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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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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姨妈已经七十三岁了,她住在河对面的高楼里,有一个外侄女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姨妈就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母亲生前同姨妈不和,所以我同姨妈很少见面,只是由我逢年过节给她打电话问候,她却从不打电话过来,因为怕我母亲会接电话吧。母亲的葬礼她当然没来,说:“人都死了,还去看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姨妈是常来的,那时父亲还在。姨妈来了之后就从手提袋里拿出编织活,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她还帮我父亲织过一件毛背心呢。父亲其实很看不起姨妈,说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他说她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一辈子没结婚。当父亲这样说时,母亲总是为姨妈辩护。母亲的理由是姨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当然就任性。她不结婚是因为太有主见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再说她还有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她又没有妨碍别人。父亲冷笑着,懒得同母亲争执。父亲死了之后姨妈就同我们家疏远了。开始还一年来几回,后来干脆来也不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母亲,母亲说姨妈随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小,又爱挑剔,她既怕坐公共汽车出事,又怕路上的尘土污了她的鞋袜。所以她每次从我们这里回去之后都后悔得要命,发誓再不来第二回。

“我就告诉她说你不用来了。”母亲这样说。

我心里对母亲很不满,因为姨妈是唯一的亲戚,来了之后还给我零钱,母亲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人呢?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姨妈并不是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不来我家了。像姨妈这样的人才不会受别人情绪的影响呢。应该说,姨妈不来我家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厌烦了走亲戚,就停止了走动,这正是她行事的作风嘛。

姨妈接到我的电话就十分亲切地问候我和我母亲,然后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

“游乐场的门票又涨价了,贵得荒唐。游人还是有那么多。昨天一对夫妇从空中列车上掉下来,据说脑袋都摔得没有了。现在空中列车停开了,可是空中飞象还在开。要我说呢还是赏花比较好,就坐在绿水波光之中,看那些荷花缓缓开放。”

姨妈住二十层楼,从窗口望出去视线里头是一个游乐场,她一边织毛活一边看游乐场,所以每次在电话里头说的也是游乐场。我去过游乐场,场地很大,收费也贵,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一个挨一个。因为全市的人都喜欢去里头娱乐,所以一年到头灰雾冲天的,又嘈杂。有时一些刺激的项目还要排队,如空中列车之类。但是姨妈的窗口离游乐场较远,看不到细节,所以游乐场就被她在脑子里美化了,居然变成了“绿水波光”!那里倒的确有一个大水池,池里养了荷花,但因管理不善水都臭了,游人只得捂着鼻子绕道走。有一点是肯定的,姨妈绝对不会去游乐场玩那些“低俗的游戏”(她就是这样形容的)。我心里想,姨妈天天坐在窗口看游乐场,这么多年都不厌倦,说明她真是一个具有奇思异想的人。还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头对我说:

“小妹(我的小名)啊,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大的推土机开进来,一会儿工夫就把整个游乐场推平了。那些人就和蚁巢里的蚁一样四处奔逃,大血案啊。”

但是当天的报纸和广播并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有听谁说起。然而蚊子是成灾了,烟都熏不出去,整夜在蚊帐外头示威一般地叫。母亲夜里起来两三次,压低声音在黑暗里同什么人打电话。我竖起耳朵监听了好久,终于确定电话线的那一头不是姨妈。她当然是不会同姨妈打电话的,可是除了姨妈,她又还能同谁打电话呢?第二天我问她同谁打电话,她没直接回答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你再仔细想想看,我还有谁可以通话。”

母亲的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追问她了。我想的是:莫非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姨妈在电话里说的事是一种预兆吗?父亲临死的时候显得很不甘心,坚决不肯闭眼。我记得姨妈在我身后轻声嘀咕了一句:“太贪心了。”当时我对姨妈极为反感。

