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十周年的北京秋高气爽，城区的几条主要的街道早早就开始张灯结彩，商店的货架上也突然充足了许多，到处是一派节日的景象。国庆的这一天将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和阅兵；国庆的当晚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彻夜的群众联欢活动，届时，五彩缤纷的礼花将装点北京的夜空。
为庆功这一伟大的节日，曙光木材厂上上下下也处于一派忙碌之中。在厂领导层中，最为手忙脚乱的是潘树仁，由厂工会牵头，厂里将在9月30日的下午举办一场灯迷活动，地点设在了食堂的饭厅。这么多年，曙光厂头一次举办这类活动，老潘自己没有经验，他手下那帮工会积极分子也没一个是组织这类活动的料。后来是陈爱兰给他出了主意，从装配车间借出了史丽云，从机修车间又借出了霍希古和王玉蓉，几个人忙碌了三天，才搞出个样子来。
史丽云和陈爱兰帮助忙完了灯迷，又开始换厂里的板报，全厂十几块板报，墙报的内容和报头都要换，中心内容全部与国庆十周年和厂里取得的成绩有关。史丽云蹬着梯子画报头的时候，谷玉森经常亲临指导，在下面比比划划的说个没完。陈爱兰不在的时候，他还会帮助扶扶梯子。
厂里参加国庆游行和广场联欢的各有二十人，邹晓风是这项活动的负责人，去外单位参加排练时他要亲自带队。曙光厂与其他几个单位组成了一个方队，每星期要出外参加三次排练活动。被选中参加这两项活动的自然是根红苗正，年轻身体好，工作表现好的，陈爱兰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去参加排练的时候，谷玉森就会自动充当史丽云的助手，扶扶梯子，递个粉笔的，当然更少不了指手画脚。看得出来，他似乎对这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
这期间，较为轻松的要属李宪平。
厂里的新厂房已于八月底竣工交付使用。新产品的生产设备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原先在活动房里挤得满满堂堂的设备，搬到新厂房后只占了一半的空间。9月16日正式投产这一天，周彦琪部长亲临现场剪了彩。目前生产的1.2米×0.8米和1.4米×0.9米两种规格的纤维板已投放市场，孙长喜正在组织人力搞更大规模的成形预压机，热压机，以便增加纤维板的品种，来满足生产和市场的需要。
新产品一炮打响，为此忙碌了将近一年的李宪平自然感到松了一口气。
但这半年多来的风风雨雨，也给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几个大大的问号。这期间，人们所熟悉的几位领导人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为首的是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报纸上随之而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有关文件和报纸上称，目前全党正在展开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十年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而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纲领就是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
李宪平不是爱钻牛角尖的人，想不通事他就不去想，自己非要让自己想通的时候，最后就会以自身思想水平低不理解为答案，自己开导自己，总之不钻牛角尖。但他万没想到的是这场“反右倾”的斗争会一度波及到自己，连办事素来四平八稳的邹晓风也是作了两次检查才得以过关。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首先是党员干部学习有关文件，端正反右倾的态度；向党交心，自我检查，在此基础上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进行批判，斗争；其后是组织一些专题辩论，如大跃进是否正确，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等。全厂总共有十一名党员干部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学习和自查，从始自终是风大雨点小，没有什么问题涉及到本厂或哪个人。几乎所有参加学习的人都觉得很正常，厂里没有什么值得要反的东西。
邹晓风怕李宪平乱放炮，私下给他打了“预防针”，尤其是对大炼钢铁，让他尽量少议论，如非说不可也要百分之百的给予正面的肯定，以免被人误解或抓辨子。他说大炼钢铁我们厂也确实是积极参加了嘛！炼得好不好那是技术上的问题，炼不炼才是政治态度问题。
