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出生的四儿子卞金国，当时在父母看来，他生的点好，是个好兆头，将来孩子的运气一定不错。
与上面的三个兄长比，卞金国显得“袖珍”，他又瘦又小，自小便是。他五岁时赶不上人家三岁的个儿，七岁时看着像五岁。这也有点原因，母亲怀他时年龄大了，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人的气血不旺，使他在娘胎中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养分。母亲年龄大，奶水也不足，使他出生后没有母乳喂养，加上当时条件又跟不上营养，他便天生身体素质不好，生下来就弱不禁风，免疫力非同正常，头疼脑热、拉稀呕吐他是经常的。这样，他就更难长“大”了。长不大，身体又不好，一个男娃家的，看着比女娃还娇弱，不经风吹雨打的。
卞金国除了没有酒窝，长得大体像了母亲，和三哥卞金武形象接近，样子也是清俊。同时也和卞金武一样不爱说话。但他不爱说，是不想说，是内敛；他说了，就不怕，张嘴大大气气的，一字一句吐得清清亮亮，不含糊的口气。不像卞金武不爱说是羞涩说，一张口脸就红，难为情的样子。身体柔弱的卞金国，性格上并不柔弱。他要喜欢的事，不叫他做，他还做；他不喜欢的事，叫他做，他也不做。
除了瘦小，卞金国与他的哥哥们还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他聪明，喜欢学习、看书。他的哥哥们自小都是对学习不敏感的，学习一般；私底下，有书也都没兴趣看。而卞金国与他们正相反，任何时间，只要见到书，不管是什么书，他都喜欢翻看，看得懂，看不懂，都有兴致，好像就喜欢认上面的字似的。拿起书，就放不下。他爱学习，也学得好。他反应和领悟的能力是极快的，不仅比过自己的哥哥们，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学习好，他却留了两次级，这还是他体质差造成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患了严重的过敏性紫癜，住院治疗了三个多月。出院后，身体并没有彻底恢复，医生建议说应该在家好好休息，调养一段时间，不然，随时就又复发了。这样他就休学了一个学期。复学时只能留级。上初中一年级时，他得了一场急性肺炎，由于他自身免疫力低下，由急性迁延到慢性，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才出院，耽误了大半个学期的功课，老师就建议他留级，省得他往后跟不上进度。他听了老师的，想：紧凑地学，将来考大学时就难了。留级使他高中毕业时，年龄比同拨人大了两岁左右。本来倒没什么，但是他赶的点不巧，那两次留级，叫他在高中毕业时，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却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第一批插队的知青。1967年，他和同学被安排到甘南插队落户。他想上大学的梦破灭了。
他的体质干农活是承受不了的，插队一年，他的身体就受不了了。每次干罢农活，他便面色苍白，头晕心慌，耳鸣眼花，气短，没有食欲。有一次，在劳动当中，还晕倒了。醒来后，送他到县医院检查，说他有较重的缺铁性贫血。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村支书特意开会讨论，结果是将他调到养猪场去喂猪。这样觉得是比在太阳底下担肥、施肥、翻地、锄草、收割那样的劳动轻省些，并且，分配给他喂的猪也比别人少十头，另外每个月特补给他一斤甘红枣，用来补血。起初，看来是有些见效，他的身体比以前实力增大了，吃饭比以前也能多吃了，面色虽说还是没有红晕，但人的样子有一些精气了，能有精力听人说笑，或者与人说笑了。不像以前，回到房间就躺在床上，没有精神，说笑不起来，一副乏力疲苦的样子。