去姨妈家的路很不好走,车水马龙,人行道又窄得不行。过河的时候坐轮渡更是挤得没法呼吸,满船都是农民和小贩,流着臭汗,你贴着我我贴着你。船开到河中央,并没起风浪,却剧烈地摇晃起来,我还以为末日到了呢。在一片尖叫声中,船身又稳住了,缓缓地朝码头靠去。

下得船来,发现我的浅色布的鞋面被许多人踩过,成了黑的,于是想起久违了的母亲,这双鞋还是她做的呢。由于想心事,路上总是撞着行人,不断招人恶骂。终于到了姨妈的楼房门口,进了电梯,这才松了一口气,定下心来了。

姨妈住在狭长的走廊的东头,房间门口装着森严的铁拉门。我按响电铃之后,瘦小的姨妈就快步走过来了,一大串钥匙在她手里叮当作响。过了好一会她才陆续打开两道门的锁。她拉开铁门的力气大得令我吃惊,那完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姨妈真是在养精蓄锐啊,要是母亲像她这样,也不至于死于心脏病了。奇怪的是姨妈费这么大的力气开门,外侄女宜香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桌边写字,完全没想到要过来帮忙。姨妈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是她要宜香在“记录一些事件”。她还说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收不了场了,什么都要记,“生活太精彩了”。

我坐在姨妈为我搬来的藤椅里头,低头伤心地看着被踩得脏兮兮的布鞋。

“小妹啊,你怎么总是这么怀旧呢?”

我抬头直视姨妈,看见她下面的那排牙又掉了一颗,说话有些漏风。她头上是曲卷的白发,像朵大菊花。她的眼睛,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居然还像年轻人一样明亮。

“姨妈,你以前在我们家里看到过什么吗?”

“你们家?”她眯了眯眼,“对了,有一只看家的老蜘蛛,身子是红色的,我认识它。那时你们家里蚊子要少得多。你的父亲捕杀了它。”

“真可惜,父亲遇事总想不开。”

“你也看出来了啊——”她取笑地拖长了声音。

姨妈邀我去看她的一个老朋友。我们走在灰尘眯眼的马路边,别看姨妈年纪老了,走路比我还快。她低着头往前冲,谁也不望,没有人敢来撞她。她的派头正好同我相反。同她走在一起我感到很惭愧。

那位老朋友是一个小学退休的校长,我们经过几棵古槐来到一座破旧的平房前面,我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我就读过的小学。三十多年前,小学的大门是朝西开的,现在大门已经改到了东面。我还记起了校长的姓,我们叫她袁校长。那时她总是剪短发,穿鱼白色的上衣,眼梢有点往上吊。姨妈一喊“老袁”,紧闭的大门就开了。

走出来的并不是我所认得的袁校长,而是一个身材像八九岁小孩的老太婆,老太婆的头发上还蒙着一块黑布。我又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发现眼梢不但不往上吊,还往下垂,这使她脸上显出一副苦相。刚才我还在为不知怎么同她寒暄而犯愁呢,既然我不认识她,就不用寒暄了。

“这是我的侄女,当年她可没让你少操心。”

姨妈说出来的话让我吓一大跳,我赶紧盯住袁校长。可是袁校长脸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她哪里还认得出我来呢?这时操场那边发出一阵喧闹,是很多学生在那里打架。

袁校长看着操场皱了皱眉,问姨妈:

“我们这就走吗?”

“这就走啊。”姨妈高兴地说。

我悄悄地问姨妈我们要去哪里,姨妈大声回答说:

“去游乐场坐空中列车!”