对邹晓风的担心，李宪平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谁右倾，谁反对大跃进，他李宪平也不会粘上边，他恨不得曙光厂一天变一个样，全中国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跃进。这一年多来，他少睡了多少觉，少休息了多少个星期天只有他自己知道。虽然他对自己所敬爱的彭老总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心存疑问，但他更坚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错。每当自己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切正是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所致。这一点他坚定不移。
万没想到，麻烦是突然冒出来的，令他猝不及防。事前没有任何先兆，如同没有云就突然来了一场暴雨。
那是前不久的一次“反右倾”的学习会上，领导干部进行到自检阶段，要向党交心。参加会的除了厂里的党员干部，还有两位区委来的干部，其中一位是区委组织部的老杨，政策水平很高的一位老同志。那是区里“反右倾”斗争领导小组对基层单位的例行检查。照例是两位主要领导先交心，自检，而后接受大家的评议。对邹晓风的评议较为顺利，意见虽提了一些，但都是毛毛雨。人们注意到这类场合一贯不甘寂寞的谷玉森一反常态没有吱声。不料，轮到对李宪平进行评议时，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谷玉森。
谷玉森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在这场反右倾的斗争中是个很重要的文件，是个要反复学习才能正确领会其精神的钢领性文件，正如文件指出的那样，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我觉得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谷玉森背读完一段文件，习惯地抬起头用目光巡视四周，像是寻求支持，寻找知音。李宪平当时注意到，对方的目光与他接触时是一闪而过，他已意识到来者不善，对方有可能对他发难。因为他太了解谷玉森了，只要一当着上面来的领导，他十之八九会表现一番。况且眼下又正在搞运动，他是一有运动就容易兴奋的人。如同一些戏迷一听锣鼓点响就嗓子痒痒一样。
谷玉森开始接触实质，他皮笑肉不笑，故作轻松地说：“如果让我来评议李宪平同志刚刚作过的交心，自检的发言，我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避重就轻，回避实质。通过这几年在一起工作，我觉得李宪平同志还是很有工作朝气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敌情观念不强，二是思想中的右倾情绪比较严重。这里我只举三个小例子……”
谷玉森举的第一个实例，是说李宪平在大炼钢铁的后期散布过带有右倾情绪的怪话。那是年初，厂里搞大扫除，行政股想把球场边上的十几块铁坨子处理了卖给废品站。因炼出的那些钢，交哪儿都不要，说各种指标都不合格。更没想到是，那些铁坨子连废品站都不收，人家说这种东西不能再回炉了，是钢铁厂不收。结果怎么拉去的又怎么拉了回来。李宪平得知这一情况后开了一句玩笑说：“废品站不要咱们就当宝贝自己留着。甭管是不是钢，好歹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自己炼出来的，谁叫咱们当初冒傻气来的。”这么一句随便说说的玩笑话，在谷玉森的口中变成了右倾情绪严重的罪证。他用指头轻轻敲击着桌子说，“在这里我要问问李宪平同志，将全民大炼钢铁说成是冒傻气是什么用意？”
谷玉森举的第二个例子牵涉到非党干部，事情的起因是一次支部的生活会上，李宪平谈到领导干部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主动谈到自己因为主观险些冤枉了好人，他说去东北的关忠存迟迟搞不来木材，虽然提出了很多客观的理由，但我主观上却认定是由于关忠存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又派张权斗去东北督办，结果回来一汇报，确实是由于全国大炼钢铁造成了木材紧张，很多林木被砍掉炼钢了。李宪平的本意是强调领导干部容易犯主观主义的，不料在谷玉森那里变成了他对大炼钢铁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又一种表现。
第三个例子份量更重，而且还多少牵涉到厂支部的其他支委。谷玉森说的是正月初三请孙长喜一班人吃的那顿饺子酒。他说，领导给下面加班的群众包个饺子无可厚非，过年了喝点儿酒也算不了什么。但范建国，石国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呀？是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身为领导干部的李宪平同志和这些人交杯换盏，碰杯祝酒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了。但这样的怪事发生在李宪平同志的身上也不算是怪事，我觉得这正是这个同志思想一贯右倾，没有敌情观念的必然结果。谷玉森显然是集中火力打击一个，他在发言中始终没提与这顿饺子酒有关的其他几个支委。
