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材车间的一号锯与二号锯正在打镭台，一上了班，除了换锯条的空闲能抽几口烟，喝点儿水，锯手与搬运工都如同上满弦的发条，连喘口气放个屁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人们格外珍惜中午的休息时间，草草吃过饭就聚在一起下棋侃大山，休息室里热闹得很。
王河没精打彩靠在角落里眯着眼想着心事，往日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金玲她妈又来厂里闹的事他很快知道了，这事闹得他心烦。在家里，弟兄五个他是老大，父母早就惦记抱孙子呢，不想他这打上了持久战。
路富友凑了过来，紧挨着他坐下说，你要听我的，孩子都能下地满世界跑了！搞对象哪有一耗两三年的？说完又坏笑着小声说，现在听我的也不晚，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我就不信她妈能把你吃了。
全福不知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接着他的话茬说，这事要办就抓紧，别到时候真吹了，鸡飞蛋打！俩人都不小了，都急。
路富友冲着他压低了声量骂道，你小子说话是他妈的丧，你以为人家小金像你们家的那位一样，是个公儿一摇尾巴就跟人家跑！你小子要真想帮忙，把你们家的房滕出了半天比什么都强！
全福说，借房那不成问题。就是我们那个院太杂，十六家，光孩子就好几十，要是大礼拜天进去一男一女关上门挂上窗帘不出来，非排队爬窗跟儿看电影不可。说着他用手点着路富友的鼻尖说，要是你小子能不论秧子，看电影的再多也照旧能把事办了，王河这样的薄脸皮恐怕不行，他道儿不熟啊！除非哪天你们两口子教他一次……
路富友听了骂了他几句脏话。
王河被他俩说得哭笑不得，一看快响上班铃了，起身奔了车间做准备工作去了。在这个厂里，他是班长里边最年轻的一个。他年纪虽不大，工龄却不短，解放前由于家里穷，他小学毕业后便开始干小工挣钱，为煤厂推过煤，在火车站当过壮工，四年前他进了曙光厂才成为正式工。他格外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处处干在前面，当上班长后更是努力工作了。当初金玲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每次去锉锯房换锯条的都是他，锯条上有了什么毛病总是交待得一清二楚。年纪不大，责任心却极强，她觉得嫁给这样的小伙子可以放心。
锯圆木的锯台如同小火车的站台，宽十米，长二十多米的大棚下面铺有轨道，搬运工将圆木推上跑车卡牢，车上的摇尺工将尺寸对好，机手握紧操纵杆将圆木送进飞旋的锯口。行进速度要根据圆木的木质软硬而定，或急、或慢。但回车的速度肯定是带着风急退回锔口处。坐在跑车上的摇尺工都愿意享受倒车的一瞬间，尤其是在夏季。锯圆木用的带子锯是用几十米长的锯条焊成的一个大圈，用上个把钟头就要到锉锯房换上新锉过的锯条。
范建国来了之后，换锯条的活就落在他的头上。而锯台上的其他人则抓紧这个空闲扎到休息室去抽几口烟、喝口茶、聊上一阵大天。
头批被曙光木材厂接收的这十二个右派，被分到大锯台的只有范建国一人。这是由于他那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在一帮文弱书生当中格外扎眼，使前去挑人的班长王河一眼相中了他，点名“要那个大个儿”。就这么，在班里“大个儿”成了他的官名叫开了。时间一长，范建国渐渐喜欢上了自己的新名，至少他感到这里的工人并没有歧视他的意思。不像在研究所，周围的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
头一天下来，王河拍着他的肩说，大个儿干得不错，只要肯卖力气就行。以后留点儿心，学会使巧劲，别净傻跟那些圆木较劲。见他没吭声又说，别整天愁眉苦脸的，犯了错误改了就行。谁不犯个错儿！
当王河得知他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三十六斤时说，这怎么行？明儿我就去找头儿们反映，给你长粮食，每月六十斤的定量不能少了。这么重的活儿三十六斤哪儿够塞牙缝的。王河说过没多久，他真的长到了六十斤的定量。
在范建国的眼里，这位班长是那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虽然年龄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却显得比自己老成得多。王河上学虽不多，但一肚子的故事，什么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朱元璋乱杀功臣，又什么乾隆爷几下江南……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班里常有人爱说些上不了台面的荤段子，但自从范建国来了之后，再有人讲荤的，他就会说，人家大个儿可是文化人，别让人家笑话。就是有人非要讲，也含蓄了许多。
换锯条要用头顶着那大锯走上一段路，时间一长，王河就冲人扯着嗓门嚷，别让人家大个儿一人包了！也换个喘气的。哪儿写着归人家一人包啦？