一路上我的手心都在出汗,脚也发软。在人行道上,我差点摔了个大跟头,致使两位老人停下脚步,不无担忧地打量起我来。

“小妹体质不好。”姨妈说,“她担心自己掉下来。其实啊,那只不过是想象罢了,谁都不曾掉下来过,也不会轮到我们。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好不容易走到空中列车那里了,等待的时光真是比死还难受。

姨妈和袁校长迫不及待地爬到座位上,最后我也爬了上去,系好了皮带。我闭上眼,等待那一声致命的轰响,在心里不停地说:“啊,死也不过如此可怕吧!”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电车还是停在轨道上。在我前面,姨妈和袁校长已经在解下安全带下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往回走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游乐场里头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一脚一脚地踩在我的布鞋上,踩得我不住地发出尖叫。姨妈和袁校长镇定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交头接耳。我一抬头,赫然看见空中列车轰隆隆地朝我压过来,我短时内失去了知觉。

“小妹啊,你还想再玩一次吧?”姨妈捏了捏我的手心。“不!不!”我惊恐已极地说。

姨妈和袁校长都笑起来了。

“她应该多来这里玩玩。”袁校长说,“我和你的心脏病都是被空中列车治好的,真是激动人心的体验啊。”

我一点都没体会到乘坐空中列车的刺激,我自卑地落在两位老人的后面。出了游乐场的大门,我想回家,姨妈拖住我,说还要到袁校长家去吃饭,因为袁校长为请我和姨妈吃饭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我听了感到很吃惊,原来这位老校长一点都没忘记我。于是我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浮出一个场面。那是夏天,烈日高照,我在学校操场上跑呀跑的,跑了一个小时了,身上的汗都快出完了。我是唯一体育考试不及格的女生,班主任似乎是为了讨好校长,就反复训练我。她和校长站在树阴下,看我跑了一圈又一圈。开始我还能看见那两个白衣青裤的女人,后来我眼里就什么都一片模糊了。我是慢慢倒下去的,有种解脱感。

我们经过操场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在后面跟着我们,他们称袁校长为“老太婆”,称姨妈为“厨娘”。

“老太婆今天要请客了啊,真稀奇!”

到我们进了屋,关上了门,他们还不放过,在门口叽叽喳喳的。

袁校长家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只有当你在木沙发上坐久了时,才会感到光线暗淡的房内有股阴沉之气。一会儿饭菜就上桌了,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小圆桌旁吃了起来。菜很好,很别致,都是主人自己制作的腊味,一碟一碟地堆满了桌子。我没想到身为校长的单身老太婆还有这份持家的本事。后来又喝了甜酒和白酒,三个人都喝得脸上红彤彤的,我担心自己和姨妈要喝醉了。姨妈不听劝,说:“一辈子也难得聚这么一回。”

三杯白酒下肚,对面老太婆下垂的眼梢渐渐往上吊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往昔的那张脸才隐约地闪现于我眼前。也许因为我自己已经醉了?

“卢小非呀,”她叫出我的名字,“你总算熬出来了嘛。那一回在操场上,我可是为你捏了一把汗啊。你的那位班主任真是煞费苦心。现在啊,再也找不到那么敬业的教师了。”

“我的班主任,她还好吗?”我想把话岔开,因为实在不愿回忆那个夏天的事。

“她不好。这样的人好得了么?她患了癌症。”

“哦——”我看着校长说不出话来。

门外爆发出大笑,一个男孩尖着嗓门喊道:

“癌症病人啊——癌症病人!”

袁校长并不因此发窘,还是严肃地瞪着我,使我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埋怨姨妈,可是姨妈慈祥而鼓励地向我微笑,静静地坐在那里吃菜,一脸满足的表情。

“我倒是希望学生们来闹一闹,这里太寂静了。”

袁校长说这话仿佛是为自己辩护,她又往口里倒了一小杯酒。

我本来还想问袁校长一些事情,但袁校长喝了酒之后就站起来说她困了,然后就到后面房里睡去了。姨妈红着眼睛,还在喝瓶里剩下的酒。

“你们的校长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幸福呢。”

“幸福?”

“是啊,幸福。你、你就是她的未来。一个人,看见自、自己的未来,这辈子就无所求了啊。有十、十多年了,她在远处看着你,哈哈!”

