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春子离开高峰来到文州火车站，然后坐上了开往深圳的列车。为节省开支，春子只买了硬座票，所幸位子在里面靠着车窗，他可以一路饱览窗外的景致。
车子开动了，春子将手提包放在座位底下靠车皮的位置，看了看周围的乘客，对面看样子是一对小恋人，郎情妾意的甚是亲密；自己身旁坐着一个妇人，有30多岁的样子，待人挺热情的，问春子从哪来到哪去，春子礼貌性地作了回答。妇人说，她是文州人，准备到惠州去看丈夫。她说丈夫挺能耐的，一个人在惠州开了家摩托修理店，写信让她去帮着看店。春子听了一会，见妇人渐渐不言语了，便用手支着腮望向窗外。他还是第一次出省门呢，就要到数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城市，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蔡芬一直送他到了文州车站，在春子跨上火车的那一刻，他突然发觉对妻子竟有些依依不舍，从蔡芬噙着泪花的眼里，春子更感觉到了一种离别之痛。“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一定要早些回来！”蔡芬高声说。春子回头看了她一眼，只见她已泪流满面。
想到这，春子的心又不免有些心酸。列车已远离城市，广袤农村映入眼帘，看着农舍上空燃起的饮烟，春子颇感熟悉和伤感，过往的一切又渐渐浮现脑际。从妹妹的夭折到母亲的早逝，再到爷爷的过世；从父亲入狱到自己当上干部，再到被迫离开家乡，春子百感交集：真是生命无常啊！
晚餐时间到了，春子花10块钱买了份盒饭。吃完饭，又与旁边的乘客闲聊了一会，待大家都感到疲倦了，便东倒西歪地或靠着硬坐后背或扑在桌台上休息。春子是靠着瞌睡的，眼睛眯着，似睡非睡的样子。当他意识到睡意渐浓的时候，特意将座位下的提包拿出，放在后背踏踏实实地靠着，因为里面装着他的财物和各种资料。
蒙胧中，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背有东西在挪动，便猛然睁眼观瞧，只见旁边的妇人睡得正酣，对面的小情人头靠头正在梦中神交，提包也安稳地靠在自己身后。原来是自己多心了，春子想想觉得好笑，便又继续瞌睡。
蒙胧中，他又觉得后背有东西在动，春子笑自己，怎么这么神经，并不理会。过了一会，他突然又坐直身子，扭头一看，旁边的妇人已不在，摸了摸身后，顿时傻眼了，什么也没有。
春子忙叫来乘务员，只听乘务员说，那妇人好像在前一站已下车了，春子听完两脚直打哆嗦。他根本无法想像，那个面容和善和亲的妇人竟是小偷。他更无法想像，丢失了两千多元现金和自己的证件以及要找的那家公司的资料后，自己还能在深圳干什么。春子掏出身上的钱数了数，有三百多块，心想，迅速找到那家公司再说，否则如何向正等他消息的蔡县长交待。春子想打个电话蔡芬，才发觉手机也放在提包里一起丢了，春子沮丧极了。几名乘警过来，问了一些情况，春子只应付了一下。他知道，女贼早已下车，想追回显然无望。
走出深圳火车站，新的一天早已开始，右边是通往香港的罗湖口岸，左边是豪华气派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春子突然有一股豪情从胸中涌出：深圳，这个奇迹般成长起来的城市，一定能给我带来奇迹。他记得要找的那家公司位于宝安区，便到处找去宝安的公共汽车。
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转了几次，坐了有一个多小时，春子才到达宝安区。一下车，春子便蹲在地上直吐，原来他有点晕车。晕头转向的春子吐完，直立身子刚走几步，突然发现一辆汽车正朝这边开了过来，春子连忙躲避，汽车也紧急刹车，但不幸的是，春子还是被汽车撞上了……他被司机急忙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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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啦，他醒啦！”春子睁开眼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充满期待和兴奋的这句话，说话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她叫来医生，又重复了刚才的这句话。
春子对周围的环境打量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是躺在医院里。“我为什么躺在这里？”春子问。
女孩说：“你被我哥的车撞了，已经睡了整整四天，吓死我了。”医生为他作了一些检查，说：“好了，醒来就好了。”又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啊？”
春子愣了半天，头脑里竟一片空白，“我，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什么？”女孩一惊，“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医生也一惊，赶忙又叫来别的医生一起过来。经过一番诊断，得出的结论是，因脑部受到严重撞击，他已暂时失去了记忆。
女孩吓哭了，告诉春子，她与哥哥是江西人，她叫张霞，哥哥叫张大伟，两年前一起来深圳打工。哥哥帮一家工厂开货车，自己在一家工艺品厂打工。四天前，哥哥拉货到这里时不慎将他撞了，因此她过来帮忙照顾。张霞说：“你身上除几百块钱外，怎么一点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也没有啊？起码也应该有身份证啊。”