但一有人抢着要干，范建国就会说：“还是让我来吧，我又不会抽烟。”容不得你不让给他。在大学他就是篮球场上的主力，别人眼里的重活，他干着并不感到吃力。
其实，他自愿包下换锯条的活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锉锯房那里有报纸可看。因锉锯工陈爱兰兼着厂里的广播员，她那里订了四五种报纸。他留意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有关对右派分子处理的一些报道。对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他也非常感兴趣，留意又上映了什么新电影，苏联的什么艺术团体又来华演出的新闻。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不讨厌他。
董师傅是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老工人，什么时候见他进门都会热情地招呼他歇会儿。陈爱兰则会抓紧时间向他请教一些难懂的问题，什么苏联卫星怎么才能不落下来，苏联会不会帮助中国发射卫星……有时还要请他对一些广播稿提提意见，对他总是张口闭口的“大学生”，那态度就如同是称呼师长。
起初，陈爱兰对范建国可不是这个态度。她对这个整天拉着脸的大个子没有一点好感。他来换锯条总要抄报纸看上几眼，而且从不征求主人的同意。陈爱兰有意将她写的东西压在报纸上，可他仍不管不顾。一次竟指点着一篇广播稿说，“这上面有两个字写错了。”陈爱兰听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也没有理会。仍埋头看他的报纸。一次他来换锯条时，正赶上锉锯机不转了，董师傅又不在，急得陈爱兰找不出毛病。范建国不言不语走上前，抄起扳子紧了紧马达的皮带说，“开吧，没事了。”陈爱兰一按电钮，机器果然又转起来。她第一次对这个大个子右派有了笑脸。后来，她得知正是范建国的一个建议使制材的质量和速度都提高了不少才彻底转变了对他的态度。
右派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始终搞不太清楚。只知道这类人大部分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里面很少谈论这种话题。她的那点有关右派方面的知识全是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这类的广播稿她没写过，需要广播时也是念报纸上文章。但厂里“土生土长”的右派是什么模样她是清楚的，财务股的“大近视”谁不清楚！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对她这样的小青年也张口您闭口您的，反右中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说他攻击过社会主义，他那样的人会有攻击社会主义的胆量？这种问题她想不明白，也不愿费这个脑筋。可是自从来了范建国，右派就逐渐成了她心中的谜。
范建国顶着锯条猫腰进门时，陈爱兰刚刚写完一篇声讨麻雀的广播稿。一想到自己不慎将范建国有关麻雀的议论捅给了厂领导，陈爱兰心里充满了内疚之情。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范建国和以往一样，放下锯条便抄起了报纸。与以前所不同的是，他现在能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坐下专心看他的报纸。他只有一支烟的工夫。
“上面有什么新闻能这么吸引你？”陈爱兰主动和他搭话。董师傅去医务室了，屋里只有她和范建国。
“我是随便看看。”范建国没有抬头。
“我、我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的，是我无意说走了嘴……”陈爱兰鼓起勇气将头天中午的事说了出来。她觉得还是告诉他好些，否则领导找他谈话他没有一点底。她思量再三，觉得还是说出来心里轻松。
范建国抬头望着她，那是一张充满歉意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似含着泪水，像一个做错事的学生在等待师长的惩罚。他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没什么。不会因为这几句话怎么样的。再说我只是随便说说的，确实不见的对。”
“真的对不起你。”陈爱兰喃喃地说。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范建国笑呵呵地顶上新锉好的锯条出了门。
尽管范建国知道他那些为麻雀喊冤的话还不至于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也知道难免不被人小题大作批上一通的。与他接触过几次的厂长李宪平虽然是个有些水平的领导，但其他领导就难说了。总之挨批的准备是要有的。他后悔不该乱发那番议论，怪自己好为人师。但说不清为什么，内心之中又有几许满足，陈爱兰那满含歉意的眼神挥之不去，里边似乎有他难以看清的东西。使他能看清的是她的单纯和善良。
