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肉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OK”。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人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妹妹，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
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