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我不是仇富主义者。
只是这些年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新晋商。他们有的是在海外发展归国创业的；有的是在中央或者省级机关工作后来下海的；还有的是从山里挖煤开矿起家一夜暴富的。论文化和管理，前两者的优势明显要强于后者，但如果论实力和社会影响，后者的优势要远远超过前者。
现在大小媒体，只要谈论新晋商这个话题，大部分谈论的都是山西的煤老板和暴发户。
山西煤老板之所以声名远扬，成为新晋商的主流人物，最早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救活了北京的楼市。
北京一位开发高档房地产的朋友跟我们说，山西的煤老板简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前几年宏观经济调整，银根紧缩，作为我们房源销售主要对象的外企和白领也捉襟见肘，大批房子卖不出去，银行又天天催还贷款，眼看就要破产了。突然一天，从山里来了一批貌不惊人的山西土老帽儿，怀揣着大笔的现金，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所有空房都买走了。
没有新晋商，就没有北京红火的地产业。
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下，北京、上海、海南以及东南沿海各市的楼价，不仅没有下跌，反而还有暴涨的趋势，这救世主的扮演者就是新晋商。在房地产老板眼里备受垂青的新晋商，在普通百姓和专家学者眼里，却越来越多地遭到了质疑，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煤勾结何时清？
一个外地人到山西来投资煤矿，在这些年煤炭行情暴涨的情况下，他却赔了个血本无归。问起原因来，让我们大吃一惊：山西官煤勾结，挤对得他无法生存。他投资煤矿的那个县，书记、县长和当地一个大煤矿主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他的煤矿刚刚开张，书记、县长就给他做工作，提出让那个大煤矿主的小舅子来当执行矿长，为了和地方上搞好关系，他答应了。过几天，执行矿长一来，就提出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煤矿的利润要二八开，投资人占两成，执行矿长占八成。投资人当然不干，于是就把那个执行矿长轰走了。从此以后，这个煤矿的厄运就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县里的人来检查，以种种借口封矿停产；隔三岔五就有当地的坏人来捣乱，明抢暗夺。一年下来，投资人的几千万打了水漂，最后抱恨而归。
煤炭，是一个暴利行业，也成了一个抢钱的行业。山西煤老板勾结官员，霸占资源，垄断市场，横行一方，为天下人所不齿。
还有一个故事：京城电视台一位著名记者来山西调查官煤勾结，接到群众举报，某县委副书记的哥哥，经营着一座年产几十万吨的大矿。虽然这个矿手续完善，但涉嫌利用职权侵占国有资产。记者费尽功夫终于调查了个一清二楚。可刚刚回到北京，领导就给他婉转地说：上面有人打招呼，今年山西曝光的事件太多了，影响稳定，你拍的那个片子放放再说吧。这一放，到现在都没有播出。事后这位记者感慨地说：那些貌不惊人的山西煤老板真是手眼通天。
二、豪奢之风何时了？
历史上的晋商曾以勤俭质朴闻名天下，清时有学者评价山西人：“质朴淳厚，有古陶唐之风。”
而今天的新晋商早已把祖训忘得干干净净。北京某著名商厦以卖高档奢侈品闻名，由于价格昂贵，来这里购物的客人被北京人戏称为“京城四大傻”之一。可谁也没有料到，经常来这里冒傻气的并不是不懂行情的外国人，而是那些新晋商。
上百万的首饰，上千万的家具，上亿元的古董，成了新晋商疯狂购置的对象。北京人开玩笑地说，没有山西煤老板的捧场，这家高档奢侈品商店早就垮了，如今不仅没有关门，而且还在太原开起了分店，买卖相当红火，说来说去，还是山西“傻帽儿”多！
一次，在北京亚运村附近吃饭，有朋友指着外面的豪宅说：看见没有，那是北京最昂贵的别墅，平均每栋售价都在五千万以上。里面有两大景观：一是开着宝马奔驰风华绝代的女人，那是你们煤老板的“二奶”在炫耀身价；二是开着丰田本田出来进去的乡下女人，那是你们煤老板的保姆在采购东西。山西煤老板的豪奢几近疯狂。
不过有句西谚，需要警醒那些新晋商：上帝要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三、矿难事故何时休？
与在京城一掷千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晋商们在矿业安全管理和事故处置上极端的吝啬和尖刻。
前几年，山西某县发生重大矿难，死亡十几人，原因很简单：老板不愿出资三万元更新一根缆绳，最后因为缆绳断裂，十几条鲜活的生命魂归黄泉。前来采访的某电视台记者感慨地说：山西矿主出百万包二奶，出千万勾结官员，竟然舍不得出三万块钱为矿工们买一条安全带，真是令人发指！
这些年最让互联网上泪水蒙蒙的就是矿难事故，最让人痛恨的就是矿难瞒报事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过的山西临汾矿难、繁峙矿难、宁武矿难等等无一不是官员出谋、矿主出钱、帮凶出力、矿工遭殃的人间悲剧。一旦发生矿难，匿尸、藏尸、烧尸、毁尸等等惨绝人寰的事件，不断上演。
眼下，中央政府执政的基本之一，就是以人为本。而一些新晋商逆势而行，不把人命当回事，天理难容。黑色矿难，最见不得阳光，最怕新闻曝光，尤其是怕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山西几次大的矿难，就是被曝光后，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官员才得到了严肃处理，矿主才被罚得倾家荡产。
谁知，近年因为新闻曝光，山西又诞生了一批靠矿难发财的新富翁，这些人大都是职业素养欠缺的新闻记者和冒充记者的人。他们一旦听说哪里发生了矿难，立即赶到现场，以曝光为由，敲诈当地政府和矿主，明目张胆索要“封口费”。也许是做贼心虚的缘故，政府官员怕丢乌纱帽，矿主担心封井关停，最后花大笔的黑钱“摆平”那些敲诈勒索的家伙。有一次，我们对好友《焦点访谈》的朋友开玩笑：你们以李逵的身份到山西调查矿难，两袖清风，让人望而生畏。可是，你们前脚一走，地下就冒出来一批李鬼，每一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也算《焦点访谈》的副产品吧。朋友大为震惊。