自从他被打入另册，和他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便与之分了手。从此，他开始变得有些鄙视异性，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但在陈爱兰的身上，他却看到了女人更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善良。虽然她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远远比不上他女友的学识和风度，但她的心清澈见底。陈爱兰算不上很漂亮，但却能令人信赖，待人真诚。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使他懂得了真诚的价值，善良的宝贵。
范建国一人上好了锯条，锯台上仍空无一人。他正站在那里发呆，被人喊进了休息室。
小屋内烟雾腾腾，人们七嘴八舌正在议论后天的大行动。刚刚开会回来的班长王河冲他嚷道：“我说大个儿，后天的事你可要露一手。到时候咱们班至少要交上一百只死麻雀，你点子多，看有没有什么好招？”
范建国为难地抓了抓头皮，又摇了摇头。
“会不会做弹弓子？”王河问。
范建国点了点头。
“这就行。抓紧时间做几个。”王河说着又冲大伙儿说，“不会玩弹弓的就上树掏，不会上树的准备竹杆子绑上红布轰，不能让它们落脚，累也要把它们累死！”他扬了扬手里刚发下来的材料说，“下班开会时我再详细传达。这轰、打、毒、掏，里边的学问不小，让我背可背不下来。现在先干活去！有一条我可要提醒大家，后天一早五点钟以前到厂集合，别睡懒觉把正事忘了！”
爱说脏话的路富友含着坏笑接话说，哥儿几个，把该办的正事今晚都提前办了，别让班长到时候着急。全福后天是不是带着你媳妇一块来？她平日里“掏家雀儿”可是一绝，这时候还不让你媳妇露一手！
一番话引得众人大笑。全福回敬了几句脏话，有些不大情愿地说，五点钟天可没大亮呢！这黑灯瞎火的登高上房，摔个胳膊断腿折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真要小心点儿。
路富友听了骂道，你小子真他妈的一个丧喇叭！你盼点儿好行不？回头别人都没事，就让你小子把雀儿子摔掉了，让你媳妇急死！
两人对着说开了脏话，逗得人们一通笑。王河轰着大伙儿出了休息室。
闹钟出了毛病，范建国被操场传来的鼓声惊醒时，离集合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他拉开灯一阵忙乱，冲着仍在蒙头大睡的孙广财喊了两声。昨晚上这家伙又喝醉了酒。
孙广财不情愿地掀开被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老大的不高兴。他是厂里的车把式，整天赶着一辆驴车在厂内来来往往地运送木材，养成了驴一般的脾气。因他生得黑，心也黑，背后人们全叫他“黑驴”。这间宿舍原来住着四个人，那两个因受不了他的气挤到别屋住去了，只剩下了范建国。孙广财怕全走了没人打水，生炉子，对范建国的态度才收敛了一些。这小子未成年时就因强奸幼女被劳教了三年，解除劳教后在家闲逛了两年，头年才托关系进了这个厂。
孙广财骂了几句又钻进了被窝，他冲着要出门的范建国说，见了我们头儿郭胖子给我请个假，就说我肚子疼，得多睡会儿。说完又蒙头睡去。
范建国带上头天准备的竹杆，弹弓子赶到操场时，那里早已黑压压挤满了人。无数的竹杆上绑着各色的布条在空中晃动，远远望去就像送葬的灵幡在晃动。不少住厂的职工手里拿的是脸盆和自制的鼓槌。担当主力的是一面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鼓，几个性急的鼓手时而轻轻敲打几下，那鼓声在黎明中透着清脆。因天色尚早，这鼓声似乎并没吵了鸟儿们的好觉，大限将至，鸟儿们仍浑浑噩噩，还在甜睡。
清晨五时整，广播电台里传出了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发布的动员令，全市三百万军民齐参战的麻雀剿灭战终于开始了。
早已等急的鼓手们开始擂鼓助战，十几个脸盆也跟着“乒乒乓乓”乱响一气，震天的鼓声与远处传来的鼓乐，鞭炮和人们的呐喊声连成了一片，如排山倒海之势。厂长李宪平扯着嗓门喊了几声，“大家要注意安全！”但很快就被震耳的鼓声淹没了。
曙光厂内的树不多，王河的这个班组没有轮到上树掏鸟窝的份。上边发下来的毒饵因数量太少，也没分到他这个班。好在二号锯台的天棚下边有两个鸟窝，王河亲自带人上去掏了，一举摔死了八只麻雀。天还没亮，麻雀还在窝里，手电筒一照，手一伸就抓到了手里，除了惊飞了一只，其余的全被剪掉了翅膀摔死在地上。王河小时候就掏过鸟窝，有这个经验，几分钟就解决了。
王河让范建国带着两个新来的人上了车间的天棚。他紧督着其余的人分别占领了他们车间管片内的几个制高点后，自己则带着路富友到锯台远处的旮旯去下毒饵。路富友是趁乱偷了两小包毒饵，喜得王河像得了宝，他天性争强好胜，事事不想落在别人后面。他知道上面是要统计战果的。
东方的天际已开始放明，只是由于云层太厚，天明来得过于迟疑。
范建国登上了棚顶，做了几个深呼吸又小心翼翼地活动了几下腰腿。他没有理会那两个陌生的同伴，那两个也没有主动与他搭话的意思，一人举着一根绑着布招子的竹杆远远站在一边，范建国看不清他们的脸，远远看上去就如同是两尊苏武牧羊的石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脚踏在瓦上“吱吱呀呀”作响，使人心悸。又兼棚顶上带有明显的坡度，人站在上边不动也会有几分胆怯。