好转了半年，情况又回到了从前，他人整天又是蔫蔫的，人家都说他再去医院瞧一瞧吧，看看血色素是不是又降低了。他说等着去。还没去，有一天，他人就晕倒在了猪圈里，给猪拌的食撒在了他的脸前，别人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下半截身子，上身被六七头猪围拢着，哼哼哧哧地争吃着他身旁的猪食。他的脸被猪们来来回回地拱着，身上也被粘满秽物的猪蹄蹭来蹭去，人是脏得要命了。知青们不太愿意进去抬他，打发不怕脏的两个当地村民将他抬了出来，擦干净了他的脸和身上的秽物后，将他送到了地段医院。说来还是缺铁性贫血所致。村支书想，看来他的身子骨在农村这样的条件是不适宜的，他这样待下去，他的身体就毁了。于是就向插队大队支书反映了情况，大队支书也觉得身体重要，他适合不了农村的劳动，就叫他回城吧，城里的劳动品种万千，活儿有轻有重，总有一种适合他，他总不会沦落为废人，照样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于是，他病退回城。知青们觉得他是因祸得福了，有些羡慕他的。
回到兰州后，正赶上卞金国的父亲要退休，父亲高兴地说，你就接我的班吧，烧锅炉比喂猪要轻省得多，你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卞金国对烧锅炉没有一点兴趣，觉得那里面没有技术可学可挖，单调枯燥，就不想去。父亲担忧的是儿子的身体，不想让他成为体力工人，身子骨永远养不回来了，影响一生健康的。父亲知道他倔，动了脑子迎合他的趣向说，烧锅炉有闲时间，你爱看书，可以看书啊。这句话果真奏效，卞金国说：行。他说行，人家单位说不行，病退书上清楚地记录了他的情况，单位领导说，烧锅炉虽然不是累活，但对他是有危险的，万一哪天他晕在了锅炉前，不幸的话一头栽到锅炉上，人被烤焦了怎么办，责任谁来负？这样一提醒，倒吓着了父亲，对儿子说：还是去干别的工作吧。之后，卞金国带着病退证明，开始到处去找工作。炼油厂、玻璃厂、化工厂、配件厂、制桶厂、食品厂、肉联厂等等，他去了十几家工厂，那些厂子不是嫌他体弱，就是嫌他瘦小，说工人就该有力量，没有力量是做不了工人的。他是无言可辩了。一时找不上工作，他就暂时待在了家里。这是工人阶级占主导的年代，做不成工人，他想起来就郁闷。不知道自己将来咋办，整天郁郁寡欢，有书也都不愿意看了。家里人也为他的工作担忧，心里急，嘴上却安慰他说，正好在家他可以好好调养调养身子，只要他强壮了，不愁没单位要。
家里人的话，鼓动了他，他想他不只靠养，还要练，才能强壮起来。于是他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跑步到三公里处的他以前的中学母校校内，从单杠、双杠上开始下功夫。上学时，他的弱牵出他的懒，他是能不碰就不碰这些耗劲耗气的器械的。锻炼计划有了，他觉得自己浑身有劲，烦恼不想了。锻炼虽然叫他气喘吁吁，但他把“强壮”列进了他的心目中，他就要坚持实施了。锻炼了刚两天，他正兴致高昂的时候，一天，大哥卞金锁特意中午跑来，兴高采烈地说，七里河区的一个印刷厂在招排版工人，叫他去试一试吧，排版工人又不用力气，他适合呀！他一听，二话不说，吃罢午饭就去上七里河区了。果然，人家不凭高大力量看人，看的是认字能力和手上是否具有灵活气，两点他全是占了优势。他看书看得多，识字是比一般人多的；他重体力劳动少，手是细嫩的，看着就有几分灵巧劲。他便顺利地进入了印刷厂。上了班，他的锻炼依旧。是成习惯了，不练浑身就难受。
排字这种活儿，坐着干，只靠手上的技巧，不费体力的，卞金国十分适合。在排版车间，他的师傅是名叫裘丽的女工。裘丽年龄比他只小两个月，却在印刷厂工作了三年多。说起来，裘丽和他当年是同届入学的学生，裘丽没有留过级，正常时间高中毕业，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但是她没有抓住机会，考上大学。她想上大学，打算复读一年再考。“文化大革命”刚一来临，她的父亲上过大学，有先见之明，感觉那闹腾的局势对人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果断地叫她退了学，退学理由是谎称她有肝炎，特意托人到医院开了证明。退学后，父母叫她先老老实实在家蹲着吧，过后是继续上学，还是去工作，看看形式发展再说。高考制度取消了，还去上什么学，她就只有去上班了，便躲过了插队。印刷厂是托人进去的，进去前又托原来的医生，再开了份证明，证明她的肝炎病已经治好。本来就没病，开起这个证明来，医生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没有一丝后顾之忧。