区委下来的两位干部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重炮既感震惊又感意外，两个人在谷玉森发言过程中始终紧张地做着记录，连头也没抬。谷玉森发言过后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主持会的邹晓风原以为这两位上边来的同志会说点什么的，那两位竟丝毫没有什么表示。一时间，会场的气氛如同被凝固了，与会者大都垂下了头，不知是在思考，还是不愿被人看到自己的表情。
当时的邹晓风注意到李宪平面部的肌肉在微微抖动，他知道那是这位老战友被激怒的表情，他随时会拍案而起。邹晓风有些担心，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李宪平一旦被暴怒所左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疯狂的气话是最容易让人抓住辨子的。邹晓风知道不提醒他不行，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既然是同志之间的评议，有什么意见全可以说，畅所欲言。说的不对也不要紧，最终还是让事实说话。下面还有哪位同志发言，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说，总之是摆事实，讲道理。”
李宪平刚要发言，却不料被潘树仁抢在了前面。
潘树仁张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谷玉森同志的一些看法。”他说：“今年正月初三的那顿饺子宴我参加了，我最有资格发言。孙长喜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党员、又是军属，初三那天我们三位领导去他家拜年发现他不在家，就想到他可能在厂里加班，带领大家突击新产品的设备，他们之所以这么分秒必争，是因为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邹晓风同志提议要给这些加班的同志包顿饺子，我和李宪平同志全同意。”说到这，他冲着谷玉森说，“我相信你老谷如果不是歇探亲假没在的话，也会去的。为什么呢？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放弃了春节休息的人不值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慰问一下吗？我说应该，完全应该！”
潘树仁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冲那两位区上来人讲的，讲到李宪平敬酒碰杯时，他显得十分激动地说：“那种场合敬杯酒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既便这些加班的当中有右派分子，他也是自愿放弃休息来的，对这些人好的表现适当鼓励一下有何不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还请五百多右派分子和政协委员，党外民主人士一起座谈呢！目的还不是改造他们，你不接触他们又怎么改造他们？彭真同志在这方面也有指示，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子啦……”
提到谷玉森所举的头两条罪状，潘树仁说：“我觉得李宪平同志对大炼钢铁始终是积极支持的，一两句玩笑谈不上右倾情绪。至于他在支部会上讲的思想汇报，本意是提倡调查研究。他只是说大炼钢铁造成木材紧张这一事实，并没说砍树炼钢有什么错，我看谈不上李宪平同志对大炼钢铁有什么不满的右倾情绪。我到是听他不只一次地讲过，‘一个国家的钢铁多，腰杆子就硬’的话。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不相信这样的同志会反对大炼钢铁，思想上会右倾。”
邹晓风事后评价说，老潘的那次发言是超水平发挥。
当时人们注意到，谷玉森洋洋自得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脸渐渐地白了，是气的，如不是有上级机关的同志在场，他当即就会反击的。接下来又有三位发言，内容都不是他喜欢听的话，这几个虽不像潘树仁那样反驳他，但是为李宪平唱赞歌的，而且说得有根有据，仿佛曙光厂的变化全是因为有了李宪平。其中王富达的发言最令他哭笑不得，王富达的发言竟借用他的话开头，说“刚才谷玉森同志提到李宪平同志工作很有朝气，我对此深有同感……”接下来便是李宪平有工作朝气的例子，说了足有半个钟头。孙长喜因工请假没有到会，如来的话想必也是一个调子。
李宪平原本要据理力争的，一看有这么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争相发言，为他说话，便打消了要发言的念头。他觉得一来一往的跟小孩打架似的没什么意思，不如等上面找他谈话时再说。但过后并没有谁找过他，他上交的“交心自检”的书面材料也一次就通过了。他弄不清是潘树仁他们的发言起了作用，还是那两位区委派来的人政策水平高。没想到是邹晓风的“交心，自检”材料第一次未被通过，又令他写了一次才算了事。
纤维板顺利投产本是一件大喜事，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三家能生产纤维板的企业，各方面在同行业中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小厂在新产品生产上跑到了前面，自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却让李宪平高兴不起来，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一个人在拼命工作的时候，总有人在背后盯着想找你的毛病，是无论如何也难让人高兴的事。
