸三地人心底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过现在怕都改变了。
我问：“那次相亲就黄了？”
小希说：“人家想找年轻的”。
我心想，女人不该不染头发。“你生活还可以吗？”
她锁一下额、翘一下嘴，在阳光下暴露了更多绉纹：“生活可以，周围的人都变了，心里难受，现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没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脸茫然的望着前方地面。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筛落的一地斑驳碎影吸引了她，还是她忽然想起些什么而走神了？片刻，她回过神来：“哎呀，我得走了，待会高峰车挤”。
我把名片给她：“我们约吃饭，跟你妈、儿子”。
她温柔的说：“看吧”。她站起来，说一声“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还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从后面看还真有看头，身材、动姿都像年轻女人。她从公园南侧出去，我愉悦的漫步走向公园东侧出口，突然想起两个烟民，转身一看，发觉他们也已走到公园南侧出口处，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术馆方向，走出我的视线，那两个烟民等了几秒钟，也跟着往美术馆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