范建国闹不清他们的身份，但细细品味着王河刚才交待的口气，分明是让那两个人听他的指挥。他还会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以此推测那两个人的身份肯定高不了。那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分明象个学生，宽大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滑稽。那个年岁大些的一看就是知识分子，那人像有满腹的心事，并不时地偷着朝他这边打量。
曙光木材厂占地很大，但建筑物却不多，更没有高大的建筑。东边挨着铁道的是材料场，那里堆积着一堆堆小山似的圆木。厂的西边是两个生产车间，除了生产可拆卸的活动房，便是为水泵厂加工的外包装。南边便是两台加工圆木的制材车间，对面则是食堂和那一排办公用房。几排职工宿舍在厂内的东北角。厂里的职工大半是一工一农的结构，家属在农村的居多，平日住厂的不少。
厂的西邻是铝制品加工厂，整日“叮当，叮当”的冲床声。东边隔着铁道的是个建材仓库，堆积的是些水泥制品，整日里有车辆出出进进。厂的后边便是大片的农田，据说还是个比较富的生产队。厂门的前面是一条引水渠，水面很宽，水流很急。过了桥便是公路。跑这趟线的郊区车特为这两个厂设了一个站，站名就叫曙光厂。
天已亮了半边天，但注定是阴天，没有一丝阳光能挤出那厚厚的云层。这或许是天公对难以数计的小生灵面临的灭顶之灾仅能表达的一点点哀思。
锣鼓声下人们的呐喊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惊恐的鸟儿开始四下乱窜，无处落脚。远处的庄稼地里除了有社员们在摇旗呐喊，地里还树起了无数的稻草人，大概鸟儿们在此时此刻才知道将面临灭顶之灾，没命地到处乱窜一气。厂内有数的几条电线上成了鸟儿能落脚喘气的地方，但很快就被气枪，弹弓击落了几只，吓得又奔命去了。
有一两粒雨点落在了范建国的脸上，更激起了他内心的感慨，他觉得天公为这些小生灵表达不平的方式是那样的无力，为什么不来一场倾盆大雨呢？他虽然深知即使下一场大雨也无法改变鸟儿灭门九族的命运，还是企盼着能有一场大雨快些到来，哪怕那只是天公大哭一场也好。
“大个儿，别净站在上边瞎喊！弹弓子呢？”王河在下面冲范建国吼起来，又指了指离他不远的电线上的麻雀。显然他是有些不大满意。
范建国的弹弓很快惊飞了那只鸟。
此时，从厂办公室的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随之便是人们的欢呼喝彩声。那枪声在阴霾的空中是那样的刺耳，久久在耳边回荡。
“现在广播一号战报，现在广播一号战报……”大喇叭里的广播将嘈杂之声压了下来，接着便是女广播员激动人心的语调，“经过全厂职工近一个小时的奋战，全厂捕灭的麻雀总数已超过二百只！厂长李宪平同志不愧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神枪手，刚刚用七发子弹击落了空中五只正在逃窜的麻雀，极大的激发了全厂职工的斗志！……”
范建国听得出来，那是陈爱兰的声音。令他想不到的是李宪平能有这样的好枪法。他随之由那些麻雀的命运又想到了自己，他那些为麻雀叫冤的言论已传到了厂领导的耳朵里，李宪平已提到要找他。虽然他对这位厂长的印象不错，但挨批怕是躲不过的。不由他有些后悔，不该对陈爱兰乱发议论，一激动就忘了厉害，忘掉了惨痛的教训。
“师傅，咱们要在这上面吆喝到什么时候？”那个年岁大些的主动凑过来与范建国搭话。
范建国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那是一张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那神情也是那个群体所特有的，谦恭中暗含着清高，困惑中潜藏着无奈。
“您贵姓？您是新调来的？”范建国没有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是急于想印证自己的猜测。
“免贵，我姓石，石国栋。昨天下午报的到，从机械学院来。政治上，犯、犯错误啦……”石国栋口吃起来，大概是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的身份。
“这么说咱们是同类？”范建国握住了对方的手，但随之很快又松开了，他意识到两个人此时高高在上，下面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在仰着头搜索敌情，如意外发现两个老右在众目睽睽之下热烈相聚，哪还得了！
“你也是老右？”石国栋的惊奇远在对方之上。当看到对方点头之后，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他转身用力摇晃着手里的竹杆，又学着吆喝了几声，才问道：“哪个学校的？”
“建筑工程学院五六届的毕业生，分配到研究所不到一年就赶上运动了。所长家里的鸡窝盖的满够水平，用的是公家的材料。所里的群众有意见，就有几个人联名写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字报。我自告奋勇配了一幅漫画，一首诗，满以为这是帮领导整风，不想成了向党进攻，成了老右，连党籍都丢了……”范建国说着自己的经历很是伤感。