吴素梅本准备9月30日的中午让全厂职工吃一次会餐，国庆十周年，食堂也要表示一下，搞几个甲菜，弄点酒喝一喝。王富达去请示时，李宪平说：“还想找麻烦？到时候喝高兴了，碰杯你碰不碰？算了吧，让食堂搞两个好菜卖便宜一些，职工自己打回去吃，愿意喝的自己弄酒，就甭往一块凑了。”
从本意来讲，李宪平怎会不愿意会餐？他巴不得能借欢聚一堂的机会与奋战一年的职工们一起聚一聚，亲自为那些劳苦功高的主任和劳模们的碗里挟挟菜，斟斟酒，说几句贴心话，相互笑骂几句心里都是舒坦的。利用这样的机会，他还可以和那个“特殊群体”的人们聊上几句家常，以厂领导的身份说上几句勉励的话。曙光厂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这个“特殊群体”贡献是分不开的，不能公开对他们进行褒奖，饭桌上随便说几句奖励的话总是应该的。但他却不能这么做，至少眼下不能，“反右倾”的斗争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稍不留神就会出差。死不甘心的谷玉森正不声不响盯着他呢！
李宪平过去一直以为谷玉森只是左，是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即便背后打他的小报告也是因为认识太左做崇，但这次“反右倾”使他对谷玉森的看法大变，觉得他是心理阴暗，品格扭曲，甚至将他与水浒传中谋害宋江的黄文炳联系起来，觉得他的身上颇有几分“黄蜂刺”的影子。
厂里对9月30日这一天的安排是上午工作生产半天，下午上班后打扫卫生一小时，而后是自由活动，可以参加厂里组织的娱乐活动，也可以提前回家。食堂为这天的午餐准备了六样甲菜，每个职工凭票可以任选两样，只收两角钱的饭票。餐票提前三天便发下去了，所以不少车间准备以车间或班组为单位会餐，各部门都凑钱准备了酒。这一年的下半年，副食品供应开始明显紧张，但国庆前好转了一些，吴素梅又动手早，四处求人，鸡鸭鱼肉和鲜菜一样不少。
赵贵臣提前两天便来请李宪平，装配车间将在30日的中午举行全车间的会餐，届时他们正组装的几十张办公桌将当作餐桌使用，上面铺上一层纤维板和报纸。全车间长长地摆上两排，会餐完了是象棋比赛，厂工会提供了三副新棋子做为奖品。这半年多来，曙光厂生产的家具在同行业联合质量检查中连得了两次第二名，一次第一名，装配车间上上下下都觉得光彩。
李宪平以当天下午有会为名不想去。赵贵臣说，不给我面子可以，装配车间的面子你可要给，我是代表装配车间几十口子来请你的！过节了，又是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当厂长的还不该和下面喝一杯？车间里不少臭棋篓子还惦记和你杀一盘呢，怎么也要给大家一点面子！赵贵臣硬磨软泡，直到李宪平答应吃饭时去，他还是硬要走了李宪平的餐票才走人。
孙长喜也来请，他说亲戚送了他两瓶茅台酒舍不得喝，拿到厂里准备和大伙儿一起喝。孙长喜既是中层领导又是党员，厂里“反右倾”的各类学习少不了他，但那次谷玉森发难的会他请了假，他去关系单位加工磨具去了。事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这次他弄来茅台酒也有赌气的意思。他说咱们喝咱们的茅台，谁爱生气活该，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孙长喜是实在人，这实在人要生了气也好跟人较劲，不然的话茅台酒他不会轻易往厂里带。
李宪平好言劝慰了半天终于说服了他。李宪平说喝酒的时候替我敬大伙儿一杯吧。
潘树仁想请他节日期间去家里喝酒，也来约日子。他先找过邹晓风，老邹让他挑日子，说就“十一”这天不行，他是厂里参加游行人员的带队。李宪平“十一”这天在厂值班，十月二日和一个老战友又约好了，于是定下十月三日去老潘家，邹晓风也去。这几年，每到国庆或春节期间，老潘和邹晓风总要约他到家里聚一聚，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感觉。
李宪平要见的这位老战友是抗美援朝期间与他一个部队的营教导员张向东，两人一个团，一起负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又一起回国治疗，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向东伤好后又回到朝鲜前线，他则转业留在了北京。但二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张向东的父亲是位军级干部，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但张向东待人丝毫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
前不久，张向东转业分配到交通部门工作，李宪平得知这一消息后打了多次电话才找到他，定下了见面的日子。李宪平隐隐感到对方情绪似乎不高，得知他在一个基层单位只担任了一个副职，而他在部队已是副团级了，猜想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盼望早日见到老战友的念头也更加强烈了。
三十号这天一早，吴素梅就找到李宪平给他派活，让他盯着中午去食堂卖饭。因往日是百十口子吃饭，这天是人人手里有餐票，一个饭口要安排两个卖饭的才行。平日里李宪平常帮着卖饭，这种日子口小吴自然又想到他。