裘丽过了一米七的高挑个儿，身材挺拔，人长得秀气端庄，整体窈窕抢眼。卞金国跟她学徒，有骄傲有自卑，站在她旁边，不及裘丽高，心里有点悲凉的。他把动力“转嫁”到工作中，想在业务上显示能力，增加他的自信。在裘丽面前，他尽力地释放他的聪敏，他的聪敏是真聪敏，利用上来，就见了结果。跟着学了一个多月，他就能独自操练排版了，虽然速度还及不上裘丽。他就加紧操练，半年内，他排版的速度居然超过了裘丽。裘丽带出这样一个手脑厉害的徒弟，也很骄傲，总是不由会向人夸赞起他。卞金国的得意、骄傲一点点积累进心，自卑就一点点被挤向了边缘，就等着出去了。学徒工比正式工分配的活儿要少，他排版的速度赶上了裘丽，每天分配他排版的量，他便早早地就能够完成任务。闲下来，他也不闲，总是殷勤地去帮裘丽排字，裘丽也不客气，一副师傅理应接受的架势，把自己剩下的那部分活儿，一半分配给他。他快，字排完后，就又向裘丽要活儿。裘丽就再分给他一点。这样做，周而复始，天天如此，配合默契的。后来，卞金国干完自己的活儿后，索性就将裘丽剩下的活儿全部接了过来，裘丽就闲着了，只看他独自忙吧，像监工似的。裘丽的活儿，他噼里啪啦一会儿工夫就能干完。周围的其他工人见他闲下来，就求他帮忙，他不拒绝，帮着干就干了，没有一点觉得吃亏。卞金国越干越是得心应手，他手上的反应速度之快叫周围的工人们惊异和叹服。工人们奉承他说，如果有比赛排字的，他一定在全国都能拿第一了。
他排字的能力叫工人们说起来，就算到他自身的条件上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抵消了他自身体格的不足，工友们就把他作为是条件好的人，他香饽饽一样被看好，张三李四的都愿意为他操个人问题的心。于是，隔三差五地就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他们给他介绍对象，对女方说他是条件好的。说是这么说，给他介绍的对象，不论长相如何，个头都是不到一米六的，他是一米六七身高，每个介绍人就说，女方个头配他正好。他们越是那么说，他就越逆反，就是不想找低个头的；他觉得他们其实是对他有偏见，他接受了他们介绍过来的对象，就等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偏见。偏见是歧视，也是不平等的条约。
如果不是工友们想着给他介绍对象，他还从来没有想过个人问题，他觉得二十一岁年龄还小，应该过两年再考虑。既然别人将这种事提了出来，他的脑子才跟着转起这个问题来。对这种问题，他脑子反应的速度像手上排字那样快的，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见。不想找低个头的，除了逆反的自尊心外，还有他对未来想象的描绘，他想，他是小个头，老婆也是小个头，他们的孩子将来肯定是小个头，不论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希望他们是小个头。虽然他是小个头，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无所谓。他越是个头低，他就越想改变。自身改变是不可能了，他早就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后代上；后代要改变，至少父母之中一人应该是高个头的，他喜欢看书，看过的书多，知道的知识也多，他懂得遗传的重要。这遗传的任务，他就只有交到了将来他要娶的老婆身上了。不是到了找不上的地步，对低个头的对象，他是决不妥协的。
问题转到了对象的标准上，他的参照物十分好找，那就是近在眼前的师傅裘丽。在他眼中，师傅的长相和身段是女性的完美代表，除此之外，她不内不外，张弛有度的性格也是适宜，内外统一的。对她，原来在心中就总是默默赞叹的。赞叹是赞叹，他还没有想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也就没有过“非分”之想。现在，问题提了出来，师傅成为了标准。沿着这标准，去看别人，看一个，没有一个，他失望的同时，又点亮了希望，他和师傅熟，知道她没有对象。师傅就是希望，希望在眼前，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他没有盲目行动，而是在心中设置了应付措施：应付白眼，应付讽刺，应付拒绝。他脑子不简单，明白师傅平时和他不错的关系，并不代表她马上就可以接受他，不但不接受，或许还会翻脸。他做的准备是长期的，无论开始遇到什么结果，他都不会轻易罢休，接着再来，不行，再来，往复循环，只要裘丽没有对象，他就一直追她到底。这些勇气与经验，到头还是他从看过的书中记述的某些爱情故事中汲取的情绪记忆，虽说书中提供的事实总是有些超越生活的浪漫，但他想什么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凭空想象，基点还是在生活中，是生活给出的一种真理了，具有普遍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的。真理是：坚持就能胜利。