“你也是党员？”
“在大学里入的党。”
“还不知你怎么称呼呢？”
“范建国。惭愧得很，与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本家。”范建国苦笑着自嘲道，“当初起这个名子也有学先人的意思。”
“你这个名字好熟啊！”石国栋拍了拍脑门突然叫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些年报上介绍过的那个孤儿院里出来的大学生吧？对了，是你！”
范建国含笑点了点头。他找了个干净些的地方坐下来。手里仍不住摇晃着那绑着破布条的竹杆。许是突然被人提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令他的心中如同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腿肚子也一阵发软。他真想大哭一场，眼泪已含在了眼圈里，但他还是强忍住了。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触到了别人的痛处，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学着范建国的样子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相反的方向坐下来，有气无力地晃动着手里的布招子。其实，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沉重。
“一九四四年你多大？”石国栋的头微微扭过来问道。
“还不满十岁。”
“就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北平的地下党。”石国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说，“我说这个丝毫没有向你摆老资格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全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是一心要跟党走的。但做父母的也有打错自己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总会盼到那一天的。”石国栋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描述他说的那一天准确的含义，但他始终坚信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尽管他怀疑对方说的不全是真心话，但听了石国栋的劝慰和自述，范建国的心情还是豁然开朗了许多，并开始对石国栋怀着几许敬意，盼望着今后他能和自己分在一起，他最怕的是孤独。他指着站在远处的“眼镜”问道：“你们俩全分到制材车间了？他那种身子骨在这干可够呛！”
石国栋告诉他，小个子叫何小波，是钢院大三的学生。至于是不是明确分在了这个车间，他也不太清楚。
何小波显然不爱说话，更没有主动接近谁的意思。他始终远远地一个人站在那里，双手握住竹杆在胸前不紧不慢地晃动，身子也随之有节奏的摆动着，就像个机器人。从登上了屋顶也没听到他吆喝过一声，如同个哑巴。宽大的工作服从他的背后看就像披着一个深蓝色的面口袋。
云层很厚，大半是那种乌黑的云，将苍穹勾画得象一张欲哭无泪的鬼脸，望着那些无助的小生灵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乱飞乱窜。
先是那些学飞不久的幼鸟从空中不断地落下来，每一只累死的麻雀掉下来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人们的吆喝也由此变得更加起劲，将手中的布招子晃动得频率又加快了一些，锣鼓之声也更加震耳欲聋。
广播喇叭里在播放第二号战报，全厂歼灭的麻雀已突破四百只。并为此算了一笔经济账，说按一只麻雀每月要吃二两谷物计算，消灭四百只麻雀一年至少可以使国家少损失一千多斤粮食。广播员最后以激动人心的语调发问道：“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全国六亿人民齐心协力围歼，节省下的粮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辉煌的数字！”许是由于激动，广播员的声音已有些嘶哑。
“这又是一本糊涂账！”范建国忿忿地说。他头一次对那熟悉的女中音产生了反感，“怎么不算算四百只麻雀一年能吃多少害虫，那些虫子又能祸害多少粮食啊！”他说完扭过头望望石国栋，许是希望引起共呜。大概因为面对的是同类，一激动使他的胆子又变大了许多。
石国栋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双手机械地晃动着布招。他脸上看似毫无表情，实则是将引发的共鸣强压了下去，是将不吐不快的那些议论没出口就嚼碎了生咽了回去，新到了一个地方他更要谨慎一些。