李宪平说，这种美差别总想着我呀，找老谷，老东西总闲着没事找事，你让他忙乎一身汗对谁都有好处。吴素梅笑笑走了。她刚走，生产技术股的田伟光又过来请，副股长包永刚新近已正式调离生产技术股，出任纤维板车间的主任。股里的人分别准备了好酒，好菜，想用中午食堂发甲菜的机会请过老包喝一次酒，也算是欢送的意思。老田是想请厂长过去凑个热闹。
李宪平说，我已经答应赵贵臣了，你们那儿就不去了，参加国庆游行的人今天最后一次练队，老邹吃不成把他的餐票给我了，我借花献佛，给你们做点儿贡献吧。说完不容推辞，将那张餐票给了田伟光。
田伟光又提出给他股里增加人的事，因小包一调走，股里管技术这一块就没人了。年中的时候，李宪平与他提过一个人选王玉蓉，老田表示没什么意见，还提出不如将宋辉或范建国也一起调给他。邹晓风当时也答应找机会在支委会上议一议，但后来风云突变，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的运动，这事就放下了。王玉蓉虽然始终没调到生产股搞技术工作，实际上却一直干的是专职的技术设计，只不过她的办公桌摆在了机修车间老孙的屋里。
李宪平摆摆手说，眼下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等一等吧，最晚年底能给你准信儿。你可以把王玉蓉先当作编外人员使用，有什么需要她搞的跟老孙打声招呼就行。对他们车间的其他人也可以这么办。
田伟光之所以此时又旧事重提，是因国庆前夕报纸上刚刚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一部分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他知道，厂里的这些右派分子肯定将有一部分人要摘掉帽子，这时候点名要谁，肯定有助于这个人摘掉头上的帽子。他早看准了王玉蓉，那是个既肯钻研，又很有灵气的姑娘。他见李宪平口风很紧，知道不便多问，说了几句闲话走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文件正式下发后，曙光厂党支部已开过两次会进行传达，学习、部署。邹晓风对此事抓得很紧，国庆前事情虽多，他还是硬抽出时间开了两次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审议右派分子是否摘帽的权力在这些人现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邹晓风组织支部全体委员，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领会。最后统一了基本认识，即曙光厂先后两批接收的四十九名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一部分人表现突出，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而表现一般的是极少数，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人。
文件规定，摘掉帽子的人必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中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让各地各部门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确定哪些人可以摘帽。这次摘帽的比例是可以稍大于或稍少于百分之十。
曙光厂的右派分子总数整整五十人。按照文件规定的摘帽比例，应是五人，即便大于这个比例也多不了一两个。这让邹晓风、李宪平私下都感到有些为难。李宪平主张至少报八个，说能批几个是几个。邹晓风认为报多了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弄不好会让推倒重新审查报批，他主张最多不能超过七人，比例是百分之十四，接近中央文件精神。
第二次开会即是排队审议摘帽的人选，这个会开了足足四个小时，才初步确定了七个可以摘掉帽子的人选。
第一个被通过的是厂里土成土长的右派分子达进士，审议他时全体支委一致通过。论表现，达进士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他的工作精神有目共睹，这么多年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年到头连病假也不休一天。更重要的一点是全心里有数，知道如不是当初“反右”有名额限制，他这个右派八成当不上。如同当初戴这顶帽子是“名额”的因素被全票通过一样；如今他摘这顶帽子则是同情因素起了作用，再次被全票通过。
其余的六人是石国栋、宋辉、王玉蓉、范建国、霍希古、史丽云。审议到范建国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谷玉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范建国说过对除四害不满的怪话，还动手打过人，违犯过厂纪。说第一次摘帽子不应考虑这种人。
后来是李宪平据理力争，例举了范建国在制材车间期间搞技改的一些成果，又用孙长喜说过的话，对范建国调到机修车间后的表现及在研制新产品有关设备起的作用讲得有根有据，驳得谷玉森没有话说，在其他支委纷纷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同意上报，但他保留意见。