卞金国心里有力量，到了实际中，自卑并没有完全出去，落实到实施多少有点颤抖。他本来打算找机会当面向裘丽表达，鼓了半天的劲，勇气也到不了位，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没有就此放弃想法，他采取了间接的方式，给裘丽写了封追求信。信中，他赞美了裘丽的美丽和她的好气质，说她是令他爱慕、崇拜已久的。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是悉心琢磨的，要用得有文化，有韵味，有光彩，叫裘丽读来有些惊叹的。他是利用上班中，人的注意力都在埋头工作当口，把信放到了师傅的排字板上。师傅也在工作，看到他的手放下的信，本能地抬头看他一眼，说了句“谢谢”，她以为是他从收发室替她取回的信。她和个别上了大学后留在外地的同学，一直保持有联系。
卞金国接上她的话，低声说：不用谢，信是我写的。
裘丽立即拿起信封看，确定无疑，便疑惑地盯着卞金国，问：为什么给我写信？是对我不满，向我提意见，嫌帮我干活了？说着，她的脸色先不满起来。
卞金国笑笑。低头看着排字板说：不是。你看了就知道。回家再看吧。
裘丽挑衅地说：我想现在就看呢？
卞金国说：回家看，比在这儿看好，回家看吧。说罢，深沉地坐回座位，低头干起活儿来。一副不由分说的样子。
裘丽拿着信封，看着，揣度着，想了想，最终没有拆开，将信放进了挂在桌角上的黄色帆布挎包中。
卞金国看着在集中注意力干活，眼睛其实快速地播射来余光，见信进了裘丽的挎包中，心里不由欢快起来，像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等待是难挨的，一晚上，卞金国脑子不能歇息，总是不由自主猜测着裘丽看信后的种种反应，没一个是接受的表示，都是拒绝，拒绝的程度有高有低，她的表情变化万千，给他面子，是不动声色的；不给他面子，冷嘲、热讽、斥责、谩骂，基点还是缘于他的低个头，总的结论是他没有自知之明。想着，他会出一身的冷汗。三哥卞金武，单位给他分了房子，一家人去年搬了出去，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宽敞，他自己住了一间屋。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不会打扰影响别人，怎么折腾都是自由。他睡不着，就起来，坐着想，想主意，想对付拒绝的方案。其实他现在想到的，之前就想了，之前想是想了，没有落实到操作，他想他必须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一个一个地设计，他能想到的每一个假设上，他都要给出一个相应的回答，要回答得铿锵有力，句句有理。他不信，功夫能负他有心人。他想着，就开了灯，拿来纸和笔，设计起方案。不知不觉，他精神抖擞地写下了十几页的方案，他想，他是准备充足了；再失败，他就认了。
第二天上班，卞金国忐忑不安地等到了裘丽来，她面无表情，已经是一种不满的反应了。卞金国想，她可能会在适当时机向他发泄，她发泄的，一定是在他设想中的，他有准备，倒期待着回答她的机会。而裘丽自始至终都是面色冷漠，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看都不看他，除了有工作要交代，迫不得已地向他说句话，她是绝不跟他说话了，一改以往的松弛，声色严肃的。跟他说话。也是眼睛看都不看他。利用自己的活儿干完了的时机，卞金国对裘丽说，他来帮她干吧。裘丽翻下眼皮，冷冰冰地说句“不用”。当着工友，他没勇气主动问她什么，他摸不着她的想法，也不能拿出准备好的方案交给她，拿出哪一个，对她现在的状况，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原来再想得好，真到了跟前，就跟想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自卑不由抬头，他一时没了主意。有其他工友笑嘻嘻地请他帮忙排字，他像裘丽一样表情冷漠地拒绝了。