有关麻雀的话题如让他说，会比范建国说得更有根有据。他的姐姐是搞生物的，一年前他就从姐姐拿回的学报上看到有关麻雀的各种争议，并知道一位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郑作新院士和他的学生们曾大胆为麻雀辩护。郑院士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河北的农村地区，采集了八百多只麻雀的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结论是麻雀不是害鸟，不能捕灭。后来这篇论文还发表在权威性的报纸上，但这声音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后一种声音发自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还会有错吗？这是石国栋经常暗自发问的一个问题。包括他自己由一个始终忠于党的儿子突然变成异类，尽管他对自己是属于挨错了打的孩子坚信不疑，但对自己是否还会有个明朗的未来却常常将信将疑。其实他并不想用那种自己都将信将疑的话来安慰与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但他除此之外又实难找出更合适的话来。
此时他对范建国的话装耷作哑，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太好冲动，如对他发表与之相同的看法，等于是往他的枪里装药，什么时候捅出去又是个麻烦。况且大势已定，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麻雀的命运，又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范建国见对方对他的话不理不睬，料定是戒心很重，便不再说什么。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比麻雀强不了多少，不由对自己空发的那番议论又觉得可笑得很。麻雀虽遭灭顶之灾，但还有一双翅膀，尚有一丝逃生的机会。即便被捉，死的倒也干脆。而自己呢，从被圈入那特定的指标那天起，自己便不再是自己，一切身不由已，仿佛被困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
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让他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说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罪名和帽子都大得吓人，似乎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拼命地抗争，为自己的那幅漫画辩解，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连自己也记不清的话辩解，但一切徒劳，所有辩解却成为他态度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说自己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会反党？自己在外国教会的孤儿院虽然能上学，但晚上要当童工，要干到很晚，却拿不到工钱。是解放了才使他能读完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报恩还报不过来怎么会反党！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这番话反使人家找到了他反党的依据，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还能培养出好苗子来？斗争会反而更激烈了。这也使他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他为自己争辩得也更加激烈了。
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位将自家的鸡窝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盖得像一座微型宫殿的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是谈谈心。领导的态度和蔼可亲，说谁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说你还年轻，将来所里的发展靠谁？当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大家几个晚上不休息帮你挖根源是为谁？还不是为了使你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说深挖一挖嘛，早认识了早一些取得群众的谅解又有什么不好？你还是党的人嘛！