李宪平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反右倾”的会上谷玉森笑眯眯地当众对他发难，又抓辨子，又扣帽子，他如当场反驳，会显得他气量狭小没有风度，弄得他有话不好说，有气只能忍着。如不是其他支委仗义执言，为他争辨，说不准会是个什么结果。而这个会上情况则不同，他李宪平是为别人据理力争，也是为了公正。为了公正，他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况且他也是有备而来。会前，他就想到了，谷玉森不会轻易放过范建国，他特意找过一次孙长喜，请老孙介绍了一下范建国的情况。李宪平清楚得很，谷玉森之所以盯住范建国不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欣赏范建国，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原故使一个年轻人丧失重归革命队伍的机会太不公正，也使自己欠下别人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为这，他绝不放弃，也不会退缩。他深知谷玉森为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
审议到史丽云时，谷玉森第一个发言同意为其摘帽，他例举了史丽云在大炼钢铁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厂里宣传工作中的突出作用，并借陈爱兰的话对其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而在评议同样在大炼钢铁中有积极表现的何小波时，他却吸起了烟一声不吭，支委挨个表决时，他执的是暂不考虑摘帽的态度。
史丽云与何小波相比是显稍好一些，但如若与石国栋、王玉蓉等人相比，论工作中的贡献显然不如这些人，但厂里的宣传工作自从有了她的参与，也确实增色不小，加之邹晓风表态支持谷玉森的意见，最后还是将她列入了可以摘帽的名单中。但按顺序，史丽云排在最后一个。范建国则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的指示精神，对曙光厂的几十位年轻的右派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一福音来得是如此突然，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幸福的感觉如在梦中。人人盼望着幸运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为是要给部分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摘帽，这部分是多大的比例虽无从知晓，但足以使他们人人看到了希望，既便一些早已悲观，对能搭上首列幸运之舟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也从中看到了一缕曙光，觉得又有了盼头。
国庆前，厂里右面分子最后一次的学习会，几乎变成了摘帽的“猜迷会”，大家相互猜测第一批摘帽的人中会有谁；猜测摘掉帽子的比例能有多大。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够格，但自己又不好意思说，便猜测别人，你猜别人会摘帽自然让人家听了高兴，别人也会猜你，相互恭维，投桃报李，先搞了一阵子精神会餐。在那么多次的学习当中，唯独这次学习人人喜气洋洋的。
被人猜测最多的人是石国栋，道理很简单，他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头，肯定深受厂领导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这次新产品顺利投产他又表现突出，少了谁也少了他。谁都说他最有希望，石国栋当然自己也这么想，甚至他还联想到，摘掉了帽子，会不会也恢复他的党藉？但想归想，心还是悬着的，谁知厂里的领导究竟会怎么看他？别人猜他，他却不猜别人，一个也不猜，不知为什么，他隐隐感到这次被摘帽的比例不会很大，也许只是象征性的。
至于对这次可能有多少人被摘帽？表现最乐观的是霍希古，他说不会少于三分之一。更多的人倾向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将被摘帽。也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参加猜测，达进士是其中的一个。谁要是猜到他的头上，他只会傻乐，顶多说声，“谢谢”或“借您的吉言”的客气话。这里的人属他岁数最大，也属他想得最开，他觉得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的事，胡思乱想没有用。