他呆坐了一会儿，起身来到他们检字的字库房。他想到那儿散心，他想得周全，去外面，难免被人看到，会说他工作散漫。到字库房待着，工友或车间主任看到，只能以为他在检字。他来到最里间的字架排，这里的字都是繁笔用字，极少用的，一般就少有人来这儿检字。他走到顶头，靠着窗户，面向字架，双臂交盘，进入平静思索的状态。开始是有点麻木，不知如何，慢慢地，就理出了一些头绪。他知道，师傅不予理睬他的反常行为，就是对他不满，看不上他，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他想，如果师傅能顺利接受他，那才叫不正常，说明她是不骄傲自己的条件，有条件而不骄傲，说明她有不自信的地方，那地方是缺陷、弱点，别人看不到，她自己明白的。真有缺陷和弱点了，就轮到他该考虑考虑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缺陷和弱点，只是缺一点个头上的优势，其他还有什么，他想了想，是体质有点弱，这和个头相连，其实是一体的。其实，进印刷厂前，他发誓的锻炼计划，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中断，他的体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除了还有点贫血，身体没有其他的毛病，抵抗力在加强，一年多了也没有感冒发烧过，和他以前比，是奇迹了。另外，他长得不差，聪敏的能力有目共睹，师傅配他也不跌份的。越想，他的自信越强烈，力量重建。他刹那间有了更大胆的主意，每天下班后跟上师傅，陪她走到家；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他就死气白赖地跟着。
卞金国想得好，到了跟前又不是那么回事。裘丽是骑自行车上班，这是他没有考虑到的。而他家离厂子远，每天是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根据这种情况，他想他可以跟裘丽走一段路，然后再骑上她的自行车带上她，还是可以陪她到家。只要她接受他的殷勤，他们就会像是处对象的，时间久了，假的也会变成真。
当天，在裘丽要骑上车的时候，他喊住她，裘丽停是停下了，却冷冰冰地问句“啥事？”他鼓起劲说，他陪她回家，想和她聊聊。裘丽白他一眼，甩出话：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说罢，用劲起了几步，跳上了自行车，快速骑去。得到拒绝，卞金国有准备，就把希望放在了下次。接下来了几次，裘丽一如既往是那样的态度，每次他只能望着裘丽的背影发会儿呆。他有点气馁了，连着两天没有坚持。那两天中，他一会儿来劲，一会儿没劲的，想来想去，想到所有的失败例子中，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持之以恒的结果。于是，又坚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再后，情况有了点转机。
一天，裘丽停下来后，没有像以往，甩过一句拒绝的话后径自就走，说的话也不再是那么果断强硬，却不避讳地反问他：你觉得咱们合适吗？
卞金国想了想说：合适不是说出来的，是处出来的。你和我没相处，下什么结论都不真实。
裘丽听他说出来的话有理、自信、有个性，跟着也就不能马上说出生硬的语句。她没说话，推上自行车走起来，给卞金国留出了机会。
一时，卞金国紧张得倒不会说了，裘丽也不问他什么，淡漠着表情走着。
卞金国想到说：我骑你的车带上你走吧。
裘丽嗤笑似的样子说：你带得动吗？
卞金国挺了挺腰，说：你看我带得动带不动。
裘丽将自行车交给了卞金国。卞金国接上，起步骑上，挺着胸，向裘丽歪下脑袋说：上车。
裘丽有点担惊，问了句：你行吗？
卞金国甩了下头，说：没问题！摔着你，你就不要再理我，我就不姓卞！
裘丽打赌般地说了句“好”，毫不犹豫地用劲跳上后座。自行车晃了一下，很快就稳定了，卞金国劲头十足地蹬着脚蹬，一阵风似的奔跑起来。