春子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真的一点也想不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也想不起我是谁。”
医生闻听，拉着张霞到走廊说：“像他这种情况，应该转到大医院去看看。
张霞眼睛又红了，“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啊？”医生说：“你哥哥既然是帮工厂开车，费用应该由工厂承担。”张霞说：“我哥和工厂说了，可只得到了1000块钱，还挨了一顿批。”医生叹了口气：“那只能找劳动仲裁部门调解了。”张霞说：“像他这样子，可以出院吗？”医生点了点头：“他除脑部受到撞击外，其它部位没有大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不过，要想尽快唤醒他的记忆，知道他的确切身份，必须将他送到有条件的医院进行催眠治疗。”
一会，张大伟来了，得知这一情况后，悄悄对张霞说：“看样子这事麻烦了，既然他也死不了，也算对得起他了，不如我们想办法溜吧，哪怕不要工作到别处去，也不要背下这包袱。”
张霞闻听，生气了：“哥，我们怎么能这样呢，将人家弄得痴痴傻傻就不管了，多缺德呀。再说，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只要一出医院，还不流落街头啊，多可怜。”张大伟沉默了半晌，说：“可我们哪有钱帮他治啊，已经花去三四千了，吃不消。”“你再找厂里谈谈吧。”张霞说。
“哼。”张大伟摇摇头：“那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根本指望不上，想去告他们也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唉，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算了。”张霞劝哥哥：“我们把他先安顿下来再说。”
几天后，兄妹二人将春子接到了他们一个老乡位于公明镇的“家”。所谓的家，只不过是租住在当地居民弃之不用的民房。小小潮湿的一间，一个月却要100多元租金。租这间房的是在附近厂里当了个小头目的江西老乡，叫熊良策。因为张氏兄妹为省钱一直住在厂里的工人宿舍，没有另外租房，前两天他们找到熊良策，说愿意付一半的租金先将春子安置在他这儿，吃饭的钱另付。熊良策是个爽快之人，说：“钱不钱就免了，先让他住下吧，反正我女朋友也分手了，不碍事。”
就这样，春子和陌生的人住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其实于他而言，整个环境都是陌生的。他一直在努力回忆着，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他见张氏兄妹对自己并不薄，常抽空来看他，便也没有因为被张大伟撞了而为难他们，相反，对他们的善良质朴充满好感。一天，张霞对春子说：“你既然不知道自己的原名，那么就叫张深吧，我们以兄妹相称。”
春子点头答应。由于张大伟看起来比较粗糙，便自称是大哥。春子也表示答应，说自己就做老二。张大伟说：“你身体恢复得比较好，不如也找份工作吧。”张霞说：“他没身份证怎么办？”熊良策闻听，一笑：“这个好办，我认识办假身份证的，改天我托人帮忙办一个。”
春子说：“我能做什么呢？”
张霞说：“这事儿就我来办吧。我在工艺品厂人缘还不错，我帮你去问问主管，估计没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也不要紧，还有我呢。”熊良策说。
春子说：“我能做得了什么呢？”
张霞说：“我看你人挺能干的，哪会做不来？”
这天，经张霞的一番努力，春子以张深的名字来到附近一家叫文轩的港资工艺品厂打工。主管安排他做彩绘工，也就是给工艺品上彩色油漆。主管带春子来到一个彩绘车间，里面有上百人在忙碌着，每人一个工作台，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和已画了一半的花花绿绿的工艺品。
主管说：“上色是流水线作业，每人只绘一种颜色，按时计酬，每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小时一块五毛钱，加班另算。如果因为个人速度太慢而影响整个进度，或辞退或扣工资。”主管将春子介绍给工人的最直接管理者——组长，要他安排好春子的工作岗位。
午休的时候，组长带春子去看宿舍，正好遇到迎面找来的张霞，她和组长也挺熟，打了招呼后对组长说：“他是我的堂兄，以后多关照些。”组长笑笑，“你是主管的红人，我哪敢不听哟。”张霞说：“你乱说，我可要揍你了。”组长说：“不敢，不敢。”
春子随他们来到一栋3层楼高的宿舍，住的全是男工。对面也有一栋宿舍，住的全是女工，张霞就是住在那栋的二楼。房间结构为二房一厅，厅里摆着10张双层铁架床，房间里摆着4张铁架床，共60来个平方却要挤下36个人。春子被安排住在房间里的一个下铺，显然他是受了照顾，因为刚来的工人一般都是住在客厅的。
在食堂吃过厂里免费提供的午餐，还没休息半个小时，上班时间到了。春子来到彩绘车间给唐老鸭涂了一下午的黑嘴巴，由于不熟练，他被组长骂了几次，所幸没有扣工资。工友们说：“挨骂根本算不上处罚，所以无需在意。”
晚上，春子所在的彩绘组没有安排加班，他便早早躺在了床上，因为一下午的忙碌让他感觉很累了。可在床上，他又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春子想，这难道就是我的生活吗？我究竟是谁，又有谁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