范建国的心里跟长了草似的，这多少自然也与面临的有关摘帽精神有关，但真正令他心神不宁的是史丽云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史丽云已几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邀请。国庆休息三天，她同样拒绝同他出去。她的理由总是那么牵强，让他琢磨不透。连这次右派摘帽的好事，也成了节日不出来的理由，她说，这种日子口还是少出来的好。至于为什么少出来好，她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在这之前，史丽云可不是这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陪他待上一天，分手时依依不舍。颐和园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陪她几乎画遍了那里的景点。
范建国断定有变，否则史丽云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态度生变，他说不清，因为事先一点先兆也没有，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迹象表明史丽云又有了新的追求者，最大的可能是她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同类大都处于兴奋与不安之中，想的是自己能否优先摘帽。他却整天神不守舍，丢了魂儿似的，别人跟他说话要上前拍他的肩，否则说什么他也没听见。那天王河来机修车间借机油，本想找他说说话，见他正忙便冲他挥了挥手，又用手指了指头顶，咧嘴笑笑走了。王河的意思在场的人全明白了，唯独范建国望着他的背影发了半天呆，还自言自语嘟嚷了一句，“什么意思？”直到霍希古将意思点破，“人家是说你快摘帽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建国的变化没引进谁的注意，他周围的人没几个顾得上留意别人。
为吃好国庆节前的这顿会餐，机修车间做了精心的准备，统管这次会餐的是杜新生和霍希古，老孙说怎么吃全凭你们俩调度。二人一商量，全车间每人凑了五毛钱，又买了三瓶白酒和下酒的菜，杜新生还由家带来了不少煮好的毛豆。当天上午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打扫卫生，将三个工作台案收拾干净准备当饭桌用。全部餐票都聚在了一起，分成了六份，食堂公布的六种甲菜全要，但数量各不相同。分配六个人负责排队买甲菜，两个人负责买主食，八个人一人手里一个脸盆。脸盆是住厂的人提供的，早早就洗干净了。酒杯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虽然什么样的都有，但总比端着饭碗喝酒强。
由于两位调度指挥有方，在食堂里还排着长队的时候，孙长喜这边的人已端起了酒杯。茅台酒浓浓的醇香增添了人们的雅兴，不少人是第一次喝茅台，端起杯子舍不得喝，放在鼻子下面眯起眼睛闻了又闻。两瓶茅台酒正好每人分上一杯。有人主张先喝别的酒，后喝茅台。几个会喝酒的不同意，说先喝好的才能喝出味儿来，放在最后喝茅台酒就成一毛一了。“一毛一”是当时的一种散白酒，是最次的粮食酒。
王玉蓉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想将自己的那杯茅台让给石国栋，不料被杜新生发现了，一把拦住说，不行，不行，不会喝慢慢喝，这是孙师傅的心意，谁都要喝了。一旁的小陶也劝王玉蓉把酒喝了。陶艳芬天生有酒量，有些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没喝酒的只有金玲，她凭票打回的清真菜自己吃，为了与大家凑热闹就以茶代酒。杜新生跟金玲碰杯时逗她说，我替王河兄弟敬你一杯，祝你们的斗争最终大获全胜，让大伙早些喝上你们的喜酒！结果弄得金玲一个大红脸不知说什么是好，不想提的烦心事偏偏被人当众提了起出来，人家又是好心。
善解人意的小陶赶紧上前与杜新生碰杯，说要敬大师哥一杯，才把话叉开了。
石国栋带头起身敬了老孙一杯酒，颇善辞令的石国栋祝酒的话说得极其简单，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声“一切尽在此杯中，谢谢啦！”便一饮而尽。宋辉，霍希古，范建国等人也随之效仿，纷纷起身敬酒，话都不多，但表情都十分凝重。于不幸之中，他们又庆幸自己能遇到了这样的好领导，好长辈。
孙长喜也回敬了大家一杯，他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又语带双关地说：“我衷心祝你们大家都榜上有名！”说完把酒干了，说得大家会心地大笑。气氛变得热烈起来，会喝几杯的相互开始敬酒，有的与人较起了劲。
霍希古喝得兴起，掏出口琴吹了一曲“一条大河”，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不甘落后的杜新生取出自己的笛子吹了一曲民间小调，也赢得了一片掌声。
谁也没料到，范建国会喝醉了。从一声不吭闷头喝酒，到主动找别人碰杯，很快就露出了醉意，开始说起了醉话。他时而冲人傻笑，时而又会拍拍人家的肩说：“摘掉头上的帽子有什么好处？到了冬天人会冷的……”人们想笑也不敢笑。老孙叫人给他沏了一杯酽茶让他醒酒。
人们以为他没事的时候，范建国却一把抓住了电工小陶的胳膊，用很伤心的语调说：“你怎么跟我变心了？你就是摘不了帽子我也不会在意的……”
吓得小陶动也不敢动，笑也不敢笑。
在场的只有石国栋和王玉蓉等少数人能听懂范建国说的什么意思。石国栋怕他说出更令人难堪的话来，忙叫过宋辉，两人齐心协力将范建国架回了宿舍，将他一放上床他便鼾声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