“我不明白。”我皱着眉头说。

“你、你不明白就算了,去、去问门口的大槐树吧。”

姨妈说完这句话就往桌上一趴,打起鼾来。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一点都没有醉。

我该怎么办呢?两个老的不管不顾地睡着了,抛下我一个人面对一桌残酒剩菜。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我马上站起来往外走。

我穿过操场,上了大路,远远地看见轮渡码头。我心里有种复仇似的快意。既然姨妈可以出于某种秘密的目的将我骗到袁校长家里来,我不告而辞也就算不得什么不礼貌的举动了。

船上还是那么人挤人,所有的人都很强硬,没人愿意让步。于是我的脚又被人踩了好几次。我甚至闻得到自己鼻孔里呼出的酒气。对面的一名妇女谴责地看着我,她的脸十分面熟,是不是同那小学有关呢?

我常常想,姨妈是个有信念的人。她坐在二十层楼上的公寓里,手里织着毛活,两眼不知疲倦地观察着下面的游乐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已有多久了,至少有十几年了吧。她眼里的游乐场绝不是我眼里的游乐场,我隐约地感到那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演习场所。空中列车上的那一幕充分地证明了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在原地未动。也可能因为我在原地没动,我才成了姨妈和袁校长的参照物?我就是未来,不管我干出什么事来。都是她们所盼望的?有信念的人真幸福啊。而我,坐在河东的平房里,细细地琢磨着姨妈的生平,驱不散心中的茫然。

也许,母亲和姨妈并不是真的不和,她们之所以要在老年分开,是为了更好地惦记对方。当我接电话时,与其说是姨妈和我通话,不如说更像是姨妈通过我在同母亲通话。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母亲在半夜起来同人打电话的事,当时母亲是多么激动啊!她放了电话去睡,然后又起来打,一共打了三次。现在,姨妈大概也在半夜接到过那种电话吧。想到这里我身上便有些冷。

这间平房是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姨妈看着我在这里长大,她一定对我的前途作过一些设想了,她是那种深谋远虑的人。一年里头有两三次,我一路撞撞跌跌地赶到那二十层楼的公寓里,我的脚步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稳健一点。我总是没有把握的样子,姨妈为什么不指点我一下呢?当我到达姨妈家门口时,她就迅速地走来为我开铁门,沉重的大铁拉门难不倒瘦小的姨妈,她浑身都是精力。当我看到姨妈用单薄的肩头一抵,将铁门抵开时,我想,姨妈是什么样的人呢?太阳亮晃晃地照在地板上,她和外侄女两人安静得如两只猫,一个坐在藤椅里头织毛活,一个坐在书桌边写“备忘录”。姨妈从未提议过让我看她的“备忘录”,她对我说,那只是家庭开支的流水账。我不相信她的话,流水账怎么会记不完呢?每一次,我都看见那侄女在低着头写呀写的。

那天我从校长家里逃跑后,心里一直发憷,担心姨妈会打电话来质问。

深夜里,电话铃发了疯地响时,我的全身都在抖,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那一幕。还好,是姨妈的声音,那声音在静夜里异常清晰。

“小妹,电饭煲插好插头了吧?你爸爸一早要喝稀饭呢。”

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对着话筒连声喊道:

“姨妈!姨妈啊!”

“喊什么呢?”她有些生气了,“我在河西,你喊也没用。”

我像丢掉一块火炭一样扔掉话筒,将屋里所有的电灯都打开。电话铃没再响了。住在河西高楼里的姨妈,居然可以对我实行一种精神上的遥控,这是一般人极难理解的事。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建议我当天就去姨妈家问个水落石出,以摆脱这种不安的处境。我没有听从他们,我想,万一姨妈矢口否认打电话的事呢?万一真的没有这回事呢?母亲当年不就是将秘密悄悄地隐藏起来了么?我要比母亲世俗得多,所以我告诉了丈夫和儿子。可是说到去问姨妈,我还没有那个勇气。我对自己说,就让这事自行了结吧。