领导的态度使他流了泪，觉得对不起人的该是他自己。人家革命了十几年，盖了一座鸡窝又能算什么？又能占公家多大的便宜！自己真的是小题大做了。再一想到是自己使那么多的人要陪着他挑灯夜战，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神，更是过意不去了。为了使自己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早日取得群众的谅解，不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力劳神，他决定深挖。哪怕是违心的，也不能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劳神了。
第一次深挖思想根源的检查交上去，他受到了表扬，说有一点进步，但挖得还不够深刻。说受帝国主义反动教会的影响一定要从思想深处挖。
为了过关，第二份深挖的检查他违心地写上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将自己过去憎恶的，囚徒一般的教会学校的生活描述成令他留恋的天堂，又硬是从靠政府助学金走过的高中，大学的幸福历程找出了几处不满的地方，为自己攻击领导找出了最有力的注解，也深挖出了埋在自己思想深处的阶级根源。他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自圆其说，才能令人相信。
那位领导对他的这份检查终于满意地笑了，说认识了就好嘛。领导的话说得很轻松，他只是觉得领导脸上的笑有些怪异，令他头皮有些发麻。
尽管如此，那天他从领导那里回来，还是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确实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没了令他生畏的批斗会，再没人逼他写检查，当然也没什么人理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等待着什么，等待着领导许诺的“群众的谅解。”只有他的女友得知后，埋怨他不该违心地乱说一气。
他忘不了那个阴雨的下午，所里在礼堂召开大会。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主席台上方挂着的那幅醒目的会标，“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反党罪行大会。”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一进门就被人指定坐到了最前排，两位反右斗争的骨干分子一边一个分坐在了他的左右。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那天领导的笑脸，那带着怪异微笑的笑脸。他知道后悔已经晚了，只能听天由命。
这不祥之兆几分钟后就得到验证，领导公布的被定右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三位，位居一大串右派分子的前列。那天到底有多少人被定右他至今不清楚，他只记得自己名列第三位，他从听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刹那间就蒙了，如当头挨了一闷棍，眼前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被人推上台的，也听不清上台发言的人都声讨了些什么。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直到他听到那位所领导在总结发言中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真的完了。
“范建国是何许人呀？绝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的那样，是个什么苦水里长大，是解放才使之获得新生的青年！只要看一看他亲笔写下的检查就清楚了，他是靠帝国主义的乳汁喂养起来的黑苗子，对帝国主义是感恩不尽的！是从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苗子！”那位慷慨激昂的领导不时地晃动着范建国的检查，仿佛那就是他的罪证。
他当时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编织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鬼话呢？他想大声喊叫是受了那位领导的骗，但人家领导做工作的时候并没让他编瞎话呀！他后悔为时已晚，只能怪自己太年轻无知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有，他宁可用整个性命的代价也要去买。
他提出与女友分手，他不能牺牲别人的前程。他的女友刚刚入党不久，还在预备期没有转正。同他一个系统的女友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最清楚你是清白的。但女友的态度只坚持了不足一个月就必须在未婚夫与党籍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哭了一场最终分了手。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他们下来，上午的战斗胜利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