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蛐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们仍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惟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来，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地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虫嫂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尔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叠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尔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尔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焐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老拐恶狠狠地说：屁。那你坦白吧。
虫嫂说：坦白啥？
老拐说：作风……
于是，虫嫂像挤牙膏似的，走一路坦白了一路……最后说：我改了。真改了。
老拐恶狠狠地说：我不信。你赌个咒。
虫嫂说：我要说一句假话，叫我死你前头！
虫嫂拉着老拐回村后，先是还想用土法治一治。听说吃活蝎子能治，虫嫂就发动三个国晚上去老屋子里捉蝎子……老拐虽说了狠话，可他还是想活的。再贱的人，也想活呀。老拐闭着眼吃了一段活蝎子，吃得嘴唇都紫了，仍不见好，腿疼得更厉害了。再后，老拐两眼一闭，坚决不吃了。老拐说：去吧。给我买盘肉包。从今往后，每天给我买一盘肉包，二两小酒。我净喝水了。
后来，老拐拄着根棍，每天在村口坐着，跟人谝闲话。他把虫嫂说的话都对人说了，笑嘻嘻的。他甚至说，那仨鳖孙孩儿，也不一定都是我的。村人里说：瞎说，不是你的是谁的？他说：难说。难说。仍笑嘻嘻的。其实，他是在等那盘肉包，要热的，还有二两散酒……虫嫂每天跑十八里去镇上给他买用荷叶包着的肉煎包。吃到第十天，老拐咽气了。
老拐临走时，把大国、二国、三花叫到跟前，说：蚂蚁钻心了。我很疼。真是疼。肉包真香。你娘不欠我了。十天，让我吃了十盘肉包。我也算是有福人了。娘再不好，也是娘。看我面子，叫声妈吧。
大国、二国、三花都看着他，似也想叫……可他们已经叫不出口了。
虫嫂说：别再难为孩子了。不叫就不叫吧。
老拐说：叫。得叫。
三花先叫的，三花说：妈。
二国含糊地叫了一声：买。
大国不叫，他叫不出来，但鼻子里哼叽了一声，也算……就此，虫嫂已经非常满意了，她捂着脸哭了。
老拐很权威、很幸福地说：哭啥，我还没死呢。
老拐临咽气时，说：就是差一盘炒星星。
虫嫂说：我去借一把豆面……
老拐说：不用了。还是肉包好吃……值了。
葬老拐的时候，经老姑父做主，村里出了两棵桐树，给老拐做了口棺材。那肉包不是白吃的，村里人对虫嫂的态度有了些转变。说人虽然有贱毛病，对老拐不赖。所以，老拐下葬时，也没有多难为她。大国是长子，他摔的“牢盆”……按说，往下的事，就该大国负责了。可大国葬了父亲后就连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大国是不想再看村人的目光了。是啊，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大国一定是在村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他早就想离开村子了。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停。他一直想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他离开村子的念想。
老拐死后，二国上中学时，虫嫂又去卖了两次血，给二国交了学费。二国和大国一样，不让她到学校里去。不去就不去。最初，虫嫂仍是每星期把馍送到桥头上，等着二国来取。
在一些年份里，每一个路过小桥的人，都会看到她，一个小个女人，手里提着一个手巾兜，站在桥头上。
到了三花上中学的时候，虫嫂已经到县城里去了。
虫嫂也算是很早就离开无梁的女人，她在县城里收破烂。
虫嫂之所以能在县城里搞“商品经济”——收破烂，还得亏了三花。当三花考上县城的中学后，虫嫂担心她是个女孩儿，怕她受人欺负，就跟过来了。在虫嫂眼里，三花就是她的“国花”，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她是怕她出什么意外。再说，她常年在县城边上走，给一个个孩子送吃的，一来二去，就此认识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听老头说，在县城里收破烂能挣不少钱呢。于是，她思摸了一些日子，就到县城里收破烂来了。
按说，三花上中学时，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这时候，大国有了工资，完全可以顾一顾家了。可他却是一毛不拔。大国不但不给家里拿一分钱，而且，连个面都不见。大国师范毕业后，原是想报名支边，去乌鲁木齐的。他是想走得远远的……可他没有去成。他先是分配在外乡的一个学校里当教师。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顾不上家也就算了。可他后来调到县城里来了，却仍然不回去。就此，他断绝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
据说，大国能调到县城是沾了他老丈人的光。跟大国结婚的是他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大国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一个教研室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了。大国不但不回村，就连结婚也没让家人知道……大国先是住在城东的老丈人家里，后来自己也分了房子，单住。
那些年，虫嫂一直在县城里收破烂。突然有一天，她在大街上吆喝着收破烂时，碰上了她大儿子……
听村里人说，那一天，虫嫂推着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在街边上一边走一边吆喝：收破烂了！收破烂了！收旧纸箱、旧报纸……可是，突然之间，她看见他的大儿子穿着一身西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东边走过来……虫嫂捂着嘴，怔怔地望着他的儿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国从她面前骑过去了。
可大国没骑多远。他大约是走神儿了，跟人撞了车，把自行车给撞坏了。大国把自行车推到一个附近的修车铺去修。大国没有看见她（或是装着没看见），她也没敢上前叫他，就一直在路边上站着，可她记住了那个修车铺。第二天，虫嫂用自己收破烂挣的钱，给大国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一直在修车铺门前等着。她终于见到她的大儿子了。
多年不见，儿子看上去已是个有身份的人了，穿得很体面。看到儿子后，她怯怯地叫道：国。大国一回头，看见是她，竟有些惶然。他四下瞅瞅，说：你，你……怎么来了？虫嫂说：我在这儿收破烂，都好些年了。大国怔怔地看着她，先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尔后他把手伸进兜里，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尔后，他迟疑着……又掏了一张，一共二十块钱放在一起，又四下看看，这才把钱递给了虫嫂，说：给，拿着。走吧，赶紧走。虫嫂说：大国，钱你自己花吧。我不要你的钱。我，我给你买了辆自行车。你是国家的人了……虫嫂说着，赶忙把那辆新自行车推到大国面前。大国望着那辆新自行车，闷了一会儿，说：真是你……买的？虫嫂赶忙把发票递上去，说：有发票。你看……大国接过发票看了，这才问：二国，还好吧？虫嫂说：好。快毕业了。大国说：高三了？虫嫂说：高三了。大国说：三花呢？虫嫂说：都好。都好。大国怔怔地望着她，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辆新崭崭的自行车……好久说不出话来。终于，大国说：我，那啥，过几天要出差。去，去那个……乌鲁木齐。得一段时间才回来呢。虫嫂说：放心吧，我不去家找你，我不给你丢人。这时候，大国突然眼眶湿了，他喏喏地说：我真的要去乌鲁木齐……出差。等我回来吧。你让二国找我，我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晚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尔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惟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据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一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一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尔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据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嗦，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把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与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窝蛋”。
我告诉你：至今我手里仍放着老姑父为虫嫂写的五张“白条”。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老姑父的“白条”，首句仍是：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