我没去姨妈家,姨妈倒亲自上门了。姨妈是来找我们借电钻的,她约了邻居替她修理铁门。姨妈的样子稍微有点疲倦,脸色有点发黄。她坐下来喝茶时,我终于能够鼓起勇气问她:

“姨妈太操心了,那么晚打电话来是有别的什么事吧?”“我打了电话么?”她反问道,眼里闪出光来,“对了,几天前,是有这样一个梦,我在梦里同你通了话。那一天,风刮得凶吧?我听到呼呼的声音呢。”

我不能再问下去了。姨妈的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然后缓缓地走到茶具柜那里,拿出一只褐色小巧的茶杯,放到鼻子跟前用力嗅了几嗅,又将杯子放回了原处。那是母亲的杯子。

“我们又去坐了一次空中列车,袁校长的兴致真高。”

我默默地送姨妈去码头。她指着右边的旧城墙对我讲述她少女时代的迷惑,她说她的一个女同学从那上头掉下来摔死了,而她,总不相信那个高度能摔死人。有好几次她都差点要拿自己去做试验了,但那上头人来人往的,她没有机会。轮船靠岸的时候,姨妈显得很激动。我看见她走在那些农民和小贩当中如入无人之境,她的脚稳稳地踩在木桥上,后来她就上了船,她还回转身向我招了招手呢。

“别忘了将电饭煲插好啊!”她喊道。

我的姨妈,她的心是多么年轻啊。坐在二十层楼的云端里,冒险的冲动就像小鸟一样在她脑子里闹腾着。她一年四季织毛活,就是为了平息那种隐秘的冲动吧。我问过她,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来写备忘录呢?她回答说自己写容易写错,所以才叫外侄女宜香写。

母亲的葬礼举行过后,姨妈便开始打电话过来了。她打电话没有一定的时间,有时早上,有时半夜,高兴了就打。有一回电话里头响起一个老男人的声音,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我姨妈。我愤怒地将电话一挂,将这事告诉了丈夫。丈夫略一沉思,走过去拨通了姨妈家的号码。我听见他同她在电话里聊了一会。

“刚才同你通话的正是你姨妈,你干吗对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呢?”

姨妈捣的那些鬼,我实在琢磨不出她的意图。她似乎永远对那些消逝了的人或事有莫大的兴趣,她自己成天被那些东西包围不算,她还将她身边亲近的人通通拖进那个网里头去。我想,姨妈一定是有一种能让自己分身的法宝吧,要不然,成天同死人打交道怎么还能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呢?我回忆起每当我走进她在二十层楼上的那套房子时,总是有轻微的晕眩的感觉向我袭来,那里面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磁场呢?还有外侄女宜香的眼神,总是那样飘忽不定,不像这个世界里的人。好久以前,当宜香还是个小孩时,她是异常活泼的。那时她每次来我家都要送一盆她自己种的菊花给我。她人长得漂亮,笑声十分清脆。有一天我在码头的附近碰见宜香,我问她去什么地方,她说去医院看头痛。她告诉我她的头痛了二三十年了,只有在梦中才会减轻一点。我问她想过什么办法没有,她说和姨妈住一起好多了,因为姨妈总让她上医院,对她的病比较重视。而她自己家里那些人,从来也不把她的病当作病。

“住在一个屋里,姨妈做梦时,我也做梦,我俩在梦里没完没了地讨论,我不想停下来,只有讨论时我的头才不痛,可说是通体轻灵。要是离开她,我这辈子就脱离不了苦海了。每天都盼天黑上床,每天早上都不愿醒来,我这该死的病把我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说是吗?”

我想安慰她却找不出话来,她也不想同我多聊,捂着额头说她要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我去姨妈家都看见她在桌边抄写,她一定是在抄写中继续她夜晚的那些讨论,借以减轻一点头痛吧。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件奇事。宜香走到城墙那里,我以为她会向右拐去医院,可是她对直朝着那堵墙走去,身子一闪就消失在墙里头。我还听到有几个旁观者发出了惊叫。我揉了揉眼走近点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没有旁观者,也不见宜香。

姨妈并不对我那天的不辞而别感到生气,当我终于提起这事时,她说:

“那有什么,想聚就聚,想散便散。你想想,袁校长三十多年了都没想过要同你见面,这一点都不影响她和你的关系嘛。你怎样看待她这个人呢?”