四、生态移民何时止？
新晋商抢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青岛的楼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北京的媒体把他们的举动称之为“生态移民”。言外之意，山西因为煤炭过度开采的缘故，地下水枯竭，植被破坏，空气污染，矿难频发，临汾、大同、阳泉、太原等地曾经列入联合国颁布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的黑名单。新晋商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恶劣的环境，才被迫到外面山清水秀的地方投资置业。
由此，我们想到了历史上的晋商，史书上称赞他们：“辽奉蒙俄六百城，金银财宝四合围。”过去的晋商，把上百个城市赚来的银子，拉回故里，修建了豪阔的深宅大院，如今成了游人接踵而至的著名景点。
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晋商，却靠挖地下的财宝一夜暴富后，将大把的资金扔到了外面。一个是将外面挣来的钱，投资到故乡；另一个是把故乡挣来的钱，投资到外地。这就是晋商和新晋商表面上的区别。从本质上来讲，当年的晋商，财雄天下，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是阳光财富，所以他们敢在乡梓面前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现在的新晋商暴富天下，靠的是勾结官员和不正当经营，他们的财富中，浸透着矿工的血泪，再加上他们的举措污染了环境，当地百姓对这些人很有意见。所以，他们不敢在故乡大肆张扬。
在山西人的心目中，昨天的晋商带给了他们精神和荣耀，今天的新晋商带给了他们污染和灾难。
现在的山西，到处都是棚户区，到处都是塌陷区，到处都是采空区。改变这种面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那些挖煤致富的新晋商们却裹挟着大量的资金外逃。新晋商们去追求青山绿水了，直把他乡做故乡，那我们怎么办？很多山西人，包括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在山西某县，为了留住那些煤炭老板的资金，当地政府推行了“一矿一事一业”的发展战略，今后，煤老板只要在当地开采一矿，就要同时投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和一项环保产业。政府的这种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五、文化产业何时兴？
山西有两棵摇钱树，一棵是煤炭，另一棵是文化。这两种资源优势，连很多普通百姓都清楚。可是，一棵长得粗壮肥硕，另一棵却先天不足。新晋商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种种不义，引起了全国上下对昔日晋商的怀恋。
影视界这几年连续热播的晋商题材剧《白银谷》、《龙票》、《乔家大院》等等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山西的学者、官员和普通百姓，尽管对新晋商有诸多意见，可是在文化产业开发上，一直对新晋商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金优势，开发文化产业，转变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再造一个天蓝水清、魅力四射的新山西。可是，除了个别煤老板有所举措之外，大部分新晋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
晋商题材火爆，新晋商又不愿意投入，山西文化人无所作为。而外地的文化人却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像煤炭私挖滥采一样，对山西的文化资源进行毫无顾忌的开采。就拿当下流行的几部晋商大戏来说，都存在严重的历史问题，甚至为了剧情需要，对晋商资源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编造。
比如，在历史上，不准纳妾是晋商家族的基本规范，可每一部大戏都在晋商妻妾成群上大做文章。《白银谷》涉及公公与儿媳妇间的情感故事；《龙票》讲的是一个晋商子弟和四个女人纠缠不清的故事；《乔家大院》最大的硬伤是，成就乔家基业的人，不是乔致庸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女人。起家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抛弃旧爱，找到有钱的新欢；扩张的时候，又是昨日的旧爱，后来变成寡妇的女人出资相助。每到转折关头，作为主角的乔致庸，就不知所措，变得暴跳如雷，而作为配角的两个女人，却变成了主角，又有谋略又有办法，最后是两个女人成就了晋商，这种逻辑让人觉得极其荒谬。历史上的晋商，是自己成就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人，就是小儿而无能、自卖本身。现在，对山西之外不了解晋商文化的投资者来说，古老的晋商优质资源，并没有被反映出来。
这样的电视剧，在全国接连上演以后，不利于晋商形象。假如，新晋商能够把手中的资金拿出来，与山西的文化人相结合，真正把昨天晋商的本质和精神展示出来，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而且能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何乐而不为呢？！
山西的文化产业，需要新晋商的支持。有责任感的新晋商，也需要通过文化产业，改变父老乡亲对他们的认识。没有文化的商人，充其量是光着泥脚板还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蹬上皮鞋四处游荡的暴发户，这样的土豹子，即使能用金钱买来诸多政府头衔，却买不来尊严和父老乡亲的敬重。
王进
2009年3月6日于北京集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