这一天就拉开了他们交往的大幕。进一步的交往，卞金国的坚强性格，聪明好学，知识丰富，逐一地展示出来，裘丽也在心中对他有了赞叹。日积月累，就接受了他。接触到裘丽的家，才知道裘丽背后有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她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西走廊劳动去了。本来她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父亲原是水利厅的副局级干部，母亲在教育局工作。她还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哥哥，人却分到了青海。她现在的家，是一间窄小的旧平房，原来她家是住楼房，有三室的。一人在兰州，裘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不敢轻易地接触外人，她条件好，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她不问条件，全部拒绝。拒绝卞金国，不是因为他的个头，她家里的现状，反倒是她不自信的。告诉了卞金国实情后，卞金国没有犹豫地说，他不嫌也不怕，在他眼中，她就是最好的。他心里想，只要不是裘丽个人有问题，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卞金国对裘丽说，她父母不在身边，他一定会好好待她。裘丽听了，很是感动。之后，卞金国每次就索性送裘丽进了家门。裘丽留他吃饭，他也不客气，挽起袖子，叫裘丽坐着休息，他来做饭，裘丽要帮他，他不让，把她当公主一样摆在一边。那时，他有一种大男人似的承担感和成就感，裘丽同时产生了小鸟依人般的幸福，一步一步地离不开他了。
他们有条件待在一起，却没有胆量做出越界之举，他们规矩得连手都不敢相碰。传统的规则，是他们做人的人生信条；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发自内心地懂得相互的尊重，尊重是他们的体面和风度，不能走入离经叛道的路上，使自己跌了人格。接触了一年多，他们还是清纯如初。唯有相吸的眼神，和相互关爱的举止划分了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的跨越只有在他们的婚后，他们遵循得坦然、安然。也叫卞金国父母为他们日后的婚礼，操持得坦然、安然。
卞金国转正定级后，他就和裘丽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新家就在卞金国的父母家。第二年（1974年）夏天，裘丽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起名“卞小宇”。
喜欢漂亮女人的哥哥卞金利，不管裘丽的家庭问题，只羡慕裘丽的形象，说卞金国是有桃花运的。
卞金国笑着说：桃花运也不是瞎撞的，运气是我坚持出来的。如果你当年能再坚持些日子，不图一时欲望，备不住也会交到好运。
卞金利瞪他一眼，说：屁话，你才多大，那时我都二十八岁了，还是光棍，咋坚持啊？
卞金国说：坚持是种能力，有这种能力，熬多大岁数都是行的。
卞金利还是不服，卞金国照顾哥哥的感受，也不和他争了，让着任了他说。
粉碎“四人帮”后，裘丽的父母平了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单位重新分给了他们房子，房子是新楼房，三室一厅的，比原来裘丽父亲在位时的还要大，说是这算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了。裘丽父母说他们住大房子太浪费，叫裘丽和卞金国搬来住吧，卞金国和裘丽抱着孩子卞小宇，就整个家地搬了过去。
背后有人议论说卞金国等于是给女方做倒插门了。卞德仁夫妻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塞别人的话对他们来说十分好说，他们得意地说，他们有五个儿子哪，让给别人一个还嫌多呢！
对于了解卞金国的人，几乎对他都是羡慕的，他们见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说他有福，运气好啊。卞金国也总是一句话：运气是我坚持出来的。
卞金国的好运还在后面，1977年，在知道了恢复高考后，他紧追紧学了两个多月后，参加了高考，之后，顺利地被兰州大学录取。第二年，妻子裘丽也考进了西北师范大学。他们夫妻都报考了在兰州本地上大学，是一举两得的考虑，他们不仅可以经常照顾到孩子卞小宇，还能够夫妻常相聚。
虽然他们都是大龄大学生，却依然叫别人羡慕十分的。因为好日子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