“我觉得她很关心我。”

“你用不着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她可是那种心肠很硬的女人。实际上,我也是。”

“为什么我坐空中列车时,那车一动不动呢?”

姨妈看着我干笑了几声。我觉得她在嘲弄我,心里很恼怒。

后来我才想起,我不是也同姨妈在梦里对过话了吗?只不过是以打电话的形式。当时我认为自己是清醒的,现在又拿不准了,要知道很多做梦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清醒的啊。也许,我在梦里,可我挣扎着要醒来,我不愿被姨妈拖到更深的梦里头去,于是我拒不承认姨妈说的事情。

姨妈的门修好之后,她的心情变得特别轻松,于是又打电话过来。

“现在已经是采莲的季节了,可那些荷花还是满池红艳艳的开不败。这大概是一种特殊的品种,那么不甘心,像你父亲一样。袁校长也在这里,你要同她谈话吗?”

于是又有老男人的声音在话筒里响起,完全不像袁校长的声音。那声音嘟嘟囔囔的,一个字都听不确切,只觉得她有很大的怨气,像是在骂人。忽然又有一个人插进来,是宜香的声音,宜香逼尖了喉咙对着话筒说:

“祝你做个好梦!”

然后电话就挂上了。我丈夫在一旁笑出了声。

我责备地看着他,问他对这种情况理出个眉目来没有。

“什么眉目呢?”他不以为然地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照我看,姨妈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辈。她提到的那些荷花,必定是实有其事。”

姨妈占据着有利的地势,所以能够将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事物变得有利,就像一种魔术似的。瞧,她生活在绿水波光之中;如果她在梦中迷路了,那只是为了进入更为奇异的土地。我有点嫉妒宜香。这个宜香,居然可以同姨妈在梦中进行那种空灵的讨论;而我,被排斥在河的另一边,即使去见姨妈一次都要经受难以忍受的烦恼。从家里到轮渡码头,再到姨妈家的这段路程简直就像一场混战!有时候,我凝视着姨妈那挺直的身板,活泼的动作,心中感到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姨妈一般不允许别人进入她的卧房,可是有一次,她主动叫我进去坐一坐。姨妈睡的是一张钢结构的硬床,上面连床褥子都没有。所以后来她一提到那些冗长的梦,梦中的烈日,烈日下的沙滩等等,我马上就联想到那张硬板床,那正是孵化这种酷烈的梦的装置。卧房里既没有床头柜、梳妆台,也没有椅子,那张黑色的床如同刑具一样立在房间中央,上面铺了一床白被单,没有枕头,被子倒是有一床,不过里头的旧棉絮已经硬得像煤饼一样了。我想起姨妈编织的无数柔软雅致的毛活,觉得同眼前的景象怎么也对不上号。这就是姨妈度过夜晚的场所,漫长的夜晚,仅仅属于她自己的,流连忘返的时光。姨妈当时朝我眨了眨眼,似乎是在嘲弄我的单纯。

由于用力地思索,我的听觉也延伸起来。有一夜,我将头埋在枕头里面,一下子就听到了河西姨妈家里热水瓶胆爆破的声音。与此同时,电话铃也响了。

“是谁?谁这么鲁莽?!”姨妈质问道。

“我是小妹。”

“你在痴心妄想。今夜的月亮多么好啊。”

后来她又说了一些话,但不是对我说的,她称听她讲话的人为“死鬼”。即使在电话里头,我也听得到宜香打扫碎玻璃弄出的响声,她似乎在大发脾气。

我想象着二十层楼上那个房间里的骚乱,感到自己已接近了某种庞然大物的边缘。我从床上起来,口里轻轻地说:“妈妈。”

