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到鄂尔多斯，那是1987年9月的事了。那一年，我们和国家民委文宣司共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组织人口十万以下二十二个少数民族文学笔会。笔会期间，带领这些作者来到鄂尔多斯观光采风，拜谒成陵。
当汽车（那时尚未通火车，更未通航）越过黄河南岸细长赤裸的库布齐沙漠后，便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九月的阳光依然强烈，炙烤得高原起伏的丘陵一片枯黄。这里那里的散落着一些柳树和杨树，树冠已染秋黄，没精打采地兀立于高原。在一些沟壑边缘，看得出一些被顽强开垦的耕地，长着稀疏的荞麦已经成熟。一些裹着头巾的农妇跪在地里正在拔着荞麦。大概这就是收割。我从车窗默默望着这一切，心里不免一阵阵酸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乐府民歌——我国最早的译诗，在我心底低回。然而眼前满目苍凉，“风吹草低”的风景不再。看来，在干旱缺水的草原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牧业的过度放牧是导致脆弱的生态链受到破坏的直接诱因，也是让一方农牧民贫穷的根源。但是，在当时这一点还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而在我的心中却牢牢记住了是年九月的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幕。也从此多了一份对这一方神圣土地的牵挂。
1989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保加利亚，在中部城市普罗夫迪夫遇到一位曾经在五十年代到过中国的历史学家，在与他聊起普罗夫迪夫街头的酸奶店（АИран Хана）、布扎店（Боза Хана——发酵小米粥店）称谓及那些大小博物馆中展示的冬不拉（Домбура）的词源、词根时，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们的先祖不里耳人就来自中国的鄂尔多斯高原。在公元六世纪时，汗·阿斯帕罗赫（Хан Аспарух）率领不里耳人自鄂尔多斯高原西迁。当越过伏尔加河，一支继续随着汗·阿斯帕罗赫南下，越过多瑙河、越过喀尔巴阡山来到保加利亚定居下来，信奉了东正教，成为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人。另一支溯伏尔加河北上，定居于现今俄罗斯喀山一带，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塔塔尔人。我们谈及的这些突厥——哈萨克语词源、词根和乐器，正是那时从鄂尔多斯高原一同带来的。他说，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想再去一次中国，到鄂尔多斯高原亲自考察一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我对鄂尔多斯高原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感情。鄂尔多斯是蒙古语“宫殿众多的地方”之意。而“鄂尔多”（Orda）——“宫殿”便是突厥语词根，属于突厥语族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迄今沿用。在一千多年前撰成的马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收有“鄂尔多”词条。蒙古语和突厥语、通古斯语同属阿勒泰语系，相互之间发生语言影响，借助词根，就像天空中交织的云彩，大地上流动的空气，吹拂的风，是常见的。
2008年9月，我们又一次来到鄂尔多斯高原，与鄂尔多斯市共同举办首届纪实文学节。在我的眼前展现的却是面貌全新的绿色鄂尔多斯。
飞机还在空中飞行，从舷窗望去，地面是一片绿色，我记忆中的褐色裸露的土地已不复存在。我感到惊奇，莫非是今年高原的雨量充沛，这里的植被怎么会这样的好？何况这已是九月，到了牧草该发黄的季节。我后来得知，除了今年雨水充足，这些年来，鄂尔多斯唱响了绿色主题，保护环境，保护绿色，成了这里人们的自觉行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牧还草，一系列的措施得当，绿色逐步覆盖了昔日褐色土地的裸表。于是呈现出让人称奇的绿色世界来。是的，鄂尔多斯的绿色不仅固沙治土、涵养水分，绿色也使天空变得更蓝、空气变得清新，绿色更给鄂尔多斯人带来一种心境、一种自信。
晚上，就在成陵景区的露天演出剧场，进行“第三届鄂尔多斯草原文化节暨首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纪实文学节”开幕式晚会现场直播。晚会的主题依然是绿色。在已经有了凉意的高原之夜，晚会场面却火热异常。舞台上为了绿色而纵歌，为了绿色而劲舞。那夜空中升起的一簇簇、一团团的焰火，绚烂夺目，让人忘却这里是鄂尔多斯高原。我们刚刚亲历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焰火，这里的焰火并不逊色。这样的晚会，这样的焰火，其实是在缩短首都与边疆的距离、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在丰富鄂尔多斯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鄂尔多斯人的文化自信心。当人们普遍富裕起来以后，能否培育出和具有文化自信力，这才会成为区域与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差距。我看到在举目凝望着满天灿烂焰火欢呼的鄂尔多斯人的目光中，闪烁着焰火般灿烂的一种释然和自信。也由此，被秋的凉意吹拂的鄂尔多斯绿色高原之夜，依然令人心头暖意融融。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