“你说什么?”丈夫奇怪地问。

“我在往事重温呢。”

“像你姨妈那样心胸宽广的人,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只管相信她好了。”

他总结了这一句之后,重又进入了梦乡。

我走到窗户那里去看月亮,月亮被雾蒙着,只看得见一点影子。后来外头就沙沙地下起雨来。有一个男的在雨地里慢吞吞地走,一高兴就唱起进行曲来了。我们家里静静的,所有那些热水瓶胆,泡菜坛子,还有瓷器都各就各位,与爆炸无缘。然而我还是不断听到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骚乱声。月亮已经不见了,漆黑的雨夜令人忧伤,尤其当你一心惦记着某人的时候。那么袁校长在这样的夜里睡得怎么样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身体缩得像小孩一样的老太婆。自从那天分手以后姨妈就再没提起她了,而她居然是除了姨妈之外最关心我的人。好多年以前,她站在槐树的阴影里注视过我之后,就自命为我的保护人了。也许明天,我应该去向她道歉。

将自己的头伸进外面的暗夜,立刻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成为姨妈那桩事业中的成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姨妈从未停止暗示我和她,以及她们(宜香,袁校长)之间的距离。住在一个屋里,她可以同宜香一同入梦,在梦里漫游,对话,而同我,只能借助电话线传递信息。正如她说的:“我在河西,你喊也没用。”她这句话也许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不用喊她,她也听得到我的心声,河流不是屏障,反而是传递的媒介。她从哪里获得这种神力呢?

我知道轮渡半夜不开,但我不知为什么自己还是往那里走。也许是由于苦闷吧。快到船面前时,汽笛声将我吓了一大跳。黑暗中老头子跺着甲板朝我吼道:

“还不上船呀,你!”

我看也不看地跑过木板桥进去了。舱里空荡荡的,船很快离了岸。

对面蹲着的那个黑影是一个人吗?我心怀恐惧地试着向那边靠近。

“小妹。”黑影开口了,居然是宜香。

“宜香怎么在这里?!”

“今年以来我常常在这里。姨妈说小妹没准哪天夜里就上船了,我怕你在河西迷路,所以总来这里等着。今夜没有月亮。”

我心里涌起阵阵暖流。

上岸后,我果然什么都看不见。整个河西一片黑暗,根本就不知道路在哪里。

“我说了是这样吧。”宜香紧紧抓住我的臂膀。

她似乎总是沿着那些房屋的墙壁走,一只手抓着我,一只手在墙上摸。她说她只要摸一摸墙就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有时,我踩到小水洼,将鞋袜都弄湿了。当我为弄湿了鞋而懊恼时,她就安慰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终于摸到了姨妈的楼房,宜香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在惨淡的灯光下,我赫然发现面前不是宜香的圆脸,而是另一位不认识的中年妇女。她解释说,她到了夜里相貌就改变,让我不要紧张。“反正你听声音就知道是我。”姨妈开了门,我们进屋坐下来。灯光下,宜香还是那副陌生的脸,倒是姨妈的样子没怎么变。

姨妈很高兴我的到来。我们喝茶,吃点心,抬头一看,不见了宜香的人影。

“幸亏遇上宜香啊。”我心怀感激地说。

“你倒不必感激她。这种无梦的夜,她不去接你的话会更难过。”

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香茶,我同姨妈畅谈到天亮。这不是梦中的交谈,而是清醒的对话,每一句都能达成交流的那种对话。但逐渐地,姨妈的面容在我眼前变得模糊斑驳起来,我越想看清她,她越是消失得快。最后,房里只留下了她的声音。

“在夜半时分,每个人都想搭上一艘轮渡船,这个愿望不算过分。”

房间的四壁对她这句话发出嗡嗡的共鸣。

那扇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宜香的圆脸在晨光